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著名異議人士胡佳，前不久獲本屆諾貝爾和平獎提名，雖然最終與諾貝爾和平獎擦身而過，但歐洲議會卻不理中國政府的警告和反對，將今年的薩哈羅夫獎頒予仍在服刑中的胡佳。歐洲議會薩哈羅夫思想自由獎是歐盟人權獎，以表揚営衛人權和民主的鬥士，中國異議人士魏京生、緬甸民主派領袖昂山素姬、前南非總統曼德拉都曾獲此尊榮。異議人士胡佳此次獲獎，不僅令中國官府十分難堪，更令國內為自由而吶喊的人們大受鼓舞。這一事件，進一步凸現了「異議人士」的時代性符號。為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秦剛氣急敗壞地指責歐洲議會干涉中國內政及侵犯司法主權。
所謂「異議人士」，也稱持不同政見者、民權人士、民意領袖等，主要指質疑或反對所在國家政府的政策、法律和執政者合法性以及批判官方意識形態的人士。在沒有人權的國家里，「異議人士」的意見多是當政者所不能容忍的，因而他們的人身安全常常受到威脅與傷害。喬•薩托利在《民主新論》一書中認為︰異議人士「是對政策的異見，對政府的反對」，即指具有與執政當局不同的政見，反對政府某些政策，官員某些行為，國家某些法律以及現行體制與制度的人士。
在國際上，著名的「異議人士」及其運動有︰匈牙利的裴多菲，俄羅斯（前甦聯）的索爾仁尼琴，緬甸的昂山素季，捷克的「布拉格之春」，波蘭的「團結工會」，烏克蘭的「橙色革命」等。這些「異議人士」與運動，都對世界的民主化普及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擔當了文明進程的推動者腳色。在當今世界上，「異議人士」已是各國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任何國家的進步，都離不開「異議人士」的參與。那種沒有批判，沒有異議的時代，只能是一種病態的時代。一種正常的社會、發展的時代、健康的政府，不可能不面對政治異議與批判，這是社會生長機理的辯證運動使然。
如今，「異議人士」形成的群體運動被普遍稱呼為︰反對派、在野黨、民主運動、民權運動等等。「異議人士」並不局限于純粹思辯的領域，還體現在具體的抗爭行動上。喬•薩托利︰《民主新論》一書中寫道︰「隨著19世紀政黨和政黨政治的發展人們才逐漸認識到，多元主義的共識或（這取決于強調什麼）多元的異見，不但適合而且有利于良好的政體。因此關鍵在于，在多元主義的背景下，即多元主義的社會和歷史觀中，異見、反對派、政治爭論和競爭等概念，都獲得了正面價值和作用。多元主義不管是什麼，它首先是對多樣性的價值的信念。相信多樣性——相信多樣性的辯證作用——與相信衝突不同。所以民主理論從其多元主義母體中推論出來的不是，也不能是對’沖突’的贊美，而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它基于這樣的原則︰無論自稱為正確或真理的是什麼觀點，它必須經受批評和異議，並因此而獲得活力。」
從1965年興起，直到1984年才告結束的甦聯持不同政見者運動，是共產國家最著名的「異議人士運動」，它的參加者大部分是一些具有創新思想和敢于講真話的人。他們充分認識到甦聯社會主義體制的弊病，希望推動民主化、公開性、言論自由來維護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開創一個多元化的社會。然而，甦共和政府卻對「異議人士運動」嚴加限制和鎮壓，這從根本上違背社會生長機理的辯證運動，最終導致了其執政地位的喪失，這給整個共產陣營的民主變革，留下了太多的反思與教訓。
在中國，「異議人士」從來都是被當權者視為敵人，殘酷打壓、迫害的。繼大搞反右「陽謀」和發動「10年浩劫」的毛澤東之後，中國的所謂改革者們，同樣在用對抗性意識形態，把一切持不同立場和見解的人視為「政治敵人」，不僅把「民主牆時期」一大批提出不同政見的愛國青年視為叛逆大肆抓捕，後來又把方勵之、劉賓雁等一大批主張改革的知識份子加工成「敵人」，甚至1989年一紙「社論」，竟能把那麼一場席卷全國，僅僅要求「反腐敗」、「懲官倒」的愛國學生運動，定性為「反革命動亂」，以至于釀成舉世震驚的「6．4」慘案。然而，中國的「異議人士」及其運動，卻從來都沒有停止過承擔推動社會進步的腳色。
早在「民主牆時期」，中國的思想界、理論界就開始了否定社會主義的主要標志之一——計劃經濟的異見運動。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從理論到實踐，先後跨越了「以計劃經濟為主，以市場經濟為輔」，「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有計劃的市場經濟」等幾個台階，直到今天已徹底廢棄了計劃經濟。這後文革時代一路走來的經濟發展史，本質上就是市場經濟與反市場經濟的歷史，就是一條反官方強制社會接受的傳統價值，不斷「去社會主義化」的異見運動發展史。回首這一歷史進程的哪一步，沒有思想界、理論界探索者們付出的慘重代價，而異見人士始終都站在推動社會變革的最前沿，一次又一次地成為社會發展的犧牲品。天津已故的湯戈旦老先生，就是這一高舉「市場經濟」旗幟被「以言治罪」的異議人士群體的典範。還有不少從體制內分化出來的「異議人士」，如林牧。他在黨內受到長達13年的殘酷打擊，其中包括兩次入獄、兩次群眾專政、兩次開除黨籍，多次自殺和8年半勞動改造，直到「6、4」之後，才在政見上徹底與當權者決裂，走向了異議的道路。他在給本作者的來信中這樣稱自己︰「統治集團內部也決不是鐵板一塊，我和鮑彤一類的人正是從統治集團分化出來的……。」以「林牧」名字為符號所代表的一群，如鮑彤、李銳、方勵之、陳一咨、阮銘、嚴家其、胡績偉、王若水等等，正是一大批飽經黨內殘酷無情的階級鬥爭與路線鬥爭之後，才開始成為反思、批判主流意識形態的「異議人士」。
近些年來，中國的「異議人士」，多是以個體形式出現，抗爭往往也都采取和平的形式，只是憑借手中的筆，發表一些不同政見的言論，最多也不過是訴諸法律推動維權。然而，始終在用意識形態加工敵人的執政當局，仍不放棄仇恨「異議人士」的立場，至今都視持不同政見是「麻煩制造者」，「煽動顛覆歸家政權」，「危害國家安全」，「敵對勢力」等等，而大興文字冤獄，正在服刑中的胡佳，就是一個最經典的例證，而本作者也曾兩度因發表異見身陷囹圄。可見中國「異議人士」處境的艱難。
在歷史上，民主政治對「異議人士」的認識也有過一個歷史發展的辯證過程，這是一個憲政理論不斷演進的過程，也是一個持不同政見者爭取權利，付出慘重代價的抗爭過程。以英國的憲政發展為例，從英國議會議員批評政府被判刑，到立法保護議員批評政府的權利，再到承認政黨和反對黨的存在價值，最終到確立反對黨和「異議人士」權利的法律地位，歷時長達百年之久。
如今，在美國現任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多年來一直與總統小布什有「不同政見」，但卻和平相處。在首都華盛頓，幾乎每天都有人集會，對美國政府的政策表示反對或贊同。其表達形式多種多樣，許多異見公民組織，通過教育和宣傳等手段鼓勵其成員和公眾發揮建設性的批判作用。全國立法同盟委員會便是這類組織之一。該委員會聯絡官員吉姆∙卡森表示，會員們參加各類公開的抗議活動，散發印有和平鴿、橄欖枝及「戰爭不能解決問題」字樣的和平海報。卡森說，全國立法同盟委員會鼓勵人們公開表達觀點，同時還幫助人們尋找參與政治程序的途徑。他認為，如果持不同政見者不參與政治程序，那麼他們的觀點就得不到表達。
在普世價值觀看來，不同政見、反對派、反對黨是民主政治的標志之一，如今已經成為歐美發達民主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常態。在現代社會，容忍政治異見和異見團體與組織的存在，應是一種國家設計的制度安排，而民眾反對政府，反對官員，提出不同政見，更是憲法保護的自由權利。當下中國社會不民主的一個重要因素，就在于「異議人士」力量還不夠強大，缺乏一大批不依附黨派立場的獨立知識分子持不同政見，承擔建設性反對派的角色。只要中國政府的監獄里還關押「異議人士」，中國社會就根本沒有民主可言。中國執政當局對待「異議人士」的態度，就是檢驗這個政府是否有政治改革誠意的最好試金石。詹姆斯•M•伯恩斯在《民治政府》一書中寫道︰「對一個民主制度的根本檢驗是被官方承認的反對派的合法存在。民主的本質是不僅承認持有相反觀點的自由組織存在的必要，而且還積極鼓勵這種組織。政治表達和不同政見是民主的根本，為了使還未被承認的真知灼見有表達的機會，甚至有胡說八道的自由。」
今天，我們欣喜地看到，以胡佳獲獎為標志的一代中國「異議人士」，正在艱難地力挺著中華民族的精神脊梁，與世界「異議人士」一道，承擔時代賦予他們砥礪政府的辯證腳色。
－－原載《議報》第37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