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細胞閑傳》是高爾品（辛灝年）一九八〇年參加中國作家協會“新時期”第一期文學講習所期間創作的兩個短篇小說之一。小說的主人公卜阿菊是一個居委會主任。二十五年前政府號召“向科學進軍”，卜阿菊在市紅十字會學習科普知識，第一次聽說了“細胞”，回來就威風凜凜地自比為“細胞”，“你們少看不起我這個居民委員會的主任，我就是政府的細胞！”從此，她得到了 “細胞”的雅號，被人戲稱為“細胞”主任。

作為政府的細胞，“細胞”主任當然要努力為政府工作。中共黨國政府自稱是“人民政府”，那麼“人民政府”的“細胞”都為人民做了一些什麼事情呢？作者以它治下的李八一一家的遭遇來說明“細胞”主任所做的事情。那要從1957年說起。細胞主任“一聽說中國出了右派分子，專說新社會的壞處，共產黨的不好，要輪流坐莊、奪共產黨的權，竟不由怒火中燒……徹夜難眠，冥思苦想，把她治下的形形色色人物，各色各樣的事情，像倒簍子撿爛布條似的，一樁一件地在心裏仔細審度起來，直理到雞叫頭遍，”她才理出了頭緒。“對了，她想，二十七號的李八一，有一次竟罵一個居民小組長──‘你們是不是國民黨的保甲長？這麼兇！’──把共產黨的街道幹部說成是國民黨的保甲長，這話太毒，不是右派的話，還是左派的話？”於是，她到李八一任教的學校告了李八一一狀。“李八一原本就是三青團員，姐姐還在美國”，當然是做右派分子的好材料。“細胞”主任立了一功，心裏“頓時美滋滋的，覺得自己對黨貢獻挺大，出得校門來時，身子比風還輕呢！”

“反右全面勝利，大躍進也就全面展開，街道居民除了也要砸鍋摔碗地大煉鋼鐵之外，還開展了一個爭當‘一片紅’街道的運動。這一運動的宗旨，就是要在本街道消滅‘五類分子’。因為不如此，就不能早日進入共產主義！”經過一番努力，“細胞”主任領導的居民委員會只剩下了一戶“五類分子”，那就是李八一的女人黃筠芬。右派分子李八一被抓去勞改，他的女人黃筠芬“雖說也只二十四、五年紀，也就一個兩歲的孩子，可是這個美人兒卻守活寡志誠。”有個右派分子老婆住在這裏，卜阿菊的居民委員會就當不成“一片紅”，這可不行。於是“‘細胞’主任在一個星期之內，足足跑了李八一家三七二十一趟。用‘車輪滾滾’的戰術，打連環仗，終於把那個志誠的美人兒勸轉了！”勸她改嫁給了對她“早已垂涎三尺”的“某校長”。細胞主任終於“領著一支鑼響鼓隆的隊伍湧進了區政府，領到了那張通紅的‘一片紅’獎狀。”

為了向黨邀功請賞，“細胞”主任搞得李八一一家妻離子散。但是，災難還沒有結束。“某校長”是一個性無能兼虐待狂。他對黃筠芬和她的兒子李小明非打即罵，動不動就把李小明趕出家門。李小明變成了無家可歸的孤兒，時常流落街頭，最後“因為集夥盜竊”變成了小勞改犯。黃筠芬則終日以淚洗面，度日如年。對於自己是黃筠芬和李小明的所有災難的始作俑者，細胞主任毫無反省和自責，在把勞改釋放的李小明送到黃筠芬那裏去時，“還是做出一派大咧咧的樣兒，一手抓住身後的李小明，一手又牽住傷心母親的衣袖，說：‘瞧你們，就是勞改回來的，也值得高興才是！’”

光陰荏苒、斗轉星移，二十三年熬過去了。李八一終於平反回家。現在，“細胞”主任又開始動員黃筠芬與“某校長”離婚，與李八一復婚。她理直氣壯地對黃筠芬說：“離，非跟他離，我為你做主。一隻閹了的公雞，讓他摟著都沒滋味！”她又語重心長地動員這一對飽經風霜、年近半百的中年人，“古人還講究個破鏡重圓呢！”“她見二人沒有一個應她的，忙又說：‘黃同志，還是與李老師還原的好，這樣小明子才有了正經歸宿！’”

於是，李八一一家以二十三年時間、歷盡人間屈辱，跑完了他們生命歷程的一周，又回到了原點，重新聚合為一家人。但是，二十三年的苦難、二十三年的光陰卻再也無法追回、無法補償了。

二、以上就是《細胞閑傳》的主要情節。為了瞭解它的思想意義，我們不妨分析一下“細胞”主任卜阿菊是一個什麼樣的人。首先，“細胞”主任對工作是認真負責的。黨開展反右運動，她就徹夜不眠地考慮她的居委會裏誰是右派。黨開展“一片紅”運動，她就“用‘車輪滾滾’的戰術，打連環仗”，動員那個一心要守活寡的“志誠美人兒”改嫁。其次，我們還必須承認，“細胞”主任對人也是滿腔熱情的。她親自送刑滿釋放的李小明到他母親家裏。她動員黃筠芬與平反改正的李八一復婚。在把李小明送回家時，她甚至對著裏屋的“某校長”打抱不平地“忽然提高了嗓門，像嚷似地叫了起來，‘我說誰要是再把李小明打出門，逼著他去偷、去搶，我們絕不饒過他！有種的自己生一個出來打，沒的把人家孩子當下飯小菜，打進了班房你省心！他娘每月也掙五十幾塊，也沒白吃你，逞你繼父老子什麼兇？如今不是 ‘四人幫’的時候了！我姓卜的今兒把話說在前頭，要是誰再敢虐待他母子，街道非鬥你七七四十九天不可！’”

那麼，這樣一個工作負責、對人熱情、聲張正義的人應該是一個好人了！我們顯然不可以這麼說。《細胞閑傳》清楚地告訴我們，“細胞”主任是李八一一家所有苦難的根源。是她的揭發害得李八一戴上了右派帽子；是她直接促成了黃筠芬和“某校長”的婚姻；是她間接把李小明逼成了少年犯。這些事實使我們不得不認真思索，一個本來應該是雷厲風行、古道熱腸的好人，為什麼會害得一個普通老百姓家庭妻離子散呢？答案是：就因為她一步一趨地緊跟中國共產黨的專制而殘暴的政策，所以她必然會參與中國共產黨所製造的一切罪惡，所以她必然會在她的職權範圍內成為許多人間悲劇的始作俑者，所以她在客觀上會淪為一個悲劇製造者。通過一個小小的居民委員會主任的罪行，作者揭示了中國共產黨是發生在中國的一切災難與蒙昧的根源。

中共專制政權反人民、反歷史前進，就像一個患了晚期癌症的病人，是逃脫不了必然滅亡的命運的。作為這樣的政府的忠實“細胞”，“細胞”主任卜阿菊必然是一個癌變的細胞。她無限上綱、揭發告密、爭寵獻媚、損人利己。而且，她和中國政府以及主宰政府的共產黨一樣，永遠是“偉大、光榮、正確”的。動員黃筠芬和李八一離婚的是她，動員黃筠芬和李八一復婚的也是她。在把刑滿釋放的李小明送到母親家時，她甚至理直氣壯地提高嗓門為黃筠芬和李小明母子打抱不平。她從來也沒有認識到、甚至從來也沒有考慮過，李八一一家的災難完全是她一手造成的。黨文化無孔不入，侵入了每一個中國人的思想和靈魂。

在中共專制政權的長期殘酷統治下，中國共產黨把“偉大、光榮、正確”掛在嘴上不停地嘮叨。在重復一千遍以後，謊言似乎變成了“真理”。許多中國人患了嚴重的斯特哥爾摩綜合症。無論經歷了多少苦難，只要保住了性命就心滿意足。因而，不但共產黨的幹部是癌變的細胞，許多中國人在一定意義上也是癌變的細胞。其具體表現就是，他們只知道對黨感恩載德，從來也不追究黨的過錯和罪責。

對此，《細胞閑傳》作了入木三分的刻畫。李八一與黃筠芬不僅沒有考慮過應該要求“細胞”主任和共產黨政府還他們以公道，賠償他們的損失，反而衷心感謝“細胞”主任的鼎力相助。連由國外趕回來參加弟弟復婚典禮的李八一姐姐也對“細胞”主任感激不盡，贈以厚禮。作者在這裏告訴我們，不僅中國老百姓在心靈上產生了癌變、處在是非不分的蒙昧狀態，甚至連外國人都會被中國政府及其幹部的偽善所蒙蔽。

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居民委員會是政府的細胞。李八一一家與“細胞”主任的關係，正是中國的廣大受害者家庭與中國共產黨政府的關係的縮影。回想當年右派分子在苦熬二十二年得到平反以後，對黨和“人民政府”感恩戴德的場面，還有什麼人間悲劇能夠更加令人撕肝裂肺？還有什麼黑色幽默能夠更加讓人不寒而慄？[注1]

三、圍繞李八一婚姻的離而復合這一條主線，高爾品還以許多情節生動地刻畫了“細胞”主任的荒誕不經。小說一開始，作者就讓“細胞”主任出了一個大洋相。“細胞”主任在大街上看到李八一和一個洋女人走在一起，不由分說就把他當作“逃犯”扭送到公安局。在公安局她才知道，原來是李八一的姐姐從國外回來了，政府為了裝潢門面，把他放出來搞“外事接待”。在“細胞”主任動員李八一夫妻破鏡重圓以後，作者還獨具匠心地安排她大鬧法庭，為因過錯再次在法庭受審的李小明作無罪“辯護”。

這些別出心裁的細節就像陪襯紅花的綠葉，使作品生動、豐滿、風趣、厚實，在挖掘主題深度的同時，保障了作品的厚度。因此，《“細胞”閑傳》不僅題材新穎，主題深刻，具有很高的思想性，而且文筆優美、構思精巧，具有很高的藝術性。

生活在中共黨國的老百姓都不喜歡居民委員會幹部及其積極分子。大家鄙夷地稱她們為“事兒媽”，因為她們整天拿著雞毛當令箭，挨家挨戶地貫徹中國共產黨朝令夕改、煽動仇恨的方針政策。她們小題大做、惹事生非，搞得鄰里坐立不安、雞犬不寧。但是，把居委會主任寫活、寫出她們既有普通人的人性，又是黨的幫兇的文學作品還不多見。高爾品在《“細胞”閑傳》裏把“細胞”主任卜阿菊寫得活靈活現，成功創造了中共統治下的一個深刻文學典型。中共文藝沙皇周揚十分欣賞卜阿菊的形象，把她尊為“新時期”文學的十個典型人物之一。高爾品自然也就成了“新時期”文學典型的塑造者之一。

考究高爾品何以能夠取得這一成績，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他的知識積累、觀察能力、寫作水平、文學才華固然都有其重要的作用，但是，他的生活積累也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之一。

早在一九六二年，十五歲的高爾品在蕪湖市環城西路八十四號小院的家裏就領教過居委會主任的“積極”和蠻橫。居委會組織小院的全體居民開父親高仲膺的批鬥會。老鄰居們都說，“高仲膺雖然是五類分子，倒是個好人，改造也認真，從來沒有說過反動話……” 居委會主任沙老太氣得臉上紅一塊白一塊，跳起一雙大腳，左手插腰，右手挨個兒地指著一個個跟階級敵人劃不清界限的“不革命群眾”，惡狠狠地大聲呵斥，“叫我看，你們八十四號就是小臺灣，簡直就是包庇到家了！” [注2]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十九歲的高爾品把父母送回鄉下老家避難，自己一人住在環城西路八十四號的老宅裏。房東潘大嫂慷慨地說：“你只管住下去，有我住的，就有你住的。”但是，居委會的“事兒媽”對一個孤苦伶仃的大孩子也不放過，批評潘大嫂階級立場不堅定、收留五類分子子弟。最後，在許多原因的綜合作用下，潘大嫂終於不得不下逐客令。高爾品卷起鋪蓋，開始了將近四年的顛沛流離、居無定所的生活，直到一九七〇年當上小學代課教師以後才算有了固定的落腳之地。

這種淒慘的生活經歷是高爾品無法忘懷的。當他寫《細胞閑傳》的時候，居委會主任沙老太的行為舉止必然會湧入他的頭腦，幫助他成功地塑造“細胞”主任卜阿菊的形象。生活是創作的源泉，這是千真萬確的真理。親身體驗和經歷過的生活是最刻骨銘心的生活，它是創作最旺盛的源泉。

四、《細胞閑傳》是一篇僅一萬五千字的短篇小說。但是，卻得到了國內外文學批評界和廣大讀者的普遍厚愛。上自周揚、馮牧、江曉天等中共文藝界的最高領導人和陳登科、公劉、魯彥周、江流等著名作家，下至全國各地的許多讀者、特別是吃夠“里弄幹部”苦頭的許多上海讀者，以及高爾品自己的老同學們，包括當時已經常去中國的幾位外籍華人作家等，都稱贊它是近年來最好的中國小說，是傳世之作，日本出版界甚至很快就翻譯發表了這篇小說。但也有很多人為高爾品擔著心，認為他 “膽子”太大。

一九八一年元月，為了繁榮“社會主義文藝創作”、表彰優秀小說作品，《小說選刊》在北京創刊。《細胞閑傳》內定為創刊號首篇。周揚獲悉這一編排方案以後表示了不同意見。他認為《細胞閑傳》對現實的諷刺過於辛辣，把它放在首篇的顯要地位，會使剛剛誕生的《小說選刊》遭受惡意攻擊。他建議將它從首篇撤下來，放在了第五篇。就像他後來曾親自告訴高爾品的那樣，七九年短篇小說評獎時，也是他建議將高爾品的短篇處女作“我的媽媽”（ 1979年《北京文學》4月號，轉載於《新華文摘》5月號等等 ）撤了下來。目的還是在愛護他，或者說是“保護”他。

一九八〇年優秀短篇小說評獎時，《“細胞”閑傳》又成了備選的優秀作品。安徽省文聯參加全國短篇小說評選工作的著名作家公劉等，後來在高爾品成了他的同事時，曾告訴他說，“《細胞閑傳》得票很高。本來肯定是要得獎的”。當時，安徽省文聯等文藝單位，已經在準備慶祝《細胞閑傳》的得獎，並準備給高爾品頒獎。甚至正是因為這篇小說，安徽省文聯才決定調高爾品到省擔任專業作家。要知道，能夠在省裏做專業作家，那可是太多的人所夢寐以求的。那時，還有幾個省的文藝單位要把高爾品“挖”過去，甚至北京也曾派唐因、何孔周到安徽找省文聯領導陳登科、江流和高爾品自己，希望能夠調他到北京《文藝報》去工作。但是，既被陳登科拒絕了，也被高爾品謝絕了。

然而，“細胞”主任由於“聽黨的話、跟黨走”而成了一個製造人間悲劇的角色，搞得老百姓妻離子散。這個主題是中共當權者絕對不能容忍的。共產黨的一個高層領導人在看了這篇小說以後，說：把居民委員會主任寫成一個壞“細胞”，那豈不是說我們的國家患了癌症！他的話倒是一針見血，但卻把因果關係搞顛倒了。應該說，“我們的國家患了癌症”，所以居民委員會主任才會成為一個壞“細胞”。公安部的一位領導甚至威脅說，要是給《細胞閑傳》評獎，我們就逮捕作者。這一切都是高爾品被調到省文聯之後，才聽老詩人公劉和其他文聯領導說的。安徽省文聯的領導人一直為此很不服氣，他們自己在合肥給高爾品頒了“安徽省文學獎”，頒獎時，安徽文學的主編江流，就在頒獎會上大大地將北京的最高文藝界狠狠奚落了一通。然而，不過半年之後，文藝節就開始冷風颼颼了，一場對“缺社會主義德” 的文學作品的批判，和北京劇本座談會對作家白樺的電影“苦戀”的大肆批判，終於將文藝界解放思想的短暫“大好形勢”，完全地改變了。僥倖的是，共產黨並沒有批判高爾品的《細胞閑傳》，原因是實在不好下手。當然也幸虧高爾品描寫的僅僅是一個太小太小的“細胞”。但在中共的文壇上，高爾品終於遭遇了長期的“冷處理”，後來，甚至成為被“內控”的作家，雖然，共產黨在表面上卻給了他很多的“統戰銜頭”。革命的兩手在共產黨的手裏，真是給玩得“稔熟”。

對這一事件，高爾品在多年以後曾經作過以下評論。他說：“其實，我年輕時，就從不關心得不得獎的事情。因為，我一向認為，“寫作是自己的事，評獎是別人的事”。一向對文學界那些找關係、開後門，到處請人寫評論以爭奪獎勵的不堪行為，十分看不起。但這件事卻也使我認識到，在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真正現實主義的創作道路是走不通的。因為真寫現實，就必然觸及共產黨的痛處，就肯定會受到打壓和排擠。”

他還說：“多年後，我才明白，沒有得過那個全國的大獎，是一件好事。如果我得了那個獎，我就被他們捧上去了，越得就越想得，越被捧就越自以為是。然後，我就會走上他們為我鋪的紅地毯。但這個紅地毯，實際上就是一塊‘變心板’，一旦踏上去，我也許就不得不按照他們的要求來進行寫作，我就會變得越來越沒有個性，變得越來越沒有主見，我的反抗意識不僅會越來越被消磨掉，我甚至也會成為那些無聊的御用文人了。那就不可能會有今天的辛灝年。我的幸運是﹕既沒有被捧得飄飄欲仙，忘乎所以；也沒有被打下去，像那些曾被打入地獄的右派作家那樣。所以，我不僅保持了自己的思想和性格，而且還有了一個相對安然的環境，讓我能夠繼續寫作和研究。這實在是我的幸運之處 [注3] 。

[注1] 筆者這裏談的是高爾品一九八〇年寫作《“細胞”閑傳》時許多中國老百姓的思想狀況。近年來，由於中國共產黨繼續頑固堅持一黨專政、為一黨的私利而殘酷剝削和壓迫中國人民，中國人民的覺悟水平已經大大提高，對中國共產黨逐步有了更加深刻、更加本質的認識，“癌變”的細胞已經越來越少。今年是反右鬥爭五十周年，數千名右派分子和他們的子女聯名要求共產黨政府承認反右的錯誤並作出經濟賠償。這是令人由衷欣喜的變化。

[注 2] 秦棋書：《高仲膺遭難共和國》，《黃花崗》第5期，2003年4月

[注3] 辛灝年：《歷史學家辛灝年閑話往事(上、下)》，新唐人電視臺，2005年10月

[注4] 本文的全部引文除另有注明者外，皆引自高爾品：《“細胞”閑傳》，《安徽文學》1980年第10期首發；《小說選刊》1981年1月創刊號選刊；《黃花崗》第20期2007年3月重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