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信仰，伦理和政治纲领的缺失，多年来，中国政府主要靠试错机制前行。可是即便试错，也往往失灵，导致同样的错误一犯再犯。更由于一段时间经济表现好，减弱了人们的危机意识，错误就更难发现和纠正。不要以为经济好，一切都会好。很多现代国家都是因为被高涨的经济指标冲昏了头脑，忽视了重大疏漏，一转眼就陷入萧条。美国在上世纪初和本世纪初，都犯了这样的错误。
长期以来，大部分中国人已经放弃了对某种信仰目的或政治理想的追求。主要由于，过去直到现在，凡是有这一类追求的人，无不受到排挤、打击和迫害。“自由”“人权”，本来是普世价值，八九以后被彻底抛弃。“真善美”是一种很基本的理想，但是自从镇压了法论功，再也不讲了。甚至相信“共产主义”，也很容易被人当成白痴。现在从总体上，中国政府和国民相信的是钱，是眼看得见的黄灿灿的金子。凡是和钱无关的，一概不感兴趣，包括中国将来会如何。在上帝眼中，这无疑是群迷途的羔羊。“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即便没有信仰没有目标，只要有一种试错机制，也可以防止在歧路上走得太远，损失无法挽回。20世纪哲学界和经济学界，有这样一种认识，认为人的主观有局限，不可能准确的预见到未来。尤其是，根据以往的经验、历史，来推导未来的时候，常常忽略了背后境况的变化，误以为总是会重复。哲学家波普尔有一个论点，他认为，所有的观点都不能被证明是正确的，只能被证明是错误的。
试错机制的效用是，当你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时候，还不必绝望，至少还有错误可以用来帮助识别方向。也就是说，当你知道一件事情是错的，下次尽量避免不再重复，至少可以减低再犯的机会，也就向正确前进了一步。有时人们把实行一种政策当作“假设”，在进行中，不断的寻找各种证据，来证明政策是错误的。如果找到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政策的错误，就可以肯定这个政策。如果相反，就可以确定这个政策无效然后放弃。这就是波普尔的“试错机制”，中国的施政基本是这样过来的。回顾中共执政的历史，就是一个纠错的历史。一开始想照搬苏联模式的中共领导人，发现照搬不通，就一百八十度转向，和“苏修”划清了界限。每搞一次政治运动，到结束前都发现原来搞错了，于是“纠偏”，纠正“扩大化”。反右运动从两个还没有平反的右派，扩大到全国几千万人，也没有为此脸红过。大跃进的错误，后来被刘少奇纠正。文革的错误，又被邓小平纠正。胡锦涛试图纠的，则是江泽民经济畸形发展的烂摊子。
没有一以贯之的理念信仰纲领路线，只是不断地发现错和纠错，本来尚可被接受。按照波普尔“没有正确的只有错误的”这一定律，只要对前面犯过的错误记下教训，立下制度，保证不重犯，就是一种正确。至少让老百姓不要吃二茬苦，受二茬罪，就要谢天谢地。可是观察近年来的情势，很不让人乐观。
前几年在广州发生的孙志刚事件，整个已经被视为错误。从缺乏尊重人的观念，到不合理的城市收容制度，看来人们已经认准了教训，接受了教训。可是几年过去，大小类似孙志刚的事件接连不断，又发生了更为严重的杨佳事件。如果杨佳没有被鉴定出有精神病，那么他的“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之言必定事出有因，上海警方犯了和广州警方同样的错误。说到一年四万起，到后来干脆不统计的群体暴力事件，更证明了试错的失灵。刚刚收拾完瓮安的断垣残瓦，惠州又发生暴乱。下一个也许已经出现，只不过网络严密封锁，人们不知道而已。至于说经济发热，毁掉家底搞各种各样的跃进，历史上已经重复过不知几次了。
于是有头脑的人就要开始问一个为什么。
第一个回答应该是，在严密的言论管制下，没有人站起来指出错误，当然无法纠错。试错机制的第一个步骤应该是知错。如果不认这是错的，又何必纠正？由谁来指出错误呢？自己发现当然最好，现实上几乎不可能。老一辈的中共领导人，有几个还有独立人格，比如彭德怀，还能说几句不同的声音。现在这样的人还有吗？由政治对手来挑错当然也不妨，可是如果故意说他别有用心，挑出来的错就不能算数。
应该让和政治利益不相关的，或者说关心自己个人利益的第三方出来说话，才能真实地发现错误。但是由于越来越严密的言论控制，新闻管制，网络封锁，能说真话的机会越来越少，照此下去还要更少。指出错误的人越少，纠正的错误当然越少。而一个被多数人认为是错误的错误，几乎立即就能纠正。
第二个回答，由于政权交替的法统性质，即便错了也不能认错。邓小平知道毛泽东有多少错，但是他不能全认，只说三七开。因为他的权力来源是毛，如果背叛了毛，从头建立政治资源，对他来说得不偿失。因为没有把错认全，六四就犯了屠城重大错误，毁了一生名节。胡锦涛的权力来源是邓小平，他可以越过江泽民做一些不同的政治举措，但是决不可越过邓，至少没有这个胆量越过邓，因此必然要把邓的错误继续下去。
一党承传看起来是一种很坚固的体制，有利于稳定，防止动荡，可是不利于纠错。不纠错的直接含义将是继续犯错，让错误越来越大，越来越严重，一直错到无法纠正。那么就要看这个民族有多大的承受力来承接错误的重压。我想不是无限的。
第三，由于所有制性质，凡是有认识能力的人，都由于利益关系，昧着良心说话。中国的国有制经济，实际上把思想界和言论界的人全部都买下来，变成家奴。不听话，饭碗就没有了。这种收买近几年迅速的扩大到国外。凡是有一点影响的中文媒体，都有中资也就是中共资产的进入，凡是有所求的媒体业主，无不自律。据说人数已高达28万的网络评论员，正牢固控制着舆论阵地。人们也许只意识到，这是出于稳定和安全的考虑，每个国家都这样，但是没有意识到，这是在帮助一个政权助长错误，有一些说不定是致命的错误。不仅对中国致命，对世界也致命。
──转自《新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