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看《新唐人電視台》《熱點互動》欄目，我是主持人安娜。自從5月17號，中共領館組織一些親共團體，在法拉盛對3,600萬退黨活動進行干擾之後，兩週以來，不斷的有人對退黨的義工以及法輪功學員在法拉盛進行圍攻和謾罵。
那麼在5月31號，來自很多地方的各界人士、支持退黨的人士及法輪功學員在法拉盛又舉行了盛大的集會，譴責中共的黑色暴力，中國過渡政府的總統伍凡先生也到場發言，今天我們就請他來談一談對法拉盛事件的看法。伍凡先生您好！
伍凡：安娜你好！主持人好！
主持人：您好！我看到5月31號您是在現場的，很多人對這次退黨義工和法輪功學員遭到暴力圍攻、毆打還有謾罵的事件，就覺得說「哎呀！文革又來了！」那您看了這個事件感不感到突然呢？
伍凡：這件事情剛開始發生的時候，就那一、兩天感到突然。可是這一路下來以後，慢慢去跟蹤它的發展，再慢慢思考它為什麼會發生，總有它發生的原因吧，不會是憑空而出的，發現它是有比較深層的原因，所以就覺得不奇怪了。
它是必然會發生的，這是中共轉移矛盾的一個手段，它必定會在這裡，它選擇法輪功。那為什麼選擇法拉盛呢？因為全世界最有名的，畢竟第一家「掛牌」的「退黨服務中心」就在法拉盛，就在圖書館的對面。
那個地方正好是一個大舞台，它要在那裡演這場戲。這場戲演完了以後，把所有拍下來的東西或資料向國內匯報，等於是「出口轉內銷」，轉了以後就可以欺騙老百姓，這就是它要做的事情。
主持人：但是像文革那種圍攻、謾罵，在國內大家可能也不奇怪，可是在美國，我想很多美國人沒有見識過這種場面，那它到美國來做這件事情，它難道沒有想到後果嗎？
伍凡：圍攻你法輪功，如果不採用一種很激烈的手段，那不叫「圍攻」啊，那叫「辯論」、「會談」或是像我們這樣的「對談」，那就沒有效果了。它一定要造出一個讓中國人很熟悉的形式，在美國這個地方表達出來。
如果僅僅是我們兩個「脫口秀」（Talk Show），那在中國就沒有什麼影響力了嘛，它要造成一個效果和影響力，那麼一定要把中國共產黨熟悉的，甚至老一代、年輕人都熟悉的這麼一種形式表現出來，所以它就要來圍攻。
你講文化大革命，我是全程經歷過的，在1966年到1976年，前一階段我在大學裡面，後一階段我被關到監獄裡頭去了。中國當時整個是一個大監獄，我坐在監獄裡頭的小監獄，而監獄裡頭也搞文化大革命，犯人也批鬥、也打。
在那個全國大的範圍內，武鬥是有名的，現場不叫「辯論」叫「批鬥」，完全是單方面的講話。只准我講話，你不能講話，你是黑五類、黑九類，你是挨整、挨打、挨殺的對象。我要怎麼搞，在我手上、在我腦筋裡頭，我愛怎麼搞都可以。
現在法輪功在法拉盛這麼一個據點，它就把這種模式移到美國來。你像我看了一個電視的畫面，一層一層的人，上百個人甚至更多的人圍著一個老太太，那老太太舉著一張報紙，那夥人都指著罵、罵她。這個鏡頭使我想起當年批鬥地主婆、資本家、共產黨的官員，不就是這種形式嗎？
唯一沒做的是什麼？沒把她作噴氣式跪下來而已，那完全就是人身侵犯了。可是還是有人假裝自己跌倒，用頭去撞那個老太太。這種形式是共產黨所需要的，把這種模式移到美國來，告訴中國的老百姓：你看，法輪功是被批鬥的對象，我們是占主導的，法輪功是被批鬥的。
可是它完全錯了，時空完全變了，一個是這在40年以後，第二個又是在美國的土地，是一個講究自由、講究人權，特別講究「我反對你，但是我保護你有發言的權利」的地方。你不能說「我反對你，我就剝奪你的發言權利」，它現在是採取這個辦法。
所以我們講文化大革命的模式就是「只准我講、不准你講」，因為你是專政對象。
它把法輪功當成共產黨的專政對象，在美國重演。這是我們不能理解的，在美國生活的人不能理解的，可是共產黨就要演這個戲。
主持人：那您覺得除此之外，它還有什麼其他類似的手段和方法是和文革很相似的呢？
伍凡：起鬨！昨天我們演講的時候，它來起鬨，這在美國一般正常生活狀態下是不允許的，所以後來為什麼警察來把他們趕走？你不尊重這個大會，這個大會是人家開的，你是觀眾，你不願意聽他們講話，你可以走，你不能這樣叫，所以警察一路勸他們走，他們乖乖的都離開了。
你不走，他可以抓你，因為他要執行公務，警察是來保護這個會場的，不是來保護你的，你是聽眾，你應該走開。所以當時採取這個辦法，我覺得警察是非常負責任的。
主持人：那麼您做為中國過渡政府的主席，中國過渡政府對法拉盛這個事件是什麼樣的態度呢？
伍凡：法拉盛這個事件我們是堅決反對的，第一，它不是一個民主自由、憲政的社會裡邊所允許發生的事情。我們不反對你有反對的意見，你可以表達，你可以用各種方式表達，但是你不可以侵害別人表達意見和自由的權利，你不可以。
人家在開會，人家擺個攤子，並且擺攤擺了4、5年了，長期擺在那裡，並不是因為地震之後才擺的。那麼擺了以後，從來沒有發生爭吵衝突的事件，並且這些人跟法拉盛的居民都成了朋友了，都非常熟識了，Say Hallo！發一個（資料）你願意收你收；不願意收，搖個頭你走了，大家也相安無事。
那我5月17號照樣擺個攤子，並且在這裡開個會，是因為宣布3,700萬退黨、退團、退隊，這也是一個例行的形式。我記得第一次100萬，好像是04年、05年，我來了，後來有1千萬我也來了，2千萬、3千萬、3,700萬，就是到了一個數字、一個階段以後，我們表示慶祝、歡迎。
慶祝什麼？慶祝有一批人脫離了共產黨的控制或緊箍咒，他們離開了共產黨，我們當然歡迎他們，我們希望你得救，不受共產黨的迫害了。
而且這個事情的禮數、禮節我們都做到了，就像那天開會我上去發言，我第一句話就講「為四川受災的老百姓默哀」，並且從5月13號開始我們就降了半旗，所以對中國我們是非常關心的。
同時對退黨的人，我們更應該關心，退黨的目的是要結束共產黨。四川這次災害更大的是人禍，所以我們指出來這個人禍造成那麼多人死亡，我們指出來了。可是我們也非常悼念他們，他們是冤死的、不該死的。這兩個事情並不衝突。
主持人：這次我們看到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很多中國人到美國來或到海外來，一方面可能是逃避「一胎化」政策，或者他有不同的政治意見，或者不同的信仰，受共產黨迫害的。
還有的可能是說在美國生活會更好一點的，希望有好一點的生活，子女今後的前途或教育會好一些；那可能還有一些人，那是有錢的人，他覺得他那些錢在中國說不定什麼時候就可能出狀況了，可能受不到保護…當然還有各種各樣的原因。
總之，他總覺得到這個地方來會更好一些，是吧？那為什麼到了這兒來，離開了共產黨的控制，他反而去為共產黨做事呢？
伍凡：共產黨這幾年大量加強文化攻勢，電視、報刊、雜誌、電影，各種各樣的東西甚至免費的、大量的傳到美國來。使得你所關心、所想像的東西，都跟著它的思路走，跟著它的指揮棒跳舞、跟著它的指揮棒唱歌。
主持人：這次法拉盛事件，對海外華人的整體形象造成什麼影響呢？
伍凡：這個影響很壞、非常壞！正因為它把這種思維模式、文化模式帶過來了，平時它跟美國社會是沒有衝突的，一旦這個事情發生了以後，就發生強烈的衝突。
你這種「自己講話，不准別人講話」，只聽共產黨的命令行事，甚至共產黨的外交官員在幕後操控、指揮你們這些人。這些人中，有些是有意要聽的，有些人則是無意的，但是只要是共產黨講的話他都相信。
因為他到了美國之後，他所看的電視都是中國的，他不接受美國的東西，所以他的思路跟著它走，一直依傍著跟它走。那麼是不是每個舉手反對法輪功的人都跟法輪功有仇恨？沒有嘛，只因為他的思路在那裡。
所以在短時間內，如果法拉盛這個事件能解決的話，就不會演變成整個華人社會更大的災難。如果這場戲再這麼演下去，一直再加碼、加碼演的話，就會引起美國的文化和中共的黨文化發生衝突。
這麼一衝突以後，會造成社會不安，那麼人家就會講，包括主流媒體就會講，你們華人為什麼這樣分裂？為什麼你已經成為美國公民了，你還要去聽你原來政府的命令？為什麼你不按照美國的文化來生活，一定要按共產黨的文化去生活？
那麼美國尊不尊重少數民族或者華人的文化？非常尊重。你看每年有「亞洲傳統月」，中國好的傳統文化一直在這裡，重視教育、重視家庭，一直在宣揚。可是你共產黨的文化不要加在裡頭，你一加進裡頭，那就麻煩了。所以這一衝突會引起兩國外交問題、文化衝突問題，這很嚴重的。
主持人：您剛才談到如果雙方真的發生這種外交衝突的話，那您覺得美國政府和中共政府之間，今後會怎麼發展呢？
伍凡：現在已經有外交衝突了，因為有這麼一個彭克玉，他違規、違反美國的法律，也違反了日內瓦外交官員職守的規矩，他不應該去指揮他的僑民，不管他是入了籍還是不入籍，要指揮這批移民來這裡搗亂、滋生動亂，這是侵犯了美國的主權和美國的利益，這很明白的，那看美國怎麼處理了。
美國現在有兩種處理方法：第一，我顧慮到我借了中國這麼多錢，至少有5千億到8千億的債券，中共如果給我施加壓力，把它抽出去、把它賣掉，使得美金更加貶值，那會使美國的金融更吃緊，美國人會非常擔心。「那我就讓它一馬」，這是一種作法。第二個作法，美國也強硬起來，我明的、暗的要你這外交官走路！
主持人：就是驅逐出境？
伍凡：對，驅逐出境！並且我要逮捕法拉盛那些搗亂分子，甚至於公開把他判刑，讓整個社會安定，讓更多的那些小嘍嘍們害怕，不再鬧事了。這兩種作法都在美國政府的考慮中。
如果第一種狀況得逞的話，美國更軟弱了，那麼中共看你就是個膿包，你是個膿包，我就可以更欺負你，這是一種可能。那麼它欺負你，而且還可以製造：「你看，美國人也不過如此嘛」，它在國內可以用這個興起來：「我要怎麼搞，他能拿我怎麼樣！」
另外一種說法是，如果美國人硬了，它也可以利用這個東西：「美國人欺負我們，我們要興起民族主義」，這樣它又可以轉移矛盾。所以這兩種可能性都存在，就看進一步、下一場怎麼走向，但是我可以感覺中共高層在打「美國牌」。
主持人：謝謝伍凡先生！各位觀眾朋友，非常感謝您收看這次的《熱點互動》，下次節目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