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應否與希、斯並列？

中國在1958——1962年發生的大饑荒，其非正常死亡的人數，在海內外眾多人士多年的努力下，特別是最近楊繼繩先生的大作《墓碑》發表後，各方估算的差距正在縮小。其上限是四千萬，下限是三千萬，大體上已獲得基本共識。這一駭人聽聞的大饑荒並非源於自然災害或前蘇聯逼債，也為各界所承認。但是，對於這起慘絕人寰的災禍，毛澤東個人應當承擔多大責任，則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人們注意到，海內外有部分學者，仍不願把毛澤東與希特勒、史達林並列。譬如，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歷史教授MauriceMeisner，（馬思樂）就認為：

「……不能使毛成為和希特勒與史達林並列的大屠殺犯，而現在如此描繪毛成了一種時髦。毛澤東並沒有消滅一部分農民的意圖……政治行動無意造成的不可預見的後果，不管多麼恐怖可怕，與精心及故意製造的大屠殺，在道德上有著巨大的差別。混淆這一差別無助於瞭解

人類史上殺人最多的這一世紀的可怕的道德困惑。（1）

這裡涉及兩個重要問題，需要分別澄清：

第一，對政治人物而言，「責任倫理」與「意圖倫理」孰輕孰重？

第二，毛澤東是否沒有實施「故意製造的屠殺」？

責任倫理與意圖倫理

第一點，對政治人物的評判，由於其行為關乎公眾的利益乃至生命，故有其更嚴的特殊的倫理標準，上世紀以來大多數人士幾乎對此不抱異議。這通常是指馬克斯。韋伯（M.Weber，1864-1920）所說的政治人物的「責任倫理」（ethicofresponsibility）。其精髓在於，掌握政治權力者除了承擔一般的公民義務之外，還需承擔更多的由權力引出的責任，且這種責任與權力的遞增成正比：權力越大，責任越重。

簡言之，判斷政治人物的倫理準則，首要是「責任倫理」。

與之對照，傳統的「意圖倫理」（亦譯信念倫理，ethicofconviction），則強調個體行為的倫理價值在於行動者的信念及其意圖，強調只要動機是美好的，意圖是正確的，目標是正義的，什麼手段都可以使用，並且，拒絕對後果負責。

對一個典型的政治人物毛澤東，馬思樂據以（減輕或）豁免其罪行的倫理準則，基本上屬於「意圖倫理」。我必須說，這是「倫理標準的誤置」。作為一個以政治為志業的人，必須依照責任倫理去行動。這意味著本著對後果負責的態度行動，以履行「天職」的責任心去應承日常生活的當下要求；至於其主觀意圖，則是第二位的。試想，在毛的那個變幻莫測的頭腦裡的意圖究竟是A還是B，對於因他的政策而餓死的三千多萬中國民眾，難道有什麼區別

只有毛的政策是相關因素，其意圖則是非相關因素（irrelevant）。

無意後果還是蓄意屠殺？

第二，讓我們姑且退一步，即使我們假設，在旁觀者（非餓死者）的倫理直覺中，「故意製造的大屠殺」與「偶然失手未曾預料的」政策後果導致的大規模死亡，在道德上有所差別，我們仍然要追問：毛澤東是否真的沒有實施過「故意製造的屠殺」？

在這裡，需要分兩個層面來考察：

其一為，在那場人為大饑荒中，有沒有由毛「故意製造的死亡」？

其二為，在毛統治中國的全時段，有沒有由毛「故意製造的屠殺」？

毛的蓄意屠殺史

我們先考察第二點：故意屠殺的問題。實際上，在毛統治時期，他曾多次在黨國重大會議上，肆無忌憚地大談「殺人」經，殺了多少，殺與不殺……從歷次運動殺人策略談到原子大戰死一半無所謂。暴戾乖張，殺氣重重。

這裡必須強調的一個基本點是，在毛統治時期由毛政權實施的屠殺之背景，既非戰爭狀態，也非源於自己生命或政權存亡受到威脅，而是在承平時期的大批殺戮。屠殺對象均為非武裝的馴服平民。如，前政府的中低級官員、地主、富農、思想異己分子等等。特別是上世紀中葉發生在湖南道縣和廣西等地對地富家庭老弱婦孺滿門屠殺，令人髪指。在世界史上是罕見的。

中共建政之初的「鎮反」運動，是彰顯毛澤東屠殺手段最突出的運動。在他親自策劃和指揮下，這場運動從一開始就帶有明顯的濫殺傾向。在毛心中，是沒有存在絲毫「法治」觀念的。譬如，「鎮反運動」從1950年3月就開始了，但是直到7月23日，政務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才公佈《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就是說，殺戮在先，殺戮的規定在後。到1951年2月21日，也就是在鎮反運動已經開始將近一年以後，在數萬、甚至數十萬人已經人頭落地以後，中國政務院（國務院）才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告訴民眾誰是「反革命」。（2）

北大楊奎松教授在《新中國「鎮壓反革命」運動研究》一文描述了毛澤東如何給一些地方下達具體的殺人指標。在「鎮反」中毛澤東的『大殺幾批』，……為了使各地主要負責人切實瞭解他的想法，同時進一步督促和鼓動各地抓緊這千載一時之機，他不得不開始分別給各地具體下達處決人犯的指標了。……1月21日，他在給上海市委的電報當中，明確告訴後者：「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內，恐怕需要處決一二千人，才能解決問題。在春季處決三五百人，壓低敵焰，伸張民氣，是很必要的。南京方面，請華東局指導該市市委好好佈置偵捕審訊，爭取在春季處決一二百個最重要的反動分子。」1月22日，他電告華南分局廣東方面負責人稱：「你們已殺了三千七百多，這很好，再殺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殺八九千人為目標」。屆時看情況再定下一步的鎮壓計劃。1月29日，見到公安部對中南軍政委員會公安部逮捕19823人，在省級機關內亦逮捕160人，擔心如此內外不分地實施逮捕，容易引起廣大幹部的恐慌與思想波動的報告時，他亦明確告誡公安部稱：「湖北做得很對，不要去潑冷水。」2月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報告，兩個月已捕500多人，並處決了500多人，雖然總體看「殺得不狠，處理緩慢」，但「執行鎮反計劃，一定求穩，批准殺人一律在省上」，毛對此卻批示道：「其判死刑者則經專署批准執行」即可。（3）

由於沒有統一的標準，各地方數字差異很大，而且多數實際仍舊達不到毛澤東的要求。

在平衡了各地方上報的處決人犯計劃之後，毛澤東很快就計算出了一個各地應處決人犯的比例數來了。2月間，根據毛澤東的建議，中共中央專門召開會議討論了處決人犯的比例問題，「決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殺此數的一半，看情形再作決定。」（4）

1951年1月，中國志願軍在朝鮮戰場上進展較為順利，毛澤東「鎮反」的膽氣大了起來。他指示各地要「大殺幾批」，並且特別對大城市的殺人行動發出具體的指示說：「各大城市除東北外，鎮壓反革命的工作，一般地來說，還未認真地嚴厲地大規模地實行。從現在起應當開始這樣做，不能再遲了。這些城市主要是北京、天津、青島、上海、南京、廣州、漢口、重慶及各省省城，這是反革命組織的巢穴，必須有計劃地佈置偵察和逮捕。在幾個月內，大殺幾批罪大有據的反革命分子。」（5）

這一年的2月，在毛澤東建議下，中共中央開會討論殺人比例問題，「決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此數的一半，看情形再作決定」。（6）當時的中國人口是5億5千萬，千分之一的一半就是27萬5千人。

在鎮反運動中，1951年3月30日，毛澤東指示：「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張旗鼓殺反革命，這種情況必須改變。」（7）。

而到1958年，毛的這一作派變本加厲了。當赫魯曉夫在毛恐嚇下同意軍援中共，毛勒索蘇聯成功後，立即停止炮轟金門，並寫信給赫魯曉夫說，他為中國能單獨與美國打核戰感到很高興。他說，「為了我們最後的勝利，為了完全消滅帝國主義，我國人民願意承受美國的首次核打擊。這不過是死一大堆人罷了。」

毛的確有敢於叫中國人去死的宏偉氣魄，他對中國人生命的冷漠令人驚詫莫名。而且，在事實上，通過鎮反等各次運動，他確實親自下令殺死了無數前政府官員和平民。

諸案種種，已不難看出，在毛統治中國的全時段，毛澤東個人的確是在非常具體地指揮一場場的屠殺，從一個地區到另一個地區，從殺人比例到具體數位。上述中國民眾所以被屠殺的唯一原因，僅僅因為他們是毛政權意識形態的昔日對手，或原政府的中低層人員。用毛的話來說，即，反動分子、反革命、地富分子等等，甚至，根本無須這些身份，就可殺死「一大堆」平民。而毛，鐵板釘釘，正是一場場「精心及故意製造的大屠殺」的主要責任者。在那場大饑荒前後，一系列政治運動的證據，坐實了毛作為的「精心及故意製造的大屠殺」罪魁禍首的身份。有鑑於此，即使是撇開大饑荒這一亙古未有之大罪，把毛澤東與二十世紀的另外兩名劊子手希特勒與史達林並列，也是實至名歸，毫無遜色的。

大饑荒中故意製造的死亡

回溯到第一點，我們來考察，就在那場人為大饑荒中，有沒有由毛「故意製造的死亡」？

從目前已公開的資料看，在1958年初至8月，毛似乎並不知道飢餓已經開始。因為當年夏天他確實有著名的一問：糧食多了怎麼辦？1958年8月4日，毛公開指示說：「應該考慮到生產了這麼多糧食怎麼辦的問題。」（8）接著，他去了河北徐水，縣委書記張國忠報告說，今年全縣要拿到十二億斤糧食。毛澤東高興地睜大眼睛：「你們全縣三十一萬多人口，怎麼吃得完那麼多糧食？糧食多了怎麼辦？」他把這一「幸福的夢囈」投射到全國。於是，高徵收、大煉鋼鐵、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一系列稀奇古怪之物，紛紛出籠。

但是，這種縣委書記的拍馬浮誇帶來的泡沫式亢奮沒有持續多久，毛的情報系統很快發揮了作用，飢餓的端倪已經開始顯露出來，而毛也很快意識到了這一點。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八日，雲南省向毛報告省裡因腫病兒大批死人。腫病就是吃不飽造成的。毛的批示是拿下級做替罪羊：「雲南這個錯誤就是主要出於縣級幹部。」（9）毛已經意識到大的荒謬政策的後果了——飢餓乃至死亡。三天之後，他談到了「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對中共高層講：除了「大辦水利」以外，「還要各種各樣的任務，鋼鐵、銅、鋁、煤碳、運輸、加工工業、化學工業，需要人很多，這樣一來，我看搞起來，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萬人。」毛明白這樣說話太露骨了，猶抱琵琶半遮面地說：「死五千萬人你們的職不撤，至少我的要撤，頭也成問題。」但他沒有下令不幹，反而示意要下面的人幹，把責任推給他們：「你們議一下，你們一定要搞，我也沒辦法，但死了人不能殺我的頭。」（10）

話雖這樣說，毛畢竟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有些心虛了，因而準備在廬山會議上不著痕跡地「糾偏」、反左，從而把經濟政策悄悄地扳回正常軌道。然而，彭德懷出現了。彭的《意見書》雖然委婉卻認真指出了大躍進的問題。1959年7月16日毛澤東印發《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給會議。當時在廬山的中共高幹，。基本贊成彭德懷《意見書》的佔多數。這就極深地刺激並惹怒了毛。在他看來，這是對其權威的挑戰，也就是對其權力的威脅。7月23日，毛澤東在大會上講話，對彭德懷的《意見書》突然襲擊，發動猛烈批判。他聲色俱厲地說，假如做了10件事，9件都是壞的，都登在報上，一定滅亡，應當滅亡。那我就走。到農村去，率領農民打遊擊，造反。在他的帝王式的要挾下，廬山會議就此轉向反右，而彭德懷的《意見書》則是其「導火索」。毛堅持要清洗彭德懷，是要表明他對「正確性」的壟斷權，任何人不容置喙。為了自己的權威與權力，他堅持恢復禍國殃民的政策，哪管飢民相食，餓殍遍野。

據毛當時的衛士長李銀橋回憶，一九五九年十月，各地餓死人的絶密電報已經到達中南海中共政治局常委們的辦公室。一九六0年二月，國務院中共中央派到河南信陽的調查組就已發現，該地餓死的人高達百萬。

對大量餓死人現象，毛澤東的反應是硬著頭皮頂住，然後指鹿為馬，竟敢於謊稱饑荒的原因是：「從縣到基層都混進一批反、壞分子，幹部隊伍不純是發生問題的一個重要原因。」「民主革命不徹底，建黨根子不正，黨組織嚴重不純」。（11）

毛在1960年3月，中國餓死人最嚴重的時刻，他在杭州會議上還要號召：實現「城鄉公共食堂普遍化」，緊接著，全國各大城市紛紛興辦起人民公社。在那怨聲載道的歲月，毛對自己的名聲極其敏感，1960年12月14日、21日，他在下發軍隊的一份檔中親筆寫道：「特別是領導幹部，一定要好好讀書，好好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毛也將外國左派歌頌他的資料批轉給中央和省級負責幹部閱讀。他採取進攻姿態，大講階級鬥爭，居然正式把餓死大批同胞的大饑荒最後正式歸結為子虛烏有的「地主階級復辟」，（12）而廣大的地主們，此時正奄奄一息坐以待斃呢。很顯然，在毛澤東明明清楚已經餓死人的情勢下，他的「硬著頭皮頂住」和「指鹿為馬」，就是故意製造死亡。

同時，正如貝克先生在其《餓鬼》一書中指出的：就是在飢餓高峰的「一九六0年，中國當局相繼邀請一些國際「友好人士」訪華。美國作家愛德格。斯諾、女記者安娜。路易士。斯特朗，以及華裔女作家韓素音，在中國政府精心照顧下周遊全國。他們訪華後向外宣傳說：「中國沒有發生饑荒，沒有人餓死……」貝克說：」中國政府嚴峻而輕蔑地拒絶了一切援助，甚至也拒絶了一些中立的國際組織，如國際紅十字會的援助。中國紅十字會致電日內瓦的國際紅十字會稱：『在我國沒有發生饑荒。』這正是毛的旨意。在一九六一年餓殍遍野之際，毛竟對來訪的英國元帥蒙哥馬利說「中國人不缺糧食，吃得好」（這篇談話已經解密）（13）。毛竟然如此封鎖資訊以謊言杜絕國外以糧食援助瀕臨絕境的飢民，無以名之，我們只能如實地稱之為是不折不扣的「故意製造死亡」。

因此，就連馬思樂先生也不得不承認：「毛個人的政治考慮，最終證明要比農民的生命具有壓倒性。正是在廬山會議上，毛堅持要清洗彭德懷，而且，彷彿是要表明他在政治上的正確性，他堅持恢復被彭所批評的激進政策。主席本人早先曾經批判過的『共產風』，重新高漲，這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巨大的人類慘劇，毛必須為此承擔主要責任。」（14）

尤為觸目驚心的，是毛及其政治體系對那些奄奄一息的農民的殘忍。歷史上，有讓人餓死的，但還沒聽說過不准逃荒逃難逃死的。然而毛及其手下就做出來了。毛澤東當年的公社幹部，實際上是他的獄卒，他們遵循毛的政策，把農民死死封鎖在他們的村子裡。中國傳統上老百姓遇到天災人禍還可以有「逃荒」一條生路，毛政權把這叫作「盲目外流」而一再嚴禁，有農民這樣痛訴：「日本鬼子來，我們還可以跑，今年（一九六0年）我們哪都跑不掉，活活在家餓死了。我家六口人，死掉四口人。」（15）這種殘酷，難道不能與卡廷事件中史達林殺波蘭軍人相媲美？

史達林殺人也不過如此。他殺死了大批白俄以及蘇聯的高級軍官和幹部，毛澤東同樣殺死了大量國民黨軍人和共產黨幹部。這兩種屠殺之罪無分軒輊。而最為世人切齒痛恨史達林殺害波蘭軍官的卡廷事件，與毛澤東明知餓殍盈野，仍鐵石心腸堅持禍國殃民的（三面紅旗）暴政，堅不開倉濟民，堅不允許逃荒要飯之賜死，二者的殘忍也是相當的。

況且，毛還並未有過像史達林那樣領導全國性反法西斯戰爭的功績。

仔細審閱毛的著作及其講話，筆者愈益確定地意識到，「大饑荒」實際上是毛一生最大的禁臠。餓死如此空前數量的國人，持續達四、五年之久的慘絕人寰的悲劇，毛居然隻字不提。他從未公開談及「大饑荒」的死人問題，其內心之恐懼，忌諱之森嚴，可見一斑。劉少奇的兒子劉源在一九九八年發表文章，談到其父劉少奇六二年當面對毛說：「餓死這麼多人，歷史上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毛澤東當時無言以對。但是他記住了劉的這句話。為這句話，毛就認定，劉少奇必須下臺，必須去死。果然，血的代價，幾年後就付出了。

毛，以自己的狂想，害死三千多萬中國人，已經罪不可恕；但他因為要掩飾這一罪行，鞏固權力，又蓄意延長了該罪惡政策以及饑荒的時間，如此，又故意屠殺了更多的中國人。之後，一而再，再而三地繼續蓄謀殺害了另外一些知道真相併意圖追究責任的人，彭德懷案、劉少奇案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例子。而為了掩飾這一罪行，他又無中生有的號召其黨-國「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從而把中國拖入更深的「文革」等大血泊之中。這種殺人滅口的罪孽，這種不惜以千萬人身家性命為自己殉葬的暴君行為，雙倍殘忍，雙倍暴虐！如果這不是故意屠殺，什麼才是？如果這還不足稱為道德惡棍，何人才是？以毛的環環相扣層層擴展的暴行，比史達林、希特勒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三人，暴行昭彰，犯下了二十世紀最大的群體滅絕罪。因此，使毛澤東與希特勒、史達林並列為二十世紀最大屠夫，鑄進史冊，是伸張歷史正義，祭奠千萬中國亡魂的題中應有之義，是我們必須時刻謹記的千秋大業。

權責相應，功罪同當

最後，想考察一下中共對毛的評價問題。筆者注意到，其中存在一個「賞罰不對稱」的問題。

中共論述毛澤東，有一個基本傾向：功勞一人獨攬，錯誤大家分攤。談及毛澤東對於中共的功勞，北京當局往往不遺餘力地歌功頌德、把它幾乎全部歸功於毛個人的天才、睿智和高瞻遠矚，決策的成功似乎與中共的其他成員沒有什麼關係，一切都算在毛的身上。如葉劍英在六十年代曾說過：「如果沒有毛主席，我們至今還在黑暗中摸索」，就是典型的中共評估毛的句式。然而談及毛（對於中國）犯下的滔天大罪，雖然很多中共領袖都看到了甚至刻骨銘心地感受到了，但是，他們為維護這個龐大的集團的根本利益，他們因為害怕承擔類似赫魯曉夫清算史達林的「罪名」，卻又往往把毛的罪過平攤，大家有份。譬如，對大饑荒的罪過，鄧小平就說過：三年大饑荒「不能全部算在毛澤東一個人身上，最起碼，我自己也有責任，當時政治局常委中，只有陳雲沒有表態和舉手，而鄧小平、周恩來等其他常委們對於毛澤東是贊同的，如果講因為大躍進造成了三年自然災害的後果——死了諸如3000萬人的話，帳不能全部算在毛澤東一個人身上」云云。

中共似乎對於其中邏輯的荒誕熟視無睹。如果前者對（致勝因毛主導），則後者就錯（致罪是眾人責）；反之，如果前者錯，則後者才可能對。事實上，一個政治領袖對他的黨，乃至他掌控的國家政權而言，正如權力與責任必須相應一樣，功勞與罪過也是對稱的。如果說，在毛掌控中共的時期，他對中共的正面的業績在多大程度上歸於他，則所犯下的罪過，也在同等程度上應當歸於他。簡言之，「權責相應，功罪同當」，這是一個普遍的倫理原則。中共對於毛澤東，不能機會主義的加以粉飾，而無視其對中國人所犯下的滔天罪孽。如此，不僅有失公允，有失正義，而且，還堵死了該黨未來脫胎換骨、斷尾自新的可能前路。何去何從？這是值得中共主事者深思的。

註釋：

（1）（14）馬思樂：《毛澤東與大饑》，MauriceMeisner，Mao’sChinaandAfter：AHistoryofThePeople’sRepublic，3rdEd.，TheFreePress，1999，pp.236-238

（2）（4）（5）（6）美國之音記者李肅2007年11月4日華盛頓報導

（3）楊奎松：《新中國「鎮壓反革命」運動研究》

（7）張戎：《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p.285

（8）同上p.374，

（9）同上p.375

（10）同上pp.383-384

（11）（12）高華：《大饑荒與四清運動的起源》

（13）《餓鬼──毛時代大饑荒揭秘》（賈斯柏。貝克著，姜和平譯，紐約明鏡出版社，2005

（15）《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p.380

（本文是為《中國的歷史教訓和未來挑戰：紀念大躍進五十週年和改革開放三十週年》的國際研討會提交的論文，北京之春首發）

原載《北京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