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中國的版圖和面積，可謂幅員遼闊，地大物博；其地域分佈也佔有許多優勢，橫跨高原、丘陵、谷地、平川，縱括熱、亞熱、溫、寒各氣候帶；地形地貌各呈異彩，山川河湖遍佈神州；而它擁有的各種礦產和資源更是深厚豐富。中國本該是一片人間樂土，最差總可以讓人民安居生息吧。可是，中國的災難是如此之多，多到人們總是猝不及防地就迎來了下一個。常常慨嘆之：可悲。可是，這一切又豈是一句可悲能夠疏解的憂思。
更可悲的恰恰是，人禍連連正無盡期；更可惡的恰恰是，人作惡還有人忙不迭地追隨頌揚輔佐幫閒。作惡的手中已經控制了所有的權力、武力、警力、法力，掌控了所有的社會資源調配機制，掌控了所有輿論優勢和話語權。在沒有獨立生存空間的社會，民間也正蓬勃生長著追隨、附庸、幫襯權力的精英階層。有一種言論在地震發生後一時甚囂塵上，他們認為，人民常遭生離死別、社會歷經天災人禍，是對親愛的黨的執政能力的正面檢驗。好像正是一次次天災人禍才給了黨體現親民親政的機會。他們說，多難興邦、「震」興中華。嗚呼，他們是從一次次人民的大量死難中災難中真實地感受了黨的體貼，一次次天災人禍正是讓黨一次次顯示偉大光榮正確的歷史機遇。試問，中國的災難怎麼會停歇呢。
我相信，許多為政府著想的人是善良的，許多歌頌政府在地震後功德的人是好意的，許多為地震死難者和那些孩童灑淚哀痛是真誠的。我也相信，不少積極投入救災的官兵領導是心焦的。
可是為什麼就不能允許有人在同樣也善良、好意、真誠、心焦的情況下批評和督促造成這一災難的真正源頭中共政權呢。那些死在豆腐渣教學樓下的上萬小小的冤魂是不是專制腐敗的犧牲品呢？
那些為政府著想的人應該想一想，如果你的兒子在倒塌的教學樓下苦苦地等待著救命，你怎麼看待72小時黃金救援時間內政府不允許海外專業救援隊進入。閉上眼睛靜靜地想像一下，試著把任何一個絕望期盼的孩子的眼神替換成你的孩子。如果這樣你還可以坦然地理解政府的難處才有意義。不少文人撰寫文章說：「溫總理含著眼淚」怎麼怎麼的。難道在那樣的悲慘事件面前，你不是含著眼淚，我不是含著眼淚，成千上萬的人不是含著眼淚。怎麼溫家寶含著眼淚就應該獲得歌頌呢。他的眼淚就高級了，他的悲情就可歌可泣了。不覺得自己太自卑了麼。而且溫總理這麼些年來，總是含著眼淚到處亮相，但是需要鎮壓異己的時候卻絕不手軟。
有人說：美國新奧爾良的颶風災難後，布什沒有第一時間趕到現場。所以認為，溫總理比布什要更加具有人情味。可是美國有更有效的救援機制，美國年年都有風災、火災、旱災、水災，美國西岸更是地震多發帶，什麼時候像中國這樣動不動就幾萬人喪命。美國在過去60年裡，共發生6級以上地震十二次，其中6到7級地震七次，共死難六十五人；7級以上地震五次（包括一次8.5級地震）共死難219人。而且，美國的媒體和民間什麼時候像中國在災難中那樣大肆歌頌過國家領導人，恰恰相反，就像在新奧爾良颶風災難中，他們從來沒有停止過責罵布什，布什除了聽著、笑著伺候著社會批評，連個屁也不敢放，不像中國遍地竟是幫閒文人趕緊出來為偉大領袖護駕。
中國原本就只有極為可憐的一小撮敢於直言批評政府，他們從來都要冒著極大危險的。緊急關頭批評政府怎麼了？批評不是為了更好的督促麼？人民問責不對麼？任何一個正常的政府在任何時候都要接受來自民間的批評。台灣在9.21大地震時被民間罵得很慘，好在台灣已經不是專制社會，不需要幫閒文人跳出來為政府辯護。一個政府如果脆弱到禁不住批評，本身就是個極大的問題。可是批評者還要接受來自幫閒文人的責罵。情何以堪。
最重要的是，中共在救災中絲毫沒有停止人權迫害。5月13日照常審判了記者齊崇懷，判了他四年徒刑。5月12日以來，大批民主人士、異議人士、維權人士、西藏人士遭到逮捕，甚至連一些捐款救災的訪民都抓了，人道救援者黃琦又剛剛失蹤了，如果你們是他們其中任何一位的親人，請問你們怎麼看政府救災的同時用更大的權力、精力和資源鎮壓人權。
不少文人是打著獨立知識分子的招牌在替當權者辯護，以為自己能夠撰寫文章，就是獨立知識分子了，就以為自己具有獨立人格了。
本人在1994年發表在《民主中國》雜誌的《知識界的依附人格及選擇困境》一文中特別指出，中國社會普遍對於「知識分子」這一詞彙理解的巨大誤區：「1965年，美國的《時代》週刊對知識份子所下的定義認為，知識份子至少應有三種功能，即：向暴政挑戰的勇氣和能力；抗拒暴政恩典、寵愛、籠絡的勇氣和能力；及在思想上指導一般大眾的智慧和能力。到了八十年代初，《時代》週刊就「知識份子」一詞的定義又發起過討論，並徵集一些著名知識份子對此詞的概念進行界定，獲得認同的結論是，自覺自願地長期關注社會動態，致力於社會問題的研究，發表獨立見解，通過輿論壓力團體的作用，影響政府政策的制定和社會的發展方向的個人及群體。」
可惜直到今天，中國社會還是沒有多少人弄得清知識分子是什麼。不少人由於供職於高等研究機構，就自認為是什麼「高級知識分子」了。殊不知，那些教書、寫作、蹲辦公室的人其實和「知識分子」沒有什麼關係；就連那些高等研究機構的專家、學者也和「知識分子」沒有什麼關係。因為「知識份子」不是讀書人或知識人，也不是專家學者。它具有特定的社會功能性質，個人或群體必需具有對社會發展的獨立的監督、平衡、批評作用，知識份子的概念有著豐富的內涵，它的多重屬性和功能不可或缺。
知識分子和獨立人格不是一句空話，是要付出直面風險的代價的，包括來自強權，也包括來自社會壓力；包括來自利害權衡，也包括來自放棄媚俗帶來的孤獨。
2008年6月17日
－－原載《議報》第36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