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國地方政府在處理幾起群體性衝突中，一改以前動輒讓警察武力相向之惡習，而是放軟身段低調處理。如重慶、甘肅永登與海口三亞等三地相繼爆發了計程車司機罷工事件，三地政府均表現了前所未有的容忍與讓步：甘肅永登有關部門承諾在10天內清除黑車；三亞市代市長王勇代表市政府向計程車司機道歉，並承諾改善計程車行業的狀況。深圳地方當局在處理石岩鎮的大規模群體抗議事件時，同樣表現出罕見的軟姿態。

　　一直高度迷戀暴力的中國各級政府，爲何突然間變得“寬容”？這與公安部最近的政策轉向有關係。11月初，公安部長孟建柱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求是》（2008年第21期）上發表長文 “堅決防止因用警不當處置不妥而激化矛盾”，分析了中國目前政治局勢的複雜狀況：“境內因素與境外因素互相影響的關聯性更加明顯”；“傳統安全因素與非傳統安全因素相互交織的複雜性更加明顯，其中非傳統安全因素日益突出,應對難度加大”；“‘虛擬社會’與現實社會相互作用的互動性更加明顯、直接”。

　　爲此，孟建柱強調在處置群體性事件時，公安機關要堅持“三個慎用” ，即“慎用警力、慎用武器警械、慎用強制措施”，“堅決防止因用警不當、定位不准、處置不妥而激化矛盾，堅決防止發生流血傷亡事件”。孟建柱還特別指出：凡調用警力參與重大非警務活動的，必須逐級上報、嚴格審批；情況特別緊急、不及時果斷採取措施難以有效控制事態時,要邊出警、邊處置、邊報告。

　　孟建柱此文的目的是向公衆宣示公安部今後一段時期內的工作指導原則。按常理推測，公安系統內部下發的文件應比這篇文章更爲具體且有各種懲罰規定。這也是最近各地政府處置群體性事件時暫時放下大棒的原因。

　　而公安部之所以暫時放下大棒，首先緣於社會矛盾空前緊張。首先是警察城管的暴力升級不斷引發各種惡性事件，如10月11日在哈爾濱發生6 警察毆斃大學生林松嶺事件。10月18日江蘇無錫卡車司機林建華被城管毆死事件。而社會暴力也到處蔓延，各種惡性殺人事件與大規模械鬥不斷發生，政府自稱將人民帶入了五千年未遇的“盛世”，但人民感受到的卻是戾氣彌漫。

　　楊佳案件引起的社會反響有如一面鏡子，讓中共政府從中看到了自己的醜陋，感受到民衆對楊佳的謳歌所表現出的那種“雖不能至，心向往之”，實則是對中共體制化暴力壓迫的一種反抗與唾棄。而楊佳踐履的“共同死亡原則”，也競相爲走投無路的民衆仿效，各地相繼發生不少類似事件，僅以近日爲例，11月10日，四川綿陽三台縣潼川鎮商販劉高兵，因罰款與城管發生激烈爭執，最後用豬肉刀砍傷3名民警2名城管，並砸毀2輛警車。11月15日，溫州城管群毆一位女商販致重傷，結果引爆了其他商販的憤怒，聚而圍攻警察並掀翻執法車。這種有如火藥桶般的社會仇恨與民衆動輒以命相搏的境況，表明社會矛盾一觸即發。

　　公安部門不得不暫時放下大棒，還有時局的壓力。近30年來，中共的政治合法性基礎是發展經濟，其政治自信緣於充足的財政收入。但今年經濟形勢處處告急：大量企業倒閉導致近千萬人口失業；房地産業的蕭條，使支撐地方財政半壁江山的“土地財政”走到盡頭。新失業人口激增，意味著社會不穩定因素激增；地方財政減收近半，直接威脅到公務員福利、教師工資、低保人群的保障、醫療補貼等剛性支出。所有這些，都增加了社會不穩定因素。當越來越多的民衆陷入生存困境，其中瀕臨絕境者往往感到生不如死，這種“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拒之”的情況下，當局再一味憑藉暴力鎮壓，無異於遍地乾柴上大桶澆油。

　　但是，警察暴力只是部分社會反抗的原因，民怨鬱積的根源在於政府的掠奪與腐敗及各種嚴重的社會不公。相對於社會危機的步伐，公安部的“三個慎用”只是治標之策，治本還需要對症下藥。

來源：華夏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