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朋友經常感嘆，他們單位的一把手獨裁、自私，凡事都從一己私利出發，只要對他個人有利的，能撈到好處的，必優先搶佔，每天上班就躲在自己的辦公室，什麼正事也不做，把份內之事也都安排給其他人去做，稍有不順從，必遭他的嫉恨，立竿見影要進行打擊報復，作風之專橫，態度之野蠻，而且那麼肆無忌憚，都令這位正直的朋友有點忍受不了，認為在這樣的領導下，自己是沒有好日子過的，並常常將原因歸結於這位領導的血型、性格。其實，天下烏鴉一般黑，每個單位，大大小小，都是大同小異，都是中國版專制的縮影，與個人的性格關係不是很大，根子還是在於我們的體制，完全是從上到下建立起來的，是一個控制型的結構，上下級之間的關係是統治與被統治、控制與被控制的關係，上級任命的單位頭頭是容不得不同意見、容不得反抗的，他代表的是一級權力，哪怕芝麻再小，也是自成一體，他只對上負責，對下就可以頤指氣使了，他掌握的權力範圍內，他有資源分配權，他之所以盡最大可能地優先佔有資源，這是他手中的權力所決定的。在這種權力機制下，即使他本性善良，也會被權力異化，逐漸變成一個冷血、自私、貪婪的人。

有時候，我會勸這位朋友幾句，說一切都會過去的，這種體制也總有改變的一天。他的回答讓我一時無語，人的一生就那麼些年，這樣的權力體制一拖給你拖個幾十年、一百年，這一輩子還有什麼指望？是啊，從這種落伍的權力體制過度到現代政治，起碼現在還看到一點痕跡，沒有權力的人活在這個社會是看不到什麼出路的。

謝韜先生上個世紀50年代就擔任過中國人民大學的副校長，晚年反思自己走過的道路，在他85歲時寫給一位朋友的信中，充滿了悲涼和沉痛之感：

「我們曾是真正忠心的毛派、左派、歌德派，挨整挨冤枉都仍然忠心不二的趕不走派。後來覺悟了，仍然是護黨派、改革救黨派，想方設法要救這個黨，改善黨，想黨變好，但悲哀在於逐漸發現，這個黨是很難救了，積重難返了，救不了了。怎麼辦！？一個是轉變，改弦更張，大氣量，大手筆，大政策，開歷史新局面，這可能性極小，一個是自我瓦解，自我毀滅，被人民拋棄。這是歷史的悲劇，人民（包括我們這一代）付出了那麼多的歷史代價，卻換來一個歷史悲劇，這更是悲劇中的悲劇。」

謝老先生的悲哀不是他一個人的悲哀，在他那一代知識分子中，在年輕時代滿腔熱血參與革命的老人中，那是一種比較普遍的現象，等到他們晚年覺醒時，一切都已晚了，大錯已經鑄成，悲劇已經發生。悲涼之霧，正籠罩著華夏大地，即便西門慶式的享樂也遮掩不住這種時代的氣氛。

改革到目前已成為一個虛詞，對於大多數普通人來說，改革的意義是虛無縹緲的，看不見、摸不著的，對於強勢集團而言，改革意味著更大的利益，如何最大限度地佔有財富、佔有社會資源，如何繼續世代保持榮華富貴，這是強勢集團全部的出發點，對他們有利的，就要不惜代價去做，對他們不利的，也同樣不惜代價阻止。於是，我們眼看著這個社會一天天地腐爛，整體上的、制度性的腐敗侵蝕著社會的每個毛細血管，每個具備正常思維能力和良知尚存的人卻都無能為力。民眾，從來沒有一個時候想現在那樣感到無力，一種深入骨髓的無力感挫傷了整個民族，使人艱於呼吸。許多時候，我們都陷入這樣一種無力、無奈的狀態中，思前想後，感到黑暗的力量真是太強大了，強大得甚至還可以延續一百年。由於生命的短暫，我們很可能沒有機會過上一天真正舒心的日子了。

改革和反腐一樣都成為舞台上的道具，需要時伸手取來，不需要時放在一邊。官場上，誰也不想啟動一場風險莫測的改革，拿自己的烏紗帽開玩笑，權位比什麼都重要已成為多數官員的共識。民間社會，馬鈴薯式的芸芸眾生早已習慣了認命，即使打著各種漂亮旗號的人，有幾個不是在為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奔忙。改革，改革，多少罪惡借汝之名而行。正是在改革、發展的堂皇名義下，一個個房地產大鱷、IT神話、行業壟斷的王國登場了，他們掌握了這個國家最大多數的經濟資源，他們佔據了借改革之名帶來的全部好處，他們的利益是與權力不受制約的前現代政治捆綁在一起的，他們沒有理由支持真的改革，保持現狀乃是他們的首選。他們分享著美麗的大餅，生活在比天堂還要天堂的人間，他們當然不願意進入沒有人可以穩操勝券的市場競爭中，他們當然不願意花更多成本去創立一個公正、公平的社會機制，因為他們在世俗社會的成功本來就建立在不公正、不公平的基礎之上，公平、公正是他們的剋星。

而今，利益的分配格局已基本完成，改革的動力已經喪失。對於強勢集團尤其是居於統治地位的人，主動實行制度改革的可能性確乎不存在了，至少在表面上看不出來。因此，我們再也看不到力圖有一番作為的光緒帝，光緒帝瀛台修鐘的命運，胡、趙80年代的前車之鑑讓沉浮在權力舞台上的人們膽顫心寒，還有誰敢於冒失去權力的風險，去主張真正的改革？還有誰敢於拿自己的官場生命當兒戲，去思考國家民族的命運？成也敗也的考量、個人得失的計算超過了一切理想的衝動，已掌握一定權力資源的人不是按理想行事，而是按現實可能性行事的。這是個理想成為嘲弄的時代，社會的變遷完全是利益的槓桿在起作用，魯迅說，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爐子也要流血，鐵屋子如果沒有人呼喊要把屋頂掀掉，是連窗戶也開不出的。

歷史已進入這樣一個階段，那就是等待，也只剩下了等待，什麼時候天才會亮？沒有人知道，不會有人知道，也許很長，也許很短。

──轉自《新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