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按：有些人觉得我把四、五十年前的历史拿来说干什么？简直就在钻故纸堆，一切应向前看。我的回答是：批评当下固是必须，但回溯当下的现实之渊源，其间的承接传递，可以更立体更丰富地看清当今政权的本质。有人说毛已经过去，已没有什么威力，那是小看历史对于民族和个人在其间的影响——无论正面还是负面——你看今天重庆还在为塑一座全世界最高最大毛泽东塑像而耗费民脂民膏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借尸还魂。毛泽东活着的时候奢靡的帝王生活（当然无法与今天的一些贪官比，只因物质条件不同而已，其本质无什么太大差别）。你硬看他某卫士的回忆及家人的说辞，说他清正，那当然是你的权利。我不说批评他的都对，但请掌握一个规律，任何人特别是公共事务中的政治人物，当只有或者只允许一面之辞的时候，你要特别小心，为其间的真实性打上问号，这是一个看待历史与人物应备的“小心眼”。
另外一些人觉得我说毛泽东的“坏话”——说实在的，不是我说他的“坏话”，而是他做的事情摆在那里，想为他说他所做的诸多坏事是好事也难——毛的阴鸷毒辣，我读尽二十四史，没有任何一位帝王可与之相比。而且他毫无定则，没有定准，有奶便是娘的实用主义于他的著作(讲话)，特别是公开的著述（讲话）中非常泛滥。以前读过毛选，近来准备把他不同版本的东西，慢慢阅读下来，以便能更为准确地体会他的“思想”。最近读毕《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他在苏联苏维埃纪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讲话，以及他对蒙古革命党代表团的讲话，你可以看得出前恭后踞，这些是需要比照当时的历史环境而细细咀嚼的。毛及共产党把蒙古自一九二一年开始摆脱中国的独立视为当然的摆脱封建的桎梏，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视为对他的帮助（请参看六十年代他对田中角荣的讲话），他哪里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他只不过是个损国家公义而肥党派私利的恶人罢了。共产党今天的台湾政策何尝不是如此呢？前两天香港练乙铮先生谈台湾政策时清楚地表明了这一切，他们为了党派私利，白白地放弃掉对台政策的大好机会。有人说，清理分析毛泽东对了解今天的中共没有好处，我随便挑几个问题，就可以看得出官方在骨子里面所承载的毛之深刻遗传。
四九年后在中国大陆所产生的灾难，别说普通民众是一笔糊涂账，就是许多知识份子又知道多少？别说一般的知识份子了解不多，就是一些自诩吃中国当代史饭的所谓学者，由于没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们又了解多少？灾难不是一堆干瘪枯燥的数字，不是可以随意加省略号或者用大约是多少这样轻描淡写的做法，所能钩稽出其间的苦难艰难于万一的。有人说我对共产党有偏见有仇恨，我既无偏见亦无仇恨。我并不认为只有共产党才专制才独裁，没有制度制衡，没有真正良性的竞争，任何比共产党好听的党都会犯独裁专制的毛病，这是人性的局限所必然导致的。这就是为什么布希总统在捷克的讲话中，要强调民主自由之制度比许多伟大的发明更为伟大的原因。如果真正有良好之制度约束，我不在乎是共产党还是什么党来执政，因为这是选票的结果。即令共产党民选上去后旧病复发、恶性难改，也有在野党，也有公开独立之传媒，也有公正独立之司法在其间起着良好的制衡与调节作用。再不济，也可以在四年之后的票选之中将其和平地选下台。总之，不是什么党坏的问题，而是没有制度约束的共产党展示其坏的功夫、能力或者说机会太充足了，让人把共产党这个名字似乎与邪恶并称，事实上任何政党都需要良好的制度约束和不懈的竞争对手。
毛泽东的讲话中有几个特点。一是特别喜欢搞二元对立和阶级斗争，搞对立树立敌人是毛泽东的长项。毛泽东一生不仅喜欢真正的斗，而且喜欢和子虚乌有的影子斗，使追随者陷入一种无所不在的、不能揣测透的恐惧中。其次是喜欢分派别。常说的就是有人就有左中右，似乎人与人之不同，只是因了这些标签，至于其是否是鲜活的个体，有血有肉的生命，那不是他喜欢管的，喜欢去体会与分析的。有时想起毛泽东这样的人也真够可怜的。其三，就是他喜欢玩“政治数学”。这个政治数学的搞法，在今天就反映为统计局的按政治需要的统计数据，比如为了稳定而报出来的虚假的GDP增长和永远没有爬升的CPI数据，更有一直在警戒线之内的基系尼数。至于说各地的官出数字，数字出官，那更是毛泽东“政治数学”在许多官员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运用。毛泽东“政治数学”常用公式是百分之九十是好的，其中百分之十是坚定的，百分之八十是可以争取的，只有百分之几顶多百分之十是必须打倒的“反动派”。表扬少数，拉拢多数，孤立少数，是他的一贯策略。中国的人口基数大，就是百分之十的在他看来欲除之坏人，也够惊人的，何况不少时候还远远超过此数。历来的政治运动中，不知冤枉死掉了多少人，有多少冤魂和苦难的家庭至今难以平复。
下面一段是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二月所写的一段批示。这个批示的背景，是毛听到了苏共二十大的报告之后所做出的反应，他开始担心党内有人像赫鲁晓夫批判史达林一样来批判他，因此他对杀人有取一种相对于前一段或者上几年较为稳妥的策略。毛泽东这个时候在警觉的试探中，包括一九五七年的假意不当国家主席（陈叔通、黄炎培还阻止还劝进，真是太“配合”毛泽东了，黄先生十几年前在延安与毛谈周期率时尚较睿智，自然也有受惑），都是毛一贯试探追随者的方法。杀人当然不是随便杀，当然不根据独立的司法，公正的审判，可靠的证据，而是根据毛泽东及官方的计划。杀人在他们看来不是一件残酷而需谨慎的事，杀人只是与五年计划一样的宏伟计划的一部分罢了。毛这段话意谓着去年是在随便捕杀的，可杀可不杀的也杀了。好像中国的罪犯是按毛泽东的意愿而生活的，毛叫他们去犯罪，他们就去犯，毛叫他们收手他们就定止不动。犯罪完全凭毛的意愿，杀人也只一桩有计划的杀人游戏。杀人不只是根据毛的喜好，而且是根据形势，当然不会按照证据或者法律。不过杀了以后，实在要对外公布，那是不难制造依法审判的假相的，捏造证据、写出符合毛意的案卷算什么难事？这实在是小菜一碟。下面一段话是毛泽东对广东省委一九五六年二月关于当前社会镇反工作意见的报告的批语，同月二十九日将此广东省委的报告转批上海局、各省市委和自治区党委。此段话选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P45，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1月出版。
“可以肯定地说，今年捕人的数目应当较去年大大减少，只捕少数非捕不可的人。杀人的数目尤其要少，只杀极少数非杀不可的人。今年三月底中央公安会议的时候，应当根据新的形势，重新拟定一个计划，报告中央再审。”（《对中央转发广东省委关于镇反工作报告的批语和修改》（一九五六年二月））
2008年10月30日8：52分于成都，时在雨中。
（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