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羅克的妹妹，現居德國的遇羅錦女士，在沉寂了二十年後，將這部六十萬言的傳記小說《一個大童話》呈現於讀者面前。

1966 年文革紅八月，「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橫行一時，25歲的北京徒工遇羅克寫下長文《出身論》，不僅向對聯，而且向中共實行多年的階級路線即出身歧視政策發起了最有力的挑戰，在那個最黑暗的時代，發出了爭取平等與人權的最強音。一個「黑五類」家庭出身的青年，用自己的思想和文字，竟然在當時就造成了震動全國的效應。這是中共建政以來沒有先例的。1968年1月，遇羅克被捕入獄。1970年3月5日，遇羅克被中共當局以「現行反革命」的罪名殺害，年僅27歲。

1978－79年，民主牆運動興起，民間刊物《四五論壇》、《今天》與《沃土》等率先發表了頌揚與紀念遇羅克的詩文。這一年的11月，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下文為遇羅克平反。第二年夏天，官方刊物《新時期》和《光明日報》發表了關於遇羅克的長篇報導，稱遇羅克為「逆風惡浪中的雄鷹」、「劃破夜幕的隕星」。在1980年第3期《當代》文學雜誌上，遇羅錦發表了她的處女作《一個冬天的童話》，引起廣泛好評。但緊接著，由於她那部剛發表就被禁止的小說《春天的童話》以及她的離婚案件，又把作者一下子捲入巨大爭議的漩渦。作者受到來自官方的道德批判。1986年，遇羅錦應邀訪問德國，並在德國申請政治庇護。1987年，台北的皇冠出版社出版了她的新作《愛的呼喚》。那以後，遇羅錦就在德國的一座小城安居度日，從公眾的視野中消失了。

二十年後，遇羅錦完成了這部傳記小說《一個大童話》。這部作品涵蓋了她早先兩部《童話》和《愛的呼喚》的內容，並有大量的增刪修改和補充。可以說這一本書寫盡了她在中國度過的前半生。遇羅錦說：「我畢生只這一本書。」類似的話我也聽別人說過。說這種話的人，十之八九，早先都沒想過當作家，而是懷抱別的志願；然而，殘酷的專制暴政無情地擊碎了他們原有的人生理想，給他們造成了不可彌補的巨大苦難和傷痛。這就刺激那顆不甘屈服的心靈湧起一種強烈的衝動：寫下來，把自己經歷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寫下來，讓自己的苦難生涯成為一本書。因為人生只有一次，所以他們畢生只有一本書。

遇羅錦說，她並不想得罪人；她只想講真話，可是講真話就很可能得罪人。事實上，這是寫傳記寫回憶錄常常遇到的問題。我的朋友周舵早先就說過：「西諺云：『要想失去你的朋友，你就借錢給他。』其實還有比這更糟的。你只須寫一篇回憶錄之類的文字拿去發表。」如果你寫的是公眾人物或公共事件，事情要簡單些；如果你寫的是普通人，寫的是私人性事件，事情就會比較麻煩。這可能涉及到個人隱私問題，涉及到要不要為親者諱、為尊者諱的問題，更何況人的記憶可能有誤差，可能有選擇性，等等。我想，這大概是人之所以要發明小說這種虛構的文學形式的一個原因。事實上，有些小說其實是傳記，而有些傳記倒更接近於小說。

可是，遇羅錦這部書要寫她的哥哥遇羅克，而遇羅克的故事是不可以虛構的。一個真實的英雄的故事是不可以虛構的。不錯，小說家虛構的英雄很可以比真實的英雄更絢爛多彩。有哪一個真實的間諜能比得過007呢？因為小說家可以隨心所欲地為自己故事的主人翁安排下任意多的場合與機會，讓他／她得以充分地展現其各種各樣的偉大品質，只要合乎情理即可。真實的人在現實生活中就不會碰上這麼多這麼巧的機遇。但也正因為如此，成熟的人們總是更敬仰真實的英雄。因為任何英雄行為，無不意味著對人生的孤注一擲，而生命是沒有替代品的。那種觸及我們生命存在最深處的震撼只能來自一個真實的生命行為。

是故，遇羅錦把自己這本書叫「傳記小說」。「為什麼這本書叫傳記小說？」遇羅錦在給我的一封信裡解釋道，「有關遇羅克的文字，是非常嚴肅、認真的，是與『小說』無關的；而有關我自己的愛情與婚姻生活，一些人用了假名，一些單位用了假名，是用小說的手法，去挖掘生活的真相。」我建議讀者把後一部份當小說讀，不必追究它是否符合事實的真實，只看它是否符合情理的真實；不必把書中人物在現實中對號入座，只看在當時的情景下是否可能存在那樣的人物和那樣的故事。

二

這裡，我要談談遇羅克。

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我第一次讀到遇羅克《出身論》時的那種喜悅與振奮。那是1967年2月下旬的一天，一位同學告訴我，他在他的一位外校同學那裡見到一篇批判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文章，精彩極了。我立即和他趕往那位同學所在的學校。在一間昏暗而零亂的學生宿舍裡，那位同學拿出了一份皺巴巴的《中學文革報》，上面以整整三版的篇幅登出《出身論》，作者落款「北京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我急不可耐地抓起就讀，以一目十行的速度。我相信我沒有漏掉文中的任何一個論點和論據，我對它們太熟悉了。我覺得我不像是在讀別人的文章，而像是在讀自己的思想。我也是黑五類子女，飽受出身歧視之苦，有過和遇羅克相似的經歷和思考。我第一次發現在階級路線的問題上還有別人和我想的完全一樣，而且表述得那樣嚴謹、清晰、深入與精闢。我頓時感到信心倍增。這真是一種奇妙無比的感覺，你有一種與眾不同的思想，因為與眾不同而總是不夠自信，如今，你無非是從另一個人那裡聽到了同樣的聲音，而這個聲音很可能也和你一樣孤單，可是，你立刻就有了十足的把握。這就是理性的力量，這就是思想的力量。

匆匆讀完《出身論》，我覺得在這個問題上，我已經沒有更多的話要說了。我知道我絕不可能寫得比它還好。接下來，我和同學們商量，辦起了一份小報－－那是成都市中學生的第一份鉛印小報，轉載了署名「北京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的文章。1968年秋，學校開始「清理階級隊伍」，我被工宣隊軍宣隊編入「學習班」受審查挨批判，那時給我加上了大大小小的許多問題。事後我才得知，我這次被清理原來和當初轉載遇羅克的文章大有關聯。只是他們查不出我和那個北京的「反革命組織」有什麼聯繫，所以沒有定下更嚴重的罪名。

1970 年初夏，我在四川農村插隊當知青時，一位朋友告知，《出身論》的作者被當局以「現行反革命」的罪名殺害，他的名字叫遇羅克。我異常悲憤，並從此記住了這個名字。1978年秋，我考入北京大學，入學不久就參加了民主牆運動，成為民刊《沃土》之一員。我從若干新朋友，特別是民主牆的朋友那裡知道了關於遇羅克的很多故事。1980年暑假，我探親回到成都家中。這天，母親拿出她收存的那份登有介紹遇羅克事蹟的《光明日報》對我說：「要是你那時候在北京，恐怕也和他是一樣的命運。」在這一年年底北京大學舉行的自由競選活動中，一批中文系同學向競選者提出一份問答表，其中一個問題是「你現在最敬佩誰」，我毫不猶豫地寫下「遇羅克」。

三

誠如徐友漁先生所說，在人類歷史上，一身兼思想家與烈士二任者寥若晨星，而遇羅克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要理解遇羅克，理解《出身論》，我們必須回到當時的環境之中。《出身論》開篇第一句話寫道：「家庭出身問題是長期以來嚴重的問題。」就是這樣一句平實的陳述，作者便把批評的鋒芒不只侷限於文革初期的「對聯」，而且也毫不含糊地指向了文革之前中共就實行多年的所謂階級路線。現在的人，恐怕已經很難想像，在當年，出身歧視問題有多嚴重多荒謬多惡劣，恐怕也很難理解遇羅克發表《出身論》需要怎樣的智慧和勇氣。

有西方漢學家說，民主牆時期出現的朦朧詩人，是「在宇宙飛船時代獨立地發明了自行車」。誠然，倘從人類思想史著眼，遇羅克的思想並沒有什麼新穎原創之處。但是，遇羅克是在極端黑暗、極端閉塞的環境中獨立獲得這些思想的，他的思想能力無疑是相當強大、相當賦予原創性的。不錯，在當年，也有一些人－－包括一些黑五類子女－－認識到階級路線的不公正，但是他們未能把此一認識提升到人權與平等的高度並予以透徹的闡發，更未能像遇羅克那樣敢於發出不平之鳴，並善於利用機會，把平等與人權的理念傳到億萬中國人的心中。和文革期間很多名噪一時的文章相比，《出身論》離當年中國流行的那套政治文化比誰都遠，可是，它離當年中國的社會現實比誰都近。時隔四十多年後，我們可以看到，在文革期間那些轟動一時的具有異端色彩的文章中，《出身論》無疑是最傑出的。遇羅克是我最敬佩的英雄。就像很多57年右派最敬佩林昭一樣。這不僅僅是敬佩，而且也是認同。遇羅克屬於我們。他是為我們而呼喊，為我們而犧牲的。正像林昭不只屬於右派，遇羅克也不只屬於所謂黑五類子女。因為遇羅克呼籲的是普遍的人權與平等。遇羅克屬於我們每一個人。

十年前，我寫文章呼籲：一切感念、崇敬遇羅克的人們，自己募款，自己設計，為我們的英雄建立一座雕像，以作為永恆的紀念。不久前，萬潤南也寫文章紀念遇羅克。他把遇羅克和發表《我有一個夢》的馬丁.路德.金相提並論。萬潤南說：「我也有個夢，每年的3月5日，也成為全國性的紀念日：『遇羅剋日』。有一天我們也懂得珍重自己的英雄了，我們的民族就會有點希望了。」

2008年10月於紐約

（遇羅錦著《一個大童話》，香港晨鐘書局2008年12月出版）

──原載《動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