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亞洲電台記者石山報導)按照中國一貫的宣傳政策，凡有大事件發生，媒體都必須統一按照新華社的通稿發表消息。然而這次四川大地震發生之後，中國媒體衝破了這一禁令，記者發出大量災區現場的消息。另一方面，中宣部安排的批判西方媒體的文章卻難以見諸報端。

香港《明報》星期一的一篇發自北京的報導說，四川大地震發生之後，中宣部馬上下達指令約束各地媒體記者不得擅自採訪報導。然而中國各地的媒體記者大量前往災區採訪，有報社派出多達50名記者。一些記者表示，如果不能發稿，寧願在當地當救災志願者。

報導說，中國媒體記者在災區和民眾及軍警合作良好，發出了大量相關的消息和報導，把中宣部的禁令全部拋到腦後。

不過，中國一位新聞工作者彭先生對自由亞洲電台說，雖然大災當前，中國媒體暫時衝破中宣部的禁令，但這個新聞報導的窗口期一過，對媒體的控制將回到原來的狀況—

彭先生：「就連《北京晨報》這種完全地方性的報紙都派了記者進了災區，在這個情況下，置中宣部的禁令為不顧。但是，隨著這個窗口期過去以後，就會對這個事情有所反思。在緊急救援的窗口期過去以後，這樣的深層思考開始出現的時候，必然控制又會恢復，又會加強。」

北京的資深新聞工作者凌滄洲表示，地震發生之後中國各地的報紙大幅報導災區情況，中宣部的約束確實被暫時衝破—

凌滄洲：「中宣部的習慣與作風一貫是這樣的。但是，從其他報紙出現的風氣來看，媒體都是自己在報導這個。今天報紙賣得特別好，我早晨去了兩趟，但只買到一份《新京報》。《新京報》做得是最有新聞感覺的。當然，《京華時報》這種最暢銷的都市報、早報，他做得也很有藝術價值。」

凌先生也認為，在這次地震災情發生之後，許多中國媒體的記者表現出了他們的專業素質，突破了以往官方媒體的風格—

凌滄洲：「有一天的中央電視台直播的，好像是國情辦和地震局共同搞的一個新聞發佈會，有兩個記者，一個是《成都商報》的記者，一個是《中國日報》的記者，提問都非常尖銳，受到很多網民的喝彩，包括我自己的作品中也談到，如果我們的記者都能像這樣，也是新聞的一種進步。就是從良知出發，為了追求新聞真相，他提出了很好的問題。」

凌滄洲認為，因為中國民眾對災情的高度關注，使中國媒體和媒體記者暫時衝破了中宣部僵化的制度性束縛，但中國現存的新聞體制恐怕還有很長時間才能發生改變。

香港《明報》的報導說，在西藏拉薩事件發生之後，中宣部以每萬字10萬人民幣的代價，委託中國十家大學撰寫文章，對西方媒體進行批判，作為隨後階段中國宣傳的重點。然而這個安排卻被四川地震打破。

正在英國作訪問學者的原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焦國標表示，中宣部對西方媒體的批判，是為了削弱民眾對新聞自由的要求—

焦國標：「像《光明日報》成版地發這些文章，請這些最惡劣的新聞學教授，他這種思路實際上長期沒有改變。就是說，你們不是嚮往新聞自由、新聞公正嗎？這個世界上沒有，所以，既然世界上沒有，也別說中國的不好和不是，你就湊合著，就這樣吧。這是他們的邏輯。長期以來，中宣部的邏輯、中國意識形態的邏輯都是這樣的。」

香港媒體的報導說，由於四川大地震的發生，這些籌劃多時的批判文章，可能再也沒有機會出台，中宣部部署的對西方媒體的大反擊，也因此可能偃旗息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