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佳襲警一案的判決書通過非官方渠道，在網上貼了出來了。看了看，寫的極其一般。楊佳一案存在的問題，除了大家比較關心的公開與辯護的問題外，在我看來，可能就是對質的問題了。所謂對質，就是被告與證人當庭對質，讓大家看看誰說的有道理。按說證人應當出庭，不出庭就無從對質。但我國《刑事訴訟法》並未規定證人必須出庭、不出庭其證言便無效。因此，在絕大多數案件中，證人幾乎都不出庭，楊佳襲警一案也是如此。楊佳申請證人出庭，但未獲法庭准許，為此，楊佳便開始放棄對後續所有證據的質證，並保持沉默直至審判結束。判決書描述說：「被告楊佳以辯護人申請傳喚薛耀、陳銀橋、吳鈺驊等證人出庭未獲法庭准許、訴訟程序有失公正為由，拒絕回答法庭審理中的訊問和發問；對控辯雙方宣讀或出示的證據不發表意見，也沒有為自己作辯護。」

從引用的判決書的片段裡我們不難看出，楊佳並未完全放棄辯護，他在庭上提出的唯一要求便是請求那幾個證人出庭與他對質。或許他有這樣的「動機」：他明知自己一死，但在臨死之前，要把襲警血案發生的原因講清楚；如果警察真的打他了，或者督察處理投訴不當，他的殺人行動便有了一些「合法性」與「正當性」，而這正是對他有利的。很多殺人的被告並非都是死刑，之所以未獲死刑，很大程度上就體現在他殺人的動機上。比如：兒子作惡多端、橫行鄉里，家裡、村裡管不了，父親為避免兒子再傷及無辜，便把這個孽子私自給弄死了—-這個犯罪自不用說，但好多類似的案子被告都沒判死刑。當然，楊佳襲警一案即便警察真的打他了，或者處理投訴存在不當情形，楊佳一下兒殺死這麼多的人，也難逃一死。但如果我們是楊佳，放在楊佳現在這個境遇，很可能與楊佳的想法一樣，就是要把問題講清楚，以讓人們知道自己不是胡亂殺人而是事出有因，然後再死不遲。

楊佳這樣的要求過分嗎？一點也不。因為楊佳要求出庭作證的證人，都是在偵查階段向警方做的陳述而形成的言詞證據。這幾個人，分別是處理自行車案件中的警察以及後來處理投訴的督察，其中的吳督察既是證人，又是襲警一案中的被害人。這幾個人，是最接近襲警血案中楊佳犯罪動機的人了。如果他們出庭揭示了足以促成楊佳犯罪動機的那些事實，無疑對楊佳只有好處、沒有壞處。可惜，法庭卻不准許他們出庭。與之相反的是，本案有兩個證人—-林瑋和顧海奇卻出庭作證了。他們倆曾前來北京對楊佳家人作安撫工作，他們出庭作證說的是那些內容呢？全是警方如何、如何講理，楊佳一家如何、如何不講理，總之，楊佳這樣的人該死、該殺。

刑事案件中的被告屬於弱勢，身陷囹圄之中，只要提出的不是無理要求，都應當給與滿足才對，這才顯得公正一些。據以指控楊佳有罪、罪重的證人，准許他們出庭作證，而楊佳自以為對自己有利、罪輕的證人，卻不准許他們出庭作證—-法院在准許與不准許之間，標準究竟何在？我看這個標準，就是以把楊佳快點弄死，唯恐人們知道隱情而同情他來作為標準，符合這個標準的就准許出庭，不符合的就不許出庭。楊佳頭腦很清醒，難怪他在庭上說法院的「程序有失公正」。確實不太公正，難道警察工作就那麼忙？

關於質證權的問題，上個月轉載了一篇美國的文章，自己還寫了一篇短文（兩文的鏈接地址分別是《美國對質權案例（二）、《美國對質權案例（一）》。美國不愧為一個偉大的國家，它對針對合眾國犯罪的被告的權利，在我們看來應當規定於具體的部門法中，而它卻把這些權利規定在憲法裡，使之成為根本性的人權，對質權便是其中之一。美國憲法修正案[六]規定，「在一切刑事訴訟中，被告應享受下列權利：由犯罪行為發生地的州和地區的公正陪審團予以迅速和公開的審判，該地區應事先已由法律確定；獲知控告的性質和原因；同原告證人對質；以強製程序取得有利於自己的證據；並取得律師幫助為其辯護。」根據已有的判例，倘若證人不能到庭與被告對質，其在法庭之外形成的言辭將無證據效力。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2004年就克羅福特一案做出判決，再次確認憲法第6條修正案所確立的被告有權在法庭上與證人對質的原則。

如果法庭確認了警察在自行車案件中對楊佳的不公待遇，如果法庭確認了督察在投訴處理過程中的消極推諉，我想楊佳是會向死者懺悔的，其內心也會服從眼下這個判他死刑的刑事判決的—-如果那些傳言確有其事的話。而如果在公開、透明的程序之下那些傳言被證明不能成立或者是胡說八道，那麼，人們一定不再給予楊佳以慷慨的同情與「大俠」般的讚美了。無論屬於那種情形，都比現在這樣遮遮掩掩要好得多。

現在，楊佳在庭上眼睜睜看著侵害自己權利的人和那些被自己侵害過的人，他不再說話，他面無表情—-他心裡除了仇恨與蔑視，哪裡有一絲絲的懺悔之意？如果被告沒有了懺悔，那麼，今日的審判便是瞎耽誤工夫，除了徒增官民之間的仇恨之外，我們將一無所獲。

（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