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10月15日訊】阿波羅新聞網專訪：美國金融危機引發的世界性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擁有近2萬億外匯儲備的中國大陸似乎受到的沖擊比較小。而圍繞著中國的美元外匯儲備對這場金融危機究竟有什麼樣的影響，出現了各種各樣的議論。

阿波羅網記者：為什麼中共不能把外匯儲備留持手中，而去購買美國的國債或公司債券？

程曉農：所謂的外匯儲備，其實是指中國的銀行通過結匯而擁有的外匯。這些外匯不能滯留在中國的銀行帳戶裡，而中國的銀行在海外並沒有廣泛的經營網點和經營能力，無法把如此巨額的外匯成功地貸給外國可靠的工商業客戶，所以只能通過投資把外匯儲備轉換成外國的金融資產，從而取得收益，否則中國的銀行是要破產的。

外匯儲備的投資實際上只有3種主要形式，即轉存外國私營銀行、購買外國政府的國債，以及購買外國的公司債券或股票。把巨額存款存到外國私營銀行，不僅利息低，更大的麻煩是風險極大，萬一外國私營銀行破產，這樣的存款就泡湯了。最近冰島發生金融危機後，冰島政府為了挽救本國的銀行，凍結了英國數十萬民眾和一些英國地方政府機構在冰島銀行的存款，結果釀成了外交糾紛，至今未能解決。用外匯儲備購買國外股票同樣風險很大，萬一股價下跌，外匯儲備就會縮水。購買外國政府的債券比較安全，但對中國的外匯管理部門來說，在這方面並沒有太多的選擇。幾年前這個部門確實考慮過“不要將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想把外匯儲備分散到幾個主要幣種，比如歐元，但最後因為虧損及其它原因，放棄了這一做法。由於中國的外匯儲備數量過大，世界上沒有幾個國家的國債發行量大到足夠吸納中國的外匯儲備，美國國債是最可能的主要選擇。

事實上，由於美元貶值，從2007年7月到11月，中共政府曾經試圖減少持有的美國國債，其美國國債持有量從4800億下降到4589億；與此同時，中國增加了對美國公司債券的持有量。然而，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使得中國購買的公司債券（特別是“兩房”債券）風險大增，於是，從2007年底到目前，中共政府一直在緩慢地增加美國國債的持有量（8個月裡增持了598億）。到2008年7月底為止，中國的外匯管理部門及國家銀行持有5187億美元的美國國債，另外還有近4千億美元購買了有政府支持的美國“兩房”的公司債券，還有其它一些分散的投資。

一般情況下，這樣的投資不會有大問題。但今年美國的金融危機發端於次貸危機，“兩房”首當其沖，其債券價格暴跌，中國的外匯儲備因此損失慘重。

從上面的道理可以看出，當中國購買美國國債時，確實增加了美國政府的財力，但同時應該了解，實際上中共政府舍此並無其它選擇。

阿波羅網記者: 由於中國擁有巨額外匯儲備，所以現在只有中共才能拯救美國？中共當局的國際地位從此大大提升？

程曉農：這是一個似是而非的說法，混淆了一些基本問題。

首先，當下美國正準備採取的緩解金融危機的措施，必需依靠新發行的國債。過去發行的國債已經用於以往的財政支出，所以與這次緩解金融危機的手段沒有關系。那麼，眼下中共政府有多少新增外匯儲備，用來購買新發行的美國國債呢？其實並不多。隨著中國出口增長幅度明顯減緩，中國的權貴們通過香港把藏在英屬維京群島等地的“熱錢”投入國內股市房市的巨額資金也陸續撤出，中國外匯儲備的增長明顯放慢，自今年6月以來只有區區千把億美元而已。這一點資金如何妄談“拯救美國經濟”?

其次，中共政府為了自己新增外匯儲備的安全，只能選擇購買美國國債。這樣做首先是為了自己。現在各國股市暴跌，債券是不能買了，歐洲國家的實體經濟情況其實並不比美國好，中國的新增外匯儲備別無去處，最安全的避風港還是美國國債。所以當溫家寶訪美時對美國觀眾說，中國會與美國共渡經濟難關，這樣的話其實不過是個順水人情而已。

再次，究竟美國在多大程度上依賴中共當局的財力？到目前為止，美國的國債發行總量已超過10兆美元，所有中國購買的美國國債加在一起只不過佔5%而已。對美國來說，中國多買一點美國國債是錦上添花；若中國一點不買，美國的國債照樣發行。從這個意義上講，那種“美國依賴中國”的說法其實更大程度上是在中國國內自己哄自己的把戲。

阿波羅網記者：中共政府能不能以手中的美國國債要脅美國政府？

程曉農：如果這是兩個鄰居之間的關系，一方欠另一方債務，或許貸款方會予取予求。而中國購買美國國債是在金融市場上的公開運作，不是兩國政府間的貸款，更不是私相授受，所以，並不涉及兩個政府之間的直接交往。國債到期前，如果中共政府想拿捏美國財政部，就必需到國際債券市場上拍賣自己持有的美國國債。如果拍賣量不大，固然能找到買主，售價上也沒有多大損失，但對美國經濟沒什麼作用；如果拍賣量過大，比如想短期內拋出上千億美元的國債，就不一定找得到買家，即便找到了買家，拍賣價格也高不了，相當於降價求售，最後自己吃個大虧。所以，所謂的“以手持國債要脅美國”一說，其實不過是外行的胡話。

阿波羅網記者：美國出現金融危機後，中共開始鼓吹“中、俄模式”的優越性。這種說法有無道理？

程曉農：中國的御用學人對獨家鼓吹“中國道路”信心不足，總想拉上一個伙伴，於是就抬出了所謂的“中、俄模式”。

其實，中、俄兩國的制度差別極大，基本政治制度上就更是如此。如果說有什麼相同的話，那就是兩國都是“無產階級暴力革命”的發源地，當年兩國民眾對這種專制制度的適應性都比較強；一旦開始轉型，要實現真正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經濟，在“革命”的“搖籃國”肯定要比東歐國家艱難而漫長。近年來俄國的政治和民意走向就証明了這一點。

中、俄兩國還有兩個共同點，就是不太願意正面面對過去的“革命”歷史，不舍得放棄大國地位的夢想。這兩點又有直接關系：前一點避免了良知的審判；後一點用對外的民族主義情結遮掩了在歷史上的是否與責任方面的犬儒主義心態。

如果說有什麼“中、俄模式”，它的特點不過如此而已，何“優”之有？

——轉自《阿波羅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