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奧運金牌陰盛陽衰是因中國女子較能忍受非人地獄訓練，即女孩子能吃苦，許多窮家女被迫走上這條血淚之路。而且女運動員服禁藥也比男性更能提高體能。
儘管中國由於儒家重男輕女傳統加上過去二十年的一孩政策，人口男女比例已失衡至一百二十比一百，但非常奇怪，中國運動員卻是陰盛陽衰。從一九八四到二○○四年六屆的夏季奧運會，中國男女選手所得金牌總數比例為四十七比六十五。若與美、俄兩國比較，從一九九六到二零零四年三次奧運會，美、俄、中三國的男女選手所得金牌總數比例分別為七十九比三十七、五十四比三十和三十一比四十五，唯有中國女選手高於男選手。這次北京奧運亦不例外。
為什麼在陽盛陰衰的中國，也是陽盛陰衰的國際奧運體壇，中國的奧運體壇卻是陰盛陽衰？就從我親身的體驗，不僅是中國男性，中國女性的體能平均而言，也明顯比洋人弱，何以卻能在競技場上稱霸呢？這是非常有趣的問題。
中共官員說「女孩子能吃苦」
中國體育代表團副團長李富榮分析這「陰盛陽衰」現象時，認為女選手能「吃苦耐勞」是一大原因。前中國游泳總教練陳運鵬也說，「中國女子選手相對比較吃苦聽話」，中國國家體育總局網球運動管理中心主任孫晉芳同樣說，「女孩子能吃苦」。游泳運動員周亞菲這樣描述奧運備戰訓練：「日復一日的訓練從早上五點一直到晚上十點……我不知道這種訓練是否科學，但這不利於我們的健康。」一名年僅十三歲「拿到許多榮譽，但是因為超負荷的訓練，小小年紀就傷病纏身，最後只能放棄自己的夢想，重新回到校園」的前體操女運動員傷感地回憶那段「皮肉生涯」：「教練經常……拿棍子打，有時候用手打或者腳踹…… 不反抗，因為我很清楚，反抗對自己一點好處都沒有。」
曾名震一時的「馬家軍」就是這種中國式魔鬼訓練的典型。教練馬俊仁以嚴厲手法訓練一批女子中長跑運動員，據報導是毒打與羞辱並施。報告文學作家趙瑜曾發表震撼人心的《馬家軍調查》，文中提到馬俊仁甚至伸手探進運動員衣內撕掉惹他討厭的胸罩：
「老馬果然發現了她們胸部的異常……老馬站在隊前破口大罵：你們這幫小賤逼！又想什麼啦！你們想野漢子啦？學會臭美啦？非得找幾個大老爺們操你們不可啊？我越來越管不住你們啦是不是……終於怒不可遏……伸手從運動衫的後領口猛然掏入，揪住乳罩硬撕下來，狠狠地拋在足球場上，隊員們不敢反抗，眼淚在眼眶裡打轉，隨之而來是壓抑的抽泣卻又不敢哭出聲來，任憑老馬連罵帶揪，揪出一隻拋掉一隻，又撲向下一個……轉身疾撲王軍霞而來，王軍霞……大哭出聲掉頭就跑。老馬更加憤怒，緊撲兩步沒撲著，彎腰抓起地上的一塊大磚頭就砸了過去，王軍霞跑得快，算是沒砸著……」農村女孩王軍霞敢發難，極其罕見。她出走後說「以前他想打就打，想罵就罵……誰比我更想自殺呢……我當時只是覺得再這樣練下去，我非崩潰了不可。腦子裡經常會有自殺的念頭出現……經歷了一段痛苦的鬥爭後，我覺得我一定得離開，大不了我什麼都不要了……像我這樣對生活對生命都絕望的人，咋整也無所謂了。」
女孩子能吃苦」就是這個意思。這方面女孩子較男孩子有優勢，因為男子體力較大，性格也較剛烈，教練隨意撻罰會危及自身安全。中國女運動員所吃的苦，在一般文明社會根本就是為法律所不容，若有教練敢像馬俊仁那樣胡來必會被運動員齊心合力制服並送官，還要對被侵犯運動員作巨額賠償。
體育寄宿學校學生多是農家女
中國政府使用人海戰術，從全國挑選數以萬計少年作專門隔離式地獄式培訓，以奧運摘金為最高目標。因此，最終能夠排眾而出的只是極少數。當中有極大的賭博成份。而且絕大多數運動員都要面對退役後生計無著的問題。目前在中國三十萬退役運動員中，近八成面臨失業、傷病、貧困等生存問題的困擾，當中不少因過度訓練而變成殘障。退役後當搓澡工的中國全國舉重冠軍鄒春蘭起碼還能走動自如，但昔日馬拉松世界冠軍艾冬梅及其隊友郭萍因訓練超負荷而幾乎全部腳趾移行錯位，連皮鞋也不能穿。三十歲的郭萍很想結婚和工作，但腳部嚴重變形，每走至多十分鍾就得坐下來休息，比纏足婦女更不堪，想過自殺的郭萍說，「沒有人願意娶一個不能走路或幹活的跛子……我當時跑步是想將來有一天能讓父母過得更好。可現在我成了他們的一個負擔。」現在她還要跟同樣貧病交迫的艾冬梅找律師向原主教練王德顯追討王被指在過去近十年暴力侵吞她們的廿多萬元獎金及補助款。這就是中國精神「一將功成萬骨枯」的見證。
這樣違反人性、殘害身體、糟蹋尊嚴、成功機會渺茫、沒有保障，還要犧牲學業的運動員生涯，一個人若非為勢所逼，或走頭無路，決不會輕言投身，即使誤墮其中，也不能堅持下去。中國政府就看準了中國婦女比中國男人更低賤、謀生更困難這優勢，將之盡情發揮，讓無路可逃的中國婦女承受非人類所能忍受的痛楚和羞辱，不打不成器，嚴師出高徒，從而突破人類體能的極限。雖然，中國的父母絕不會因拒絕讓子女受訓而要坐牢，但一個讓人生死自便的不義社會很容易的就會把人推上這條血淚之路。
的確，數據顯示，這些甘心接受地獄式訓練的中國女運動員許多來自貧困農家，她們是全家人能否從地獄躍進天堂的希望，作用跟中國古時要十年寒窗的科舉制相似。著有《北京大賽︰奧林匹克對中國意義何在》（Beijing’sGames:WhattheOlympicsMeantoChina）的現任北京體育大學客座教授蘇珊·布朗（SusanBrownell）在這問題上也有同樣觀察。她說，很少白領和居於城市的父母會把子女送進這些體育寄宿學校，而來自農家的女選手特別集中於競跑、馬拉松、舉重等幾個項目，「中國婦女的社會流動較男人弱，而當中又以農村婦女為甚，所以參加體訓可說是唯一出路。」
中國農村婦女另外的三條常見出路：種田做工廠奴工或下海為妓，並不見得比進體育寄宿學校受刑更加吸引。
農村賤女脫貧致富之道
所以，中國婦女或中國農村婦女的境況越悲慘，中國政府就越能夠乘人之危。絕大多數國家的男性自殺率都比女性高，唯中國是極罕有的例外，原因是中國農村年輕女性由於生活太苦而自殺率超高。中國全國女性自殺率高於男性自殺率百分之二十五，全國九成以上自殺發生在農村，農村自殺率是城市的三倍，而農村年輕女性自殺率又比農村年輕男性自殺率高百分之六十六。可見，中國體壇是不愁沒有新血的。這樣，中國政府就可以人棄我取，專攻女子項目，特別是專攻像競跑、馬拉松、舉重這些較冷門的、靠死工夫、要吃大苦、並且隨時會令運動員外型走樣、一般女子視為畏途的項目。
因此，就如洋人把賭博視為娛樂而中國人把賭博視為致富之途那樣，對於中國運動員，特別中國女運動員來說，投身體育運動決不是像洋人那樣的因為好玩為了興趣更不是為了健康，而是為了在近於絕境下殺出一條生路並發大財，讓自己和家人脫貧致富，從賤民階層躍升為大眾偶像，或嫁入豪門。當這一天來臨，受過多少苦都是值得。中國運動員是出了名沒有禮貌的，原因就在此，因為什麼溫柔惇厚都被非人訓練淘空了，體育比賽就是你死我活、脫貧翻身的血淚生涯，不成功便成仁，唯一目標就是獎牌，甚至只是金牌。那麼，與記者交談或與旁人寒暄全都是毫不相干的無聊事，特別是要是她們也看穿了這些記者和觀眾本身也是有份支持的這個逼人忍受非人折磨方能求存的不義社會制度。相比之下，那些來自較文明和均富國家的女運動員，本來就已活得悠哉悠哉，無須靠奪獎來脫貧，爭勝動機甚弱，她們除非天賦條件極好，是很難打敗那些目露凶光的中國女選手的。就像被形容為如鬥牛犬般進攻的乒乓球手鄧亞萍，她那種嘶哮聲，那個對手聽了會不感到心驚？鄧後來回顧那段艱苦歲月，也說，「當時沒有其他的退路」。
女運動員服禁藥效果大
中國體壇「陰盛陽衰」的另一個原因是，與男運動員比較，女運動員的表現有較大「改善空間」。美國前女子七項全能運動員兼奧運選手教練帕特·康諾利（PatConnolly）十多年前就察覺到中國體壇陰盛陽衰（見一九九四年十月二日《紐約時報》）。當她在九十年代初看到中國奧運女選手突然脫胎換骨，屢破世界紀錄，就覺得事有蹊蹺。理由是，既然中國男運動員跟女運動員來自同一個國家，同一個基因庫，同一樣的訓練設施和訓練專才，為什麼女選手的表現比男選手好那麼多？馬俊仁說秘密武器就是「甲魚湯和冬蟲夏草」，那麼男運動員不是也可以吃嗎？她再參考前蘇聯及前東歐國家體壇也曾出現陰盛陽衰的反常情況，就懷疑中國隊陰盛陽衰也是用藥所致。她說，男性由於體內的睾丸酮（testosterone）遠比女性多而體能較強，因此運動員可通過服用睾丸酮的衍生物同化激素（Anabolicsteroid）來改善表現，而竅門在於：由於男女生理結構不同，這種外服同化激素對提升女性體能作用甚大，但對男性體能效用輕微。其次是，她說也由於男女生理結構不同，這些禁藥在女性身上較難檢驗出來，因此女選手可以到較臨近比賽時才停止服藥。
在柏林圍牆倒下之後，當局發現了東德共有十六個運動科學實驗室，當中有四個專用作研究和應用同化激素。中國政權比前東德更封閉，並有要向世人證明中國人不再是「東亞病夫」和中國人已經「站起來了」的特殊需要，而且中國政府更花得起錢，也更深得「兵不厭詐」的《孫子兵法》精髓，所以，確有理由懷疑，中國在這方面只會比東德做得更猖狂。而中國也可能用上一些西方科學界所不孰悉的中藥材料作掩飾，就如中國的水產養殖商利用中藥來破解歐盟質檢那樣。
但女運動員使用同化激素代價很大，也就是外觀和生理上會越來越趨近男性，譬如聲音變粗、胸部變平、長出鬍子和不能生育等。這樣的代價，除非是不知情，一個女人若非萬不得已，怎會接受？但在絕望的中國農村，肯這樣豁出去的婦女應該不少。
看東德，金牌可以救中國嗎？
前中國全國舉重冠軍鄒春蘭失意於體壇後生活潦倒，於去年忍不住揭露了自己在吉林體工隊時，一直在教練的瞞騙下，長期服用男性激素「大力補」（這是中國體壇的流行禁藥），招認說「所有的金牌都是假的」，「隊友們也服用這些藥物」，「我吃那個藥第二年就開始長鬍子了」。到去年底，鄒春蘭只好做整形手術，讓外觀看起來還勉強像個女性，但依然無法生育。同樣，在一九八六年第十四屆歐洲田徑錦標賽上表現驚人的東德女子鉛球冠軍赫迪·克里格（HeidiKrieger），後來發現被當局長期暗中喂食同化激素，負責大規模向東德運動員暗中施藥的前東德體育主管ManfredEwald與藥物醫療主任ManfredHoeppner均已罪成，並由此揭發在前東德約有一萬名運動員被政府長期暗中施禁藥。怪不得在一九七六年和一九八八年奧運會上，人口約只有兩千萬的東德在金牌榜上竟然可以超越美國，僅次於蘇聯。這種有系統的大規模暗中施禁藥只可能在東德、前蘇聯或中國這樣的極權封閉國家發生，這是自由民主國家在體育競賽中極吃虧之處。後來克里格由於已變成一副男相，女性性徵盡失，而不得不變性為男性，改名AndreasKrieger。
從鄒春蘭、克里格及許多在頒獎後才被揭發或自行招認的服藥事例看來，運動員服用禁藥只要深得其法是不容易被驗出的。而且，不論一國的選手中有多少人被發現服禁藥，也只會褫奪有關選手的資格，而不會褫奪有關參與國的參賽資格，這樣的勾當也夠划算。最終，還是要依靠運動員的榮譽感和道德水平，以及運動員會否面對像中國女運動員所面對的那種魔鬼誘惑：可憑藉奪獎而一夜之間脫貧甚至致富。
一九九○年九月，在德國統一前夕舉行的第十五屆歐洲田徑錦標賽上，東德表現最好，甚至終於壓倒了走向瓦解的前主子蘇聯，其金牌和獎牌總數分別是十二枚及卅四枚，而西德的金牌和獎牌總數分別只有三枚及七枚。但東德最終沒有因獎牌最多而獲救，一個月之後，東德消失在統一的德國中。金牌可以救中國多久？
－－轉自《開放雜誌2008年9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