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亞洲電台記者何平報導）目前，中國的城鄉土地價值「剪刀差」問題日益嚴重。城市建設徵地、拆遷導致農民利益受損，影響社會安定。有中國專家為此呼籲，進行土地制度的新一輪改革。

浙江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副院長賈生華教授日前在《經濟參考報》上發表文章指出，新中國建國後，為了實現「快速」工業化而採取了犧牲鄉村，發展城市的工業化戰略，農產品價格實行統購統銷，工農業產品存在「價格剪刀差」。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又在城市發展中實行「土地剪刀差」。農村土地雖然是 「集體所有」，但實際上村集體並不能買賣土地，只能由政府買，由政府定價。政府在徵用、徵購了土地之後，再將土地使用權出售給開發商等企業，政府從中獲得 了巨額「剪刀差」。開發商等再從出讓、轉租、開發等經營行為中賺取巨額利益，由此產生大量的城市富豪。城市居民也可以通過購買房地產，隨著土地的升值獲得 財富的增長。他們都利用「土地剪刀差」，分走了農民土地的商業利益。

山西的國家級農業專家吳瀛洲就當地政府利用土地價格「剪刀差」，徵用農村土地，舉例說：

「關於剪刀差的問題，我舉個例子：我們這兒一個農村政府強徵了400多畝土地給了400多萬塊錢。400多萬塊錢是一個什麼概念呢？就是說在北京、上海、南京這些大城市僅僅相當於一座房子，它叫補償費，不叫土地價格，這樣農民就吃大虧了。政府搞政府經營，土地財政，政府經營城市，政府成了公司了。政府發包土地、政府買賣土地。政府就是政府，商業就是商業，現在搞糟了、搞糊塗了。實際上按照中央的政策是違法的。」

對於吳瀛洲談到當前中國農村中的「土地財政」現象，賈生華教授認為，時至今日，「土地財政」已經為各級政府創造了巨大的財富。但由此也給社會的和諧發展，尤其是城鄉統籌發展帶來不少問題，城鄉差距越拉越大。在政府和農民處於市場不平等地位的情況下，農民自身擁有的宅基地不能實現市場化，沒有任何商品價值，大批農民進城打工，他們身無分文，家裡的土地沒有任何市場價值，使他們一方面面臨城市裡高額生活成本的生存困難，另一方面也造成農村土地資源浪費和城鄉住房資源極大的不平衡。旅美中國學者何清漣女士對於中國農村城鄉土地價值「剪刀差」問題也表示：

「應該說問題都出在哪裡呢？不是城市用地和農村用地剪刀差的問題，而是因 為中國政府利用了農村土地集體所有，事實上也是國有，強買強賣，他出什麼價就是什麼價，用政府權力迫使農民同意，不同意的話就是警察上門，各種各樣的暴力出現了。而政府在這一買一賣中賺取了巨額的差價。而這個土地差價不是由城鄉土地的剪刀差決定的，而是由地塊兒的商業使用價值決定的。」

賈生華教授在文章中建議，開展新的土地制度改革，制定「農村集體土地使用權轉讓條例」，以構成中國土地市場的完整法律體系。對此，吳瀛洲認為，現行的土地承包責任制掩蓋了過多的社會矛盾，解決中國的「三農」問題首先是土地改革，土地管理必須法制化：

「如果不從根本上實現土地還權與民、土地的所有權還給老百姓，政策必須受法律的約束。土地承包責任制裡頭掩蓋了很多漏洞。土地不是你的，幹部隨便批宅居地，幹部就得到好處了。三農問題首要是土地改革，土地管理必須法制化，法制化就必須回到建國初期土地法大綱『農民所有』這個法律的基礎上去。辦不到這點的話，不管是哪一個中央領導、哪一屆中央政府都搞不下去。」

報導還指出，一些專家認為，新中國成立後的經濟發展是，前三十年靠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後三十年靠城鄉土地價值剪刀差。中國農民是城市化徵地的犧牲者。由此引發的徵地拆遷悲劇在農村各地不斷上演，嚴重影響了社會的和諧。賈生華教授指出，在實施中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開始階段，政府徵用土地的面積和收益可能會減少，而地方政府和相關部門由於利益受損，也可能會反對改革。但如果政府能夠退出「賣地生財」的經濟角色，擺脫利益關係，發揮對土地監管和規劃的真正政府職能，就可以使土地非農化的升值收益更多地留給農村，有效解決中國城鄉發展不均衡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