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對許多中國母親來說，是最悲哀的一年。5月12日，一場特大地震降臨在四川汶川地區，奪去了近兩萬個正在學校上課的孩子的生命，留下了近兩萬個悲痛欲絕、肝腸寸斷的母親。9月中旬，被迫披露的毒奶粉事件，感染了30萬名嬰幼兒，製造了30萬個悲傷、無助和焦慮的母親。

這兩個團體被稱作“汶川母親”和毒奶粉患兒母親。就像“天安門母親”包括那些在六四屠殺中痛失孩子的父親一樣，“汶川母親”和毒奶粉患兒母親也包括那些悲傷的父親。可憐天下父母親！他們的孩子因為天災更因為人禍過早地離開這個世界，而他們還要活下去，還要跟政府討個說法，為那些死去的子女和患病的孩子討一個公道。

可是他們能討到說法，能討到公道嗎？對汶川母親，中國政府給了10萬元的經濟補償，放寬了計劃生育的指標。如果有人認為政府這樣做很仁至義盡了，那就大錯特錯了。因為這10萬元是封口費！拿了錢的父母要保持沉默，保證不再找政府的麻煩。而汶川母親差不多都拿了這筆錢，雖然他們知道，10萬塊錢換不回他們的活蹦亂跳的孩子，但他們能怎麼辦呢？

讓汶川母親最難過的是，他們的孩子本來可以不死。如果不是建造校舍的鋼筋過細，混凝土過碎，這些孩子非常有可能像劉漢希望小學裡的孩子一樣，像香港慈善團體在震中建造的學校裡的孩子一樣，在山崩地裂之中，仍能逃離死亡。如果他們孩子的學校也像旁邊的政府建築物一樣結實堅固，這些孩子就不會在一瞬間被埋葬在豆腐渣一樣的廢墟之中。

汶川母親最想不通、最難以忍受的是，對這些顯而易見的事實和責任歸屬，承諾要查出真相的政府，直到現在也沒有給出真相。政府不僅不追究真相，還不准父母去追究。誰要堅持追查政府的責任，誰就可能被監視，被威脅，甚至被關押。而政府官員在正式報告中，把凡是校舍承包商，當地政府，教育部門，中央政府應當承擔的責任，都推給了特大天災。

三鹿毒奶粉事件則是一個百分之百的人禍問題，政府沒有天災可以推諉。他們的責任想否認也否認不了。乳製品企業、國家質檢局、 衛生部、中宣部、胡溫乃至整個體制的都有無法推卸的責任。由於沒有天災可以做擋箭牌，國家質檢局局長下了台，溫家寶在北京兒童醫院向母親們說了對不起，在出席聯合國大會時向海外媒體和華人道了歉。

質檢局長下臺和溫家寶道歉，能不能緩和患兒母親的悲哀，平息民眾的憤怒呢？中國官方急於走出毒奶粉引發的政治信任危機，他們採取的動作或 許有一些作用，但卻無法杜絕類似事件再次發生。最近，一些維權律師試圖替患兒母親打官司，但遭到當局干預和警告，一些受害者家長更遭監控。這說明就連裝模作樣保護民眾的最後一道防線–司法，都不屑於再裝模作樣了。

“汶川母親”和毒奶粉患兒母親都是普通民眾，她們死去的孩子和患病的孩子都是普通人家的孩子。有錢人和有權人既不會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豆腐渣學校上學，也不會食用三鹿奶粉那樣的廉價貨。這個保護權貴的政治制度怎麼會保護普通百姓呢？普通中國母親的悲哀又怎能化解呢？

在2008年，悲哀的中國母親還有那些已經悲哀了十九年的天安門母親，還有兒子被處死、自己被關入精神病院的楊佳的母親。對於他們的命運，任何一位做母親的，任何一位做家長的，怎能不感同身受？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