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幾位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指出台灣電視的政論節目太多謾罵吵鬧，許多民意代表及媒體名嘴，為了譁眾取寵，在節目上怒氣沖沖、針鋒相對，甚至還口出種種非理性惡言來對特定人士進行人身攻擊。政論節目及名嘴儼然成為台灣社會亂源之一。

院士們感慨甚是。政論節目愈來愈趨向激情化、對立化、戲劇化，著實是令人沈痛的隱憂。然而，部分人士旋即批評表示「台灣是個過於民主的地方」，這種說法，卻又未免令人啼笑皆非。

讓我們考古一下。自民國76年（1987年）解嚴以來，台灣民主的真正發展，不過20餘年，相較於英、美長達數百年的民主歷史，台灣民主至多只是「青少年」，絕非「成年」。此外，根據美國「自由之家」今年公布的全球新聞自由調查報告，台灣新聞自由雖在亞洲排名第一，但放在全球來看也僅有33名的位置。

綜以觀之，「台灣過於民主」，此說何來呢？一個小孩剛拿起爸爸的打火機把玩，就能說他是個老煙槍嗎？究其實，這些媒體亂象，恐怕是台灣還不夠懂得民主的若干深層內涵所致。

回顧民主政治的發展，無論是古典式的雅典城邦式民主，以至現在主流的代議式民主、甚至是九○年代新崛起的審議式民主，它們在理論上的規劃鋪陳以及制度上的實踐運作，其實都有著一個基本預設：「理性的人」。

因為唯有當人能理性對待一切，才能擁有自我思辨及溝通協調的能力，不會輕易受到他人有意操弄，同時也能降低做出有損集體利益的錯誤決策之機率。最重要的，一個理性的人才能懂得聽取他人意見，並使用彼此都能理解、接受的語言不斷與他人進行對話交流，整個社會也才能因此取得共識，維持和諧與安定。

換言之，民主政治的成功，是有其道德層面的根本假設：人與人之間能互尊互重、理性溝通。做不到這點，民主的發展必然有所缺陷。如果誰也不尊重誰、誰也不聽誰、誰也不信任誰，如何能奢望成就真正的民主呢？

因此，這些在電視上擅用「言論自由」之名大放厥詞、甚至惡言相向的名嘴們，其言其行確實傷害著台灣民主本身。而他們的極端言論之所以能有市場，一來在於我們整體對於民主的精髓─理性的人—還沒能深入掌握；二來，媒體本身（尤其電視）也難辭其咎。由於媒體的好走偏鋒，造成「理性論政無人問，瘋癲狂亂上新聞」的離譜現象。

想想，反理性的媒體、反理性的民代與名嘴，能給台灣帶來什麼樣的公民與未來呢？想改變現狀嗎？不要猶豫，立即關掉電視、別讓政論節目成為你的變種HBO（Home Box Opium，家庭電視鴉片）；或者直接拿起電話，叩應給主持人和名嘴：「我不再看你們了，除非你們改善。」

媒體改過遷善的曙光，或許將因此而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