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12月08日訊】作者﹕克里夫‧巴克斯特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以前，我從未想過自己會介入這個“意識研究”（consciousness research）的最前端──“生物通訊”（biocommunication）。回想起來，我所有在教育、訓練、就職方面所作的選擇，還有我天生的好奇心以及許多巧合，似乎都在為這一天和以後的經歷作準備。

我的意識研究生涯並非從植物開始。早在十幾歲時，我就對“催眠”這個主題非常著迷。我當時就讀於紐澤西州新布朗什維克（New Brunswick, New Jersey）的羅格斯預備學校（Rutgers Prep School），這是一所隸屬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的寄宿學校。

某晚，一位坐在餐桌主位的大學生告訴我們他白天上心理學的經過。那堂課的主題是“暗示”，教授試著要示範催眠。他拿了一個長頸檯燈和一張厚紙板，並將紙板挖一個小洞綁在燈上，只露出一個光點。他要求學生中一名志願者將注意力集中在那個光點上，同時作出睡眠的暗示。結果並不成功，學生並未進入任何接近催眠的狀態。最後，教授宣告試驗失敗。

就在當晚，我跟室友說：“我們來試試，看會不會成功。”我們擲銅板決定誰是催眠師，誰是受催眠者。我贏了，所以我當催眠師。房間裏有一個長頸檯燈，我們按照剛才所聽到的依樣畫葫蘆。我用一樣的程序暗示他，說著：“你會睡得愈來愈沉，注意看著光點……”等等。神奇的是，我的室友進入一個我從未再看到過的深度催眠狀態。回想起來，我當時做得真是太漂亮了，因為我很從容地告訴他：“現在，我要你張開眼睛，但你不會醒來。我要你走到走廊的另一頭，申請晚間用燈的許可。”預備學校的學生禁止在晚上十點以後開燈，除非經過許可。於是我的室友在催眠下走過走廊，從值班教授處取得晚間用燈許可。他在晚間用燈的登記表上簽名，接著走回房間。

我要他坐下，然後說：“好，現在把眼睛閉上，繼續仔細聽我的聲音。”過了一會兒，我說：“你現在會醒來。我將倒數五下，當我數到一的時候，你會醒來，而且一點感覺也沒有。”倒數完之後，他張開眼睛說：“看吧，沒用。所謂的催眠根本是胡扯。”當我告訴他我命令他做的事之後，他完全不相信。他甚至對值班教授否認他申請夜間用燈許可。我當時已經體會到這次經驗的重要性，值得繼續研究。

我一生中曾經幾次見識到催眠的力量有多強大，而這是第一次。我很快了解到這個事件背後的意義非常深遠。我在羅格斯大學圖書館中找到幾本有關這方面的書，它們對我造成更深刻的影響，其中包括喬治‧埃司塔布魯克斯（George Estabrooks）與密爾頓‧艾力克森（Milton Erickson）的著作。當時的社會對“催眠”這個課題的興趣尚未爆發開來，相關的著作不多，也沒有太多醫界人士或心理學家針對這個項目發表論述。在羅格斯預校待了一年之後，我轉學到賓州蘭卡斯特市（Lancaster, Pennsylvania）的弗蘭克林與馬歇爾學院（Franklin and Marshall Academy），度過了高中的最後一年。我在那裏繼續我的催眠研究，並受邀為學校的科學研習社示範誘導技巧。

從弗蘭克林與馬歇爾學院畢業之後，我決定在德州大學（Texas University）接受大學教育。那趟從紐約市布朗克區（Bronx, New York）到德州奧斯汀市（Austin, Texas）的旅程相當精采。我用父母給我的火車票錢支付一台“印地安前哨”（Indian Scout）重型機車的頭期款。我很快學會了如何騎機車，就拿著一份詳盡的地圖，騎上這段長而有趣的路程。後來我靠著在校園打工付清了這台機車的餘款。

我原想主修土木工程，但當第一學期快要結束之際，珍珠港事件爆發了，那天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我因而改變主意，轉到德州農工大學（Texas A&M）。在當時的「陸軍儲備軍官訓練計畫」（Army Reserve Officer Training Program）之下，這所學校完全隸屬軍方。我選擇加入“裝

甲部隊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作為一個從紐澤西來的菜鳥，我遇到比別人更多的挑戰。我首先將主修改為農業，後來又改修心理學。

我不但在德州農工大學重新開始我的催眠研究，而且規模更大。透過在校園中的頻繁示範，我的觀眾變得像是被設定過了一樣。我只要跟他們說“我將用手比三下”，每一個人都會立刻沈睡。有三分之一的觀眾會進入某種程度的催眠狀態，其中好幾位還相當深入；我會用那些進入深度催眠的人進行接下來的實驗。沒有任何人反對我所作的催眠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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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這個活動吸引了好些人，其中也包括我的心理學教授。他在心理學課講到「變動意識狀態」（altered states of consciousness）時讓我在在教室裏進行示範。

我曾示範過幾次“後催眠暗示”（p o s t – h y p n o t i c s u g g e s t i o n s）。有一次，我向一個被深度催眠的人暗示“他醒來之後將不會看到我”，但我事實上一直都在教室裏。我對他說：“你將不會看到我，因為我會離開教室三十分鐘。”這個人醒來之後，問其他在場的人我去了哪裏。我並不抽煙，但我拿起了一根點著的香煙，而他只看到浮在半空中的香煙和我吐出來的煙霧。效果太驚人，使這個已經清醒的人感到非常驚慌，想逃離現場。三十分鐘過後，我重新出現在教室中，然而我從未離開。這種能夠改變人類意識狀態，並讓一個人體驗催眠後負面或正面幻覺的可能性，對我造成非常深遠的影響。

德州農工大學的第一學期結束之後，我休息了一個暑假。一九四二年九月，我決定騎著我的機車從德州大學站（College Station, Texas）出發前往加州，作一趟為期五天的旅行。我沿途走訪了長灘（Long Beach）、杭廷頓海灘（Huntington Beach）、洛杉磯和好萊塢。在那裏我遇到了唐‧賈司林（Don Joslin），他當時於海軍服役，在加州駐防。唐來自一個“神智學”（Theosophy）家庭。“神智學社”（The Theosophical Society）是一個研究、分析並發表從古至今任何宗教及神秘傳統資訊的組織。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到東方哲學。唐比我大幾歲，即將被派往海外。我們聊到我的催眠經驗，以及他對神智學教義的認識。這兩天內，我們夜以繼日地交換彼此對於變動意識狀態以及精神信仰的想法。

這些討論讓我了解到，可能有比“暗示”更深奧的概念存在於其他的信仰體系當中。唐‧賈司林引領我初步接觸一些東方思想，例如死後的生命延續以及輪迴等等。不過，一直要到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當我幫植物接上測謊儀之後，我才完全相信，在科學能夠證實的有限範圍之外，有更多的事情正在發生。這個發現使我憶起那些對話。我不知道唐‧賈司林是否平安度過戰爭，但我珍惜兩人的偶遇，因為他帶我進入更深的哲學探索領域。我和他在加州相處的這段時間讓我對進行中的戰爭有更深的體認。我當時快滿十九歲，而且我老家的兵役委員會非常積極地徵兵，使我的正規教育註定無法繼續。

我在德州農工大學註冊了第二個學期，但學期尚未結束就被美國海軍徵召入伍。

在新兵訓練營的三萬人中，有三百人被挑選出來，接受為期九十天的見習軍官訓練，而我是其中之一。不過，我先被送到佛蒙特州（Vermont）的明德學院（Middlebury College）上三個學期的課，並得以繼續主修心理學。這個學校當時被政府接收，為美國海軍V-12計畫的一部分。(待續)

(轉載自博大出版社《植物，也有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