由于出口大幅下滑，世界銀行18日(周三)把對2009年中國經濟增長的預測從7.5%下調到6.5%。—-這樣的結果本在預料之中，只不過“高端專家”們很多時間僅依据官方公布的數据做為計算和推理的原始資料，無法了解和体驗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才在諸多中國問題上一再地“馬失前蹄”。
之前的“兩會”記者會上，溫總理第一次在公眾場合明确表示：今年經濟增長“保八”有難度，又加上一句，通過努力“有可能會實現”。—-种种跡象表明，溫總的“信心”也正隨着時間推移和問題的不斷顯現而逐漸減少。
更應說明的是，“中國式”的統計方法從來有別于世界主流標准，中國經濟只有增長率達到8%時才能滿足社會平衡發展的鋼性需要，即等同于“零標准”。現增長率已低于8%，其實已是中國經濟處于衰退的真實寫照。在“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只有貸款（投資）增加，但出入口急跌、消費增長都遠差過經濟預期。由于政府投資轉化為社會財富的效率天生偏低，內需不易啟動”。
關于“四万億經濟拉動方案”，其真實性和時效性已有專文表述(見：《溫總理已對中國經濟失去信心》)，此處只就投資的方向和效果進行比較探討。
文中關于本次投資的兩种方式，因其理念不同，過程不同，結果必然各异，最終的社會綜合效益則具天壤之別，前一种有利于政府及權貴精英集團，后一种有利于普通國人和社會的長治久安持續發展。
計划經濟的產物–政府主導下的“先投資、后消費”模式。
以政府“喜好”确定投資方向，進行有針對性的立項→注資→建設、目標到位→与項目相關者短期受益(就業及相關拉動)→投資拉動過程完成。隨着拉動效率的遞減，在增長期過后，必將需要重新開始下一輪的投資拉動(輸血過程)，如此往复……
從中國現有体制和行政固有思維看，本次仍傾向于“以政府為主導的先投資、后消費的投資拉動”模式。按官方說法，“政府為主導”是為了“提高投資效率”，只有這樣才能實現“效率最大化”。我們可以理解為從初期的資金籌措到中期的項目确立和資金發放，及后期的運行效率和資金安全監控，不論結果如何，政府必然會全程參与并掌控整個過程。
由此可見，所謂“政府主導模式”，主要內涵還是計划經濟的一套思路，這使投資的多數項目產權的“權貴屬性”保持不變，在當前和今后的國家事務中的絕對權威不受任何損傷，并還可能通過對過程的把握，進一步使畸形的“大政府小社會”狀態繼續得以加強，以維持短期的政治穩定，滿足得過且過的為政心態，對于現政府和利益集團有着不言而喻的天然优勢。
這种政府集權的強化，決不是如有官員放言“救經濟就是救國民(普通國民)”理念的真誠安排，對國家的民主法制建設和多數底層民眾來說敝大于利。
其實從紅朝建朝之始到現在的各個歷史時期一直慣用的集權式行政不難看出，這种自以為是的強勢領導往往帶給中國更多的是有意無意的決策失誤和后患無窮的天災人禍，至于說本次“前無古人”的大動作，在施政理念和社會監督制約体系依然如舊的情況下，如何能保證不重蹈盲目投資、貪污腐敗的复轍呢？
毫無疑問的是，集權式政体在社會資源的前期調配上，因其強勢，所以与民主式政体相較是非常“高率效”的。但這种“效率”卻是建立在非人性的基礎之上，是無視法制而衷情于權力甚至是強勢的暴力推行的結果。因不顧身陷其中者的利益損失、身心健康和人格尊嚴，所以難以得到廣大人群的理解和支持(應用宣傳引導或欺騙手法另議)，這种“效率”會隨着時間的推移而逐漸遞減，后期執行效率難以保證，呈虎頭蛇尾之狀，結果往往不了了之。—-這點正与民主体制完全相反。
市場經濟模式–社會主導下的“先消費、后拉動”模式。
根据中國內需不足的特點，可將全部拉動計划中的多數份額面向國民按人均直接發放現金或消費卷→終端消費，全民受益→由民間消費進行市場配置，拉動相關產業→一步到位完成從計划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化(自動造血)，形成良性循環。
近二、三年政府确實加強了對“民生”的投入，但因受一貫的施政理念所限，加之長期的歷史欠帳和對“民生”含義的不同理解，政府的种种政策付出顯得微不足道和杯水車薪，具体的落實多与“內需”的真正源頭—民間市場關聯度不大，民生到目前為止能感覺得到的實惠十分有限，國民所期望的改變依然難現，民生依然凋蔽，中國國富民窮的現狀并未改觀。
眾所周知，中國真正的經濟“內需”市場在民間，在于普通國人的直接消費，在于每一個人的自我主導，在于經濟活動的自由配置和多樣化，而不是計划經濟下的政府主導，即所謂強行的“代表”行為。經濟危机面前，政府雖再次提出重振“內需”的口號，但在制度層面保持不變的前提下，同樣難逃歷史窠臼，必然難以產生令人滿意的結果。
直接發放現金或消費卷，如其力度夠大時，等于是國有財產私有化，可達到經濟市場化的效果，實質已達中國改革的“深水區”。而經濟市場化，是經濟改革的最終追求，也是政治改革的基礎，不論有無經濟危机，也早就是中國的改革欠帳之一，危机的到來，使這個應有之義更具有了現實性和迫切性，成為“不得不為之”的當務之急了。
這如同中國所有難以深化的改革一樣，越是對多數普通國人有利的改革行為，越會不可避免地触及到 “精英階層”的既得利益，在短期內越是對精英階層無利，越是讓權貴精英們感到“為難”。其“難度”，已難以在現有各方利益皆無損傷的基礎之上達成基本的改革共識。但按照人類所有改革的慣例，應當是以“損富濟貧”的財富二次分配為基調，必然要損失一部份富人，得利大部份窮人。
但因為國家的話語權和行政權掌握在精英手中，他們可以用人民和國家的托辭找出無數個理由并制定無數的政策和法律，來為一己之私進行開脫，使多數美好的口號和愿望最終只能停留在務虛的層面難以最終實現。
中國三十年的改革，只在經濟層面上取得了代价高昂的發展成果，而被遠遠甩在后邊的政治体制改革，卻越來越成為橫垣在前進道路上的最大阻礙。按照中國的現有國情，早就有進行与經濟發展相配套的政治改革的迫切需求，但在“一部份人先富起來”之后，沒有富裕起來的更多的普通國人，并沒有獲得等同的經濟權利和政治權利，卻被掌握政治話語權的精英們遺忘和拋棄了。“窮思變，富守成”的不同追求，正成為中國社會的矛盾起點和死節，并不掌握社會政治資源和主流話語言的底層失落者們，成為了現行制度的最大受害者。
如今世人皆面臨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考驗，相對于中國，更要面對內外交困的雙重壓力。對于中國的執政者而言，如何進行本次“不得不為之”的危机公關，進而“化危机為轉机”，為更徹底的政治改革打下基礎，為國家的長治久安選擇一條永恒持久的社會道路，是需要一定的技巧、勇气和良知的。同時，這确實也是那些具有歷史責任感和使命感的政治家們施展政治抱复大展理想宏圖的一個千載難逢的天賜良机。
2009.3.19.
（《自由圣火》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