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總理溫家寶前一向在達沃斯全力扮演“經濟救世主”，既安慰了一些對中國甚爲無知的西方政治家，也大大滿足了中國政府的虛驕心理。溫家寶致辭末尾那句從雪萊詩歌脫化而來的“嚴冬終將過去，春天就要來臨”成爲新華社重要消息的標題。

對於不熟悉中國政府官式話語的歐洲政界來說，中國總理那番頭頭是道的官話，確實産生“亂花漸欲迷人眼”之效，恍惚間就被其繪製的那幅“中國經濟山水畫”迷得七葷八素。限於篇幅，本文只討論中國挽救經濟之舉當中最根本的一條，即刺激消費到底是不是一張畫餅。

在中國，刺激消費其實是一個老話題，不同的是此番由國務院總理充當了下廚炒作這盤冷飯的大廚而已。多年以前，中國就開始討論儲蓄率過高（從2003年以來一直高達45％以上）與消費率過低的問題，參與討論者均知這是中國內需無法啓動的直接原因。

與世界各國相比，中國消費率（又稱最終消費率，指一定時期內最終消費額占國內生産總值使用額的比重，用公式表示爲：消費率＝國民消費/GDP×100% ）明顯偏低，從2003年降至55.4%以後一直走低，至2007年降至36%左右，不但低於發達國家，而且低於世界平均水平：世界平均消費率從2000年至今，一直維持在77%上下。相比之下，中國的消費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41個百分點，目前中國的消費率不僅遠遠低於美國等發達國家，甚至低於印度等發展中國家。說起來讓人不敢相信的是：目前的最終消費率不僅低於中國計劃經濟時代的平均水平，甚至低於“大躍進”之後的三年大饑荒時期。

中國政府一直真心實意地考慮如何刺激老百姓多消費。爲 了弄清中國老百姓爲什麽愛儲蓄，國家統計局以及各省直轄市的城調隊經常調查，但所有調查結果都驚人地雷同：儲蓄的第一位目的是子女的教育費用，接下來就是 爲了應付住房、醫療、養老等各項開支。當然，儲蓄率過高與消費率過低的背後，其實還有一個中國政府不願意多討論的實質性問題：中國龐大的金融資産分佈極不 平等，按照中國官方資料，2005年，最高收入組佔有的金融資産爲66.4%，最低收入組只占1.3%，二者比例爲51:1。這意味著銀行儲蓄的大部分其實並不屬於中低收入階層。

另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是占中國人口近70%的農村人口消費能力非常低。中國農民的消費率從最高點即1983年的32%下降至2007年的9%。在全國城鄉居民消費總額中，農民消費所占比重從30年前的62%下降到2007年的25%，下降將近37個百分點。下降的原因是：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農村土地不斷淪爲貪官與房地産商覬覦的目標，農民收入不斷下降，在城市打工的農民工報薪酬過低等。可以說，所謂“三農”問題一直是中國經濟的“阿基裏斯腳踵”。2008年以來，超過2,000萬的農民工在企業破産潮中失業，500萬拾荒的農民被迫回歸鄉土，農村的整體消費力再次下降。但出於宣傳需要，發掘農村的“投資和消費需求潛力”成了政治時尚，處於凋敝的中國農村竟被渲染成“全球經濟版圖上少有的一個亮點，這個潛力若釋放，對中國經濟增長將産生巨大推動作用”。

這就讓人産生疑問：多年來消費率持續走低的中國農村，目前大量農民工失業更使農民收入雪上加霜，中國政府多年來都未能讓其承擔起刺激內需的重大責任，難道如今一夜之間拍腦袋想出了錦囊妙計？

一個國家消費率偏低的現象緣於社會分配不公。這一點經凱因斯指出以後，已經成爲西方經濟學界的基本常識。凱因斯說，“消費支出的不足，是因收入分配不均所造成。若把國民收入的較大部分給了那些富人，他們只會把其中大部分儲蓄起來。只有把國民收入的大部分交給低收入的家庭，才能提高消費支出。”改變中國消費率過低並有效拉動內需的前提是必須建立相對公正的社會分配體制，剷除權力市場化這一病根，扭轉政府蛻變爲自利化政治集團這一趨勢――假定政府願意改變如此現狀，成功也並非可期於朝夕之間。

基於上述理由，請中國政府躊躇滿志地充當“經濟救世主”拯救世界之前，先救救本國那數以幾億計的貧困國民吧。這不僅因爲是本國人民的稅收在支撐政府的生存，更重要的是當“救世主”必先具有“救世”之能力。

（原載BBC，點評中國欄目，2009年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