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學者為了弄清楚「創造」的組織原因，曾經對學前班的兒童進行了一項測試。他們把兒童分成小組，提供同樣的紙片和工具，然後要求兒童自己「創造」一種遊戲。結果發現，成果最好的是那些立即設定簡單遊戲規則而動手玩遊戲的小組，在玩遊戲的過程中對規則和玩法加以修正。而那些從一開始便要設定完善和充份計劃的小組，無一例外都無法獲得好的結果。

無獨有偶。二零零零年到二零零二年，芝加哥大學的一些學者，對美國一千多家企業進行了全面的統計調查，希望發現那些「最有創造性」的企業有哪些特徵。結果和兒童的情況差不多。調查發現，凡是企業需要事先設立完善計劃，然後交由下屬去認真執行的企業，通常都是「創新能力」極差的企業。而創新能力強的企業，則具有一種至下而上的發明創造的機制，第一線的市場人員、科技人員和工藝人員可以很大程度自由組合，而且具有很大自由度。

工商業和科技的組合，是近四百年以來我們這個世界最大的變化推動力。其組織結構的演變，也常常成為整個社會發展的模版。事實上，利於創新的工商加科技的這種組織模版，已經被很多其他社會組織進行了「拷貝」。比如美國軍隊中，局部戰場的指揮員，可能只是由某個俯臥在某個戰場角落的上士臨時充當。他指揮的軍事部門，可能包括空軍的戰機、海軍的海基飛彈，以及控制衛星通信的後勤信息部門。因為戰場的形勢瞬息萬變，決勝之機有時只在幾分鐘之內，不可能由傳統的總指揮部綜合考慮發出命令。

而當今中國的制度正好與此相反。

幾乎所有不同階層乃至不同政治觀點的中國人，都認為目前中國需要一個政治體制改革。但中國的現行體制要求這個改革必須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的領導下由上至下地進行，必須首先設立完善的推進計劃，再謀求所謂的「試點」，最後才有可能全面施行。而由於社會變革的複雜性和多樣性，使得這樣的計劃根本不可能完成，而即使有了計劃，也無法在試點中獲得成功，因此等於是無法進行任何改革。

事實上，中國的經濟改革，並非由鄧小平「設計」出來的，而是由下層命中自發的行動所導致的。農村改革的「包產到戶」如此，城市經濟同樣如此。中國經濟中最成功的部份是廣東模式的外向型經濟，所謂三來一補，兩頭在外，改革開放至今中國大部份的經濟成功都源於這個模式。這並非當初中共中央的設計，而是由港台商人和廣東地方政府，以所謂「東亞模式」的前鑑自發組合而成。也就是說，自下而上的對已有結構的「混亂」，是改革的前提條件。

鄧小平唯一的功勞是順應了這種自發的經濟模式，並且利用自身權威「強迫」中共整個體制順應這些成功模式。然而，現在中共內部沒有人可以再「強迫」體制去順應成功的政治模式，且非要以預先設計為政策首要，其難以作為以然可知，故有中國「改革已死」之論。

中共給鄧小平冠以「改革設計師」的大帽子，不但違背歷史現實，更給中國政府自己加上了一個枷鎖。不「設計」便無以改革，然而「設計」卻脫離現實，結果一事無成。

──轉自《新紀元週刊》第9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