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聚焦”，我是桑妮。在我们上一集的节目当中，香港大纪元的义工，港大博士王涟向我们讲述了他是如何被中共国安绑架，洗脑并被胁迫他当特务的经历。他被放出来之后，陷入了巨大的精神痛苦之中。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将继续讲述他当时的感受。
王涟：那么接下来我回到澳门，我给学校说明了一下情况。因为在星期二我被他们扣留的那天晚上，他们曾经用我邮件的地址向学校发了请假信。意思就是说，我在珠海因为证件有问题，没办法，要补办一些手续，所以过不来，让学校不要过于怀疑我的去向。那么在星期三晚上，他们也曾让我主动打个电话给我太太，也是为了避免我太太找不到我而引起一些的麻烦，就说他们做的非常小心。因为一般星期五下午我就坐船回香港，这个时候一到船上，突然人有一种松泄下来的感觉，然后抵制不住的，我在船上就哭了。
因为有两个压力对我很大。一个是我写的保证书上的文字，没有一句可以说是出自于我的真心的； 再一个我已经讲出来的，和我将来所要做的，都是出卖别人，绝对是出卖别人。而且绝对不是小事，你从他们的言谈举止可以看出来，他们是要搞掉大纪元。所以我当时就在想，如果有一天，中国共产党真垮台了，那我的亲人，我的妻子，我的孩子，人家就会指着他们的脊梁说你爸爸是干什么的。我说这种事，我怎么可能承担得起呢？我自己的问题就算了，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我牵扯太多的人。那么后来我在船上就想，我得想办法走。回到香港后，因为这个问题压到心里不说出来的话，我觉得我承受不住， 当时我就打电话找了一个香港学员，我就把他主动约出来，讲了这个事情，他当时的建议和我想的一样，也是说“你赶快走”，那么那天晚上，我把这个也告诉了我太太。那我也就相当于给两个人讲了这个事情，我自己的压力稍微减轻了一点。
那么第二个星期的星期一，那边就有一个之前所谓的单线联系的人给我打了个邮件，叫我到珠海那边见面，我就于星期三到了那边一个酒店。这个人叫小曹，他们叫小曹，英文名叫大卫，他就在大堂等我，我来了以后，他就把我领到楼上的一个房间，进了房间，那么就有之前见过面的一个领导，和之前曾经问过我话的一个小年轻人在那里面等我。那么当然那个时候他们没有表情那么严肃了，都是带着笑的，啊，握握手，你好你好，都是这样的。然后请坐喝茶了。先是聊了半天的闲话，都是这个东西好不好吃，都是这种闲话，没有半句正经话，聊了半天，实际上我感觉就是让我放松。
然后就问我，你上个星期去大纪元怎样啊？我说我到了大纪元象贼一样，我说我不敢看人家的眼睛，人家问我一个：咳 怎么样？我都可以心惊肉跳一阵子，那么他说，不急不急，你只要想到你是在为党在做事，为国家在做事，这是最好的事，最值得骄傲的事，挺直腰板做，不要紧。你不要怕香港法轮功他们敢把你怎么样，我们会保护你的人身安全，深圳一年抓几万个刑事犯，香港三百个人全部抓起来关哪儿，谁知道啊，不要怕。当时我听着也是好笑，法轮功从来没有威胁过任何人的生命，从来是他们的生命被人威胁。当然了，他讲这个话，也是为了给我打打气，撑撑腰，顺便再灭灭那边的所谓的威风吧。那么他这次就跟我谈到了要商量商量怎么办，因为我感觉到他们也没有特别明确的计划。但是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就是大纪元或者是其它组织要运作起来，它每个环节要出问题，就会导致整个系统的不暢，甚至是垮掉。在这个里边，为什么说他们也没订下什么计划呢，实际上也就是说哪个环节就容易攻破呢？这是他们要我去做的。
当时我也想大纪元也好，什么东西好告诉你们的呢？我都不知道有什么好告诉你们的，你说我们的文件你拿去看，你看完之后，第二天就出版了，你不过是早看了一点，但是有什么关系呢？有什么意义呢？因为我也在问他，我说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重要不重要，那么他们就说了，其实你认为不重要的一切细节，对我们来说都重要，所以就说，我当时感觉他们想通过我，包括他们已有的资料，去尽可能的把大纪元所有的环节，能够把它搞明白，然后他们就可以所谓的OK，这个地方可以投入多大精力把它突破啊，这个地方可以订第一个计划出来，这个地方可以订第二个计划出来，这个地方可以订第三个计划出来，当时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的。有一个问题要说清楚，当时虽然我签了字要给他们做，但我心里头并不是这么想的，他们也不是这么想的，我能够感觉到他们也不可能说百分之百相信我。
主持人：他们有没有给你一个硬性的任务，说多久汇报一次，搞一些具体的。。。？
王涟：没有，因为有个什么，因为我后来也感觉到，他们如果每个星期见我一面，见不到两、三个月，我可能垮掉了，我真的受不了。但是后来突然间，他们见面的频率也在降低，曾经最长的是五个星期才跟我见了一次面。那么我当时也不太清楚怎么会这么长时间，后来我才知道一点，到他们自己讲了一点，因为他们不仅仅因为我是香港大纪元的人，他们管我，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整个广东省，包括深圳市呀，这七七八八的，都归他们掌握。那么到九月底，他们在深圳又抓了十几个法轮功学员，就是说所有这些事情，他们都是参与，所以有时候他们是在忙别的事，不是不想找我，是手头还有别的事要做。
那么到了十一月份吧，他们要我把大纪元的电脑的分布图给他们画出来，那么我当时画了一个感觉不太精确的图吧，给了他们。再见面是到了十二月的二十号，这次正是隔了五个星期，那么那次见面，我感觉与以前见面不同，就是他们非常着急。之前见面好象就是说，你慢慢来吧，反正能多接触学员，多了解一些事，比如你们墙上贴了什么东西了，说不定你们为了方便，这个电话联络所有人都贴在墙上了，你就复印一份过来，对吧。你修电脑，谁谁谁的，你说，你的密码是什么，你告诉我，否则我进不去啊，你不就把密码拿到了吗？对不对，那你拿到以后，你就装一些间谍软件了，不就知道他在干什么了，他在传什么文件，都知道了。就是说他们当时就没有特别明确了。
但这次见面他们就非常着急，我个人感觉说是他的上面在压他，因为有个什么问题，就是今年的新唐人新年晚会，实际上在有些地方已经办的非常成功了，而且将在全球几十个大城市去巡回演出，那么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首要要阻断的一件事情。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大纪元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大纪元不断的通过一些广告呀，一些活动呀，在向外面推动，让更多的人来看新唐人这个演出。那么他把这件事搞出来，大纪元本身的运作垮掉了。
主持人：你认为他们的目标是新唐人新年晚会？
王涟：我个人觉得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这个，因为他们一贯的手段是转移目标。那么他们就跟我谈，说你之前给我们的那些材料啊，你给我们的都是已经出版的东西，没用呀。那我说，你们想怎么样呢？他们说我们现在暂时对那些材料没兴趣，咱们现在赶快想个办法，让大纪元能够效率低也好，怎么样也好，反正得搞点事出来。当时我说，你们是专业人士，你想啦，我可没什么建议。他们说：在我和你聊的过程中，包括我们已经掌握的资料，综合起来看，你们香港搞电脑的也就那几个人，跟大纪元搞的就你和另外一个人。你已经是我们这边的了，那个人我们下点功夫，专门对他，让他主动脱离大纪元，你们不是说来去自由吗？让他走，他自己走，那么你们的电脑再出故障，你在澳门上班，他又不来做，万事大吉。
那时候，你们想说共产党搞破坏，不是啊，那是电脑正常故障， 对不对，你们自己的学员自己不愿帮大纪元做事，你是因为有工作在身，我不能说工作都不做了吧。你们不就达到我们要的目地了吧，我后来一听我就说那我可不敢跟他说，那个学员修得非常坚定，我说一说我可就暴露了。他们说，你放心，我们来说，但是希望你这次回去，别的事都先放下，就去围绕这个人，就是多请他吃吃饭呢，聊聊天啊，掌握他家人的情况，掌握他住哪儿，有几个电话号码，总之他的朋友，一切的一切，只要你能掌握到的，OK，全部拿过来。
当时我听到这，我心里就是说这是逼着我，赶快赶快走了，这是绝对不能做的，之前他们要我提供电脑上的一些资料，从我自己感觉已经是不对，但是相对让我觉得好一点，是因为它们已经出版过了，是街上已经有了，网页上也有了。你现在叫我提供这些资料，我觉得这是不可以承受的。当然好在那一天我见了面要回大陆去看望父母，我把这整个过程也跟他们说了，说了以后，他们的第一个想法也是，赶快走吧，这已经不是我们做父母的舍不舍得的问题了，不舍得也得走了，不走我会看着你死掉的。
当时我们商量了一下，我一月一号回到了香港。那么因为我拿得是大陆护照，大家知道大陆护照，大陆护照相对来说，办旅游签证呀之类的比较麻烦。所以我当时只能走正规的一条路，我要向学校申请一个信，就是说，谁谁谁是哪个学校的员工，他将去哪个地方，有这样一个信。因为我没有九月份，他们一放我出来就逃掉，人间蒸发了呢？因为我拿不到这封信，学校不会开给我的，所以我当时在十月底向学校写了一个辞职信，说我一月底就不干了，所以在结束了以后，学校可以答应最后给我开这封信，所以我拿着这封信就去加拿大使馆，也去了澳洲使馆，那么幸运的是，两边都批下来了。那为什么我两边都申请呢，因为两个我拿到哪一个都让我心满意足了，但是因为这几个月自己做人已经非常没有信心了。
其实拿到签证就已经是没有问题了，可是我一看到人说，你到达那边的机场，移民官可以找一个理由，任何一个理由不让你入境，就这句话就让我心惊肉跳的，我担心我拿到签证也会被拒绝入境，我又得回香港，所以我就申请了两个地方，换句话说，我自己愿意多买份保险了，万一他到那儿把我撵出来了，我还可以转飞第二个地方，就说我做了这么一个打算，实际上我已经没有一点信心了，其实人家拿到签证以后，不用想这种问题了，没有哪个人会想这个问题，当然我第一次拿到加拿大的签证时，着实高兴了一天，接下来拿到澳大利亚的签证时候，我反而特别紧张，因为什么呢，那个护照，就是这个小本，你别看这个小本，它掌握着我的一切，如果我在这个时候，没走出去之前，这个护照不见了，那我就不用谈什么了。
主持人：你持的是中国护照？
王涟：对，当时我把那个护照买了个小塑料本，我专门把它放在里面，贴着我的身子，就是缠在身上，还好那时香港是冬天，就不是象夏天，你会看到这儿有块东西在肚子上，我就怕万一他们真的对我采取什么措施，包括到家里抢东西呀，偷东西呀，如果这个东西被他们偷走了，那我就没有什么回旋余地了。
主持人：你签的那个悔过书，包括随叫随到那些，实际上是违背你自己意愿的，对不对？那么你出来之后，他们要经常和你见面，你能不能谈谈这个期间，你的心理感受和你精神上的压力。
王涟：心理感受我觉得的最主要的，不要说修炼法轮功的要求是“真、善、忍”了，就包括一般的，做一般的人，大家有个常识，如果人家说你出卖朋友，这个评价没有比这再低的了，对不对，因为你不是在卖自己，你是在卖别人，你有什么权利卖别人？所以我觉得这是最见不得人，最肮脏的事了。我自己原来觉得自己不算是个好人，也算是个不太违背良心的，一个有良知的人，那么现在我觉得如果这个东西，时间慢慢拖下去的话，它会把我的良知吞食掉的，更何况我将出卖的十几人，甚至几十人，更何况如果大纪元它的运作，因为我说的一些话，做的一些事受到影响的话，那更多的人就了解不到共产党的真相，他们就会被它蒙蔽掉了，还以为这个党真的有多伟大，多么正确，有多么光荣呢，我觉得我参加到这里面来，就是想把这些良好的信息带给别人，那么现在我做的这个正好是反过来的。
那么实际上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可以相对来说是比较内向的人，我不是太善于勾通的，那么象这种事发生以后，它在我内心的那种积累是非常可怕的，而且我也非常清楚，这个东西它有个滚动过程，它积累越大，我回过头的机会就越小，所以就说，这些东西谈起来，我自己也不愿去回忆起来，很痛苦的。因为我觉得之前，我这边有份工作，有自己的幸福家庭，有房子，同时我也做一些比较正的，比较好的事，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好了，非常完美了。
那么现在就是这一切好象全变掉了，那么突然间，象买房子了，我的事业呀，这些对我已经没有意义了，可能有人会说，今天把你的工次涨到四万，我说涨到十万又有什么用呢？你涨到十万也买不回我做的那些错事，就是说已经没有意义了，我那时满脑子想的就是赶快出去，我不觉得我还有正常的生活了，没有了，就是说给人家交谈的时候，就觉得走神的时候特别厉害。那时候好几次，我太太的一些好朋友喜欢聚餐呀，一起出去玩呢，那么因为孩子也要去嘛，我也跟着去，免得她一个人不方便，那我当时也是，因为当时一般都会找好天气出去，我就想这么蓝的天底下，怎么会有这种事，而且偏偏落在我身上，但是反过来又想，这种事情存在着，会在我身上发生，那样会在别人身上发生，反过来想，我觉得的这个事，确实应该说出来，
主持人：当你决定把这件事情说出来的时候，你有没有考虑到对你家人安全，对你自身安全，这些考虑。
王涟：当时要说对我自身的安全，可以这么讲吧，当时我也做了几个打算，在十二月二十二号，我和他们见了最后一面以后，回到香港，我就在想，在我没回到香港之前，如果他们发现我在那边辞了工作，或者发现我其它的可疑企图，他们一定会把我拦下来的，我想那一次我一定不会妥协了，我那一次已经做好准备，我不再妥协了。但是幸运的是，那一次我没有碰到麻烦，我过来了。过来以后，我想这件事情如果我走到合适的地方，碰到合适的环境，那我就赶快把它说出来。反过来让我更担心的，就是我的父母，因为他们现在还在大陆，其次，就是我的太太和孩子，当然相当来说小一点，因为在香港，他们表面不会做得那么太猖狂，但是我父母我会很担心的。
主持人：在2006年的3月份的时候，其实在全球有好几个国家的大纪元受到袭击，包括大纪元的技术总监李渊，他在美国的家中，被暴徒闯入家中，受到了暴力攻击，那么你认为你后来受到的攻击和这些有什么关联吗？
王涟：我觉得认为这个实际上是他们在全球上的统筹安排了，属于一步一步的做一些事情了，在我和他们交往过程中，我的一个感觉是他们做事是非常有条理的，换句话说，他们的组织相对来说是非常严密的。那么说象他们来了解我，他们愿意花三年、四年的时间来了解我，这个代价绝对不是一个小的代价，三年、四年你想他们要出去多少人力、物力，而跟踪的仅仅是我一个人，换句话说收集的资料只是我一个人的资料，那试想一下如果有我这样的人再被他们利用来做这样的事，他们在他身上要花同样的代价，让他们去效力他。所以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香港大纪元本身出的一件事，只是香港的个别现象，我不这么觉得，只是这种事恰恰发生在我身上，但正是因为发生在我身上，才会让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
主持人：自从中共镇压法轮功以来，尤其是九评的推出，相信他们已经做过很多类似的事情，就是说有不少人跟你有相同的经历，但是这些人也许还在痛苦中挣扎，从这点来讲，我觉得你是个很勇气的人，因为有些人他可能会觉得如果把这一切讲出来的话，会被别人看不起，心里头一直无法克服这个障碍，对这一点你是怎么看的？
王涟：我想我个人我暂时不觉得我有什么权利去说别人，但是我想从我自己的感觉，我觉得有些事情如果是不对的事情，不是说他在某些条件下，你可以自己去安慰一下自己，我是因为怎么样，所以呢做了一些错事，是不是有一些好象上帝会宽恕我呀，神会原谅我呀，我觉得不是这样。做了错事就是错事，这个条件，当然人们可以去同情你，会理解你，但是你错了就是错了，当时错了以后，就应该找机会去弥补这个错误，我觉得是应该是这样的。而且有时候你过多的去想太多这个后果啊，我觉得真的把这个事情推到一个无法挽回的地步去。就象我自己，我当时也是这么感觉的，我觉得如果我当时出卖了那个同修的消息，让他退出了大纪元，现在我站出来讲不讲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我造成的损失是不可挽回的损失，那么在这之前，虽然我做了一些错事，至少还没有到那种生死一线的关头。所以我相信一些人与我处在同样的位置，也面临我同样的思想交锋，那么我想说的是，不要过多的去想那些后果，因为你越想后果，你越不敢说，越不敢说，时间拖得越长，时间拖得越长，你就很少能有机会回头了。
主持人：那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下，你今后的打算？
王涟：我自己当时出来时没想那么多，当然我来到这里，首先希望这边能够让我真正的享有自由的信仰，换句话说我在那边写了保证书，但是那个不是我真心的。这边我来到澳大利亚这个自由的土地上来，我希望能够重新回到“真、善、忍”的队伍里来，重新去追求这些我向往的东西，而不再担心有人会对我有什么所谓的恐吓呀，威胁呀，又要利用我去做一些事情，利用我需要回大陆的一些弱点啊。我不希望有这种事再发生了，这是我最大的希望。
主持人：观众朋友，王涟离开他们家人，只身来到澳洲，为得是摆脱中共强加给他的恐惧，能够堂堂正正的做人。他希望和他有着相同经历的人，也能够勇敢的走出来；他更希望每个中国人都能够在没有恐惧的蓝天下生活，让我们期待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感谢收看“中国聚焦”，我是桑妮，下次节目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