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您收看熱點互動節目，我是主持人蕭恩。接著北京大學教授焦國標在北美各地的巡迴演講展開的過程中，愈來愈多的華人開始更加關注中文媒體報導的公正性和客觀性，這一點引起很多的討論，網上、報紙上都有，今天我們請來本台特約評論員李天笑博士，和我們一起來分析這件事情。

主持人：你好，天笑博士。

李天笑：主持人好。

主持人：首先想請問一下，做為一個媒體工作者，比較一下中西方媒體，您覺得總體上，普遍認為媒體的公正性應該是個什麼樣的標準？

李天笑：可以從這幾個方面來探討，媒體的公正性首先表現是這媒體必須要最大的可能要把事實的真相呈現給觀眾和聽眾，不能帶有自己的色彩，同時不能把自己的意識和別人的意識強加給觀眾和聽眾，這是首要的。第二點，他應該不受任何的政治勢力、經濟援助、其他後面的機構等等對他的影響，他必須是一種獨立的觀點，不代表某一個黨，沒有黨派的觀念，或是哪個大財團。

在這個情況下，他盡可能的，不能把自己的觀念符合這些大的勢力集團，這樣的話就會對觀眾造成一種偏向性和誘導性的影響。第三點，在西方文明社會中應該說媒體也起到一種對政府的監督作用，就是他代表一種公眾的利益。也就是說公眾的利益和政府之間，是一種相對的分界線，媒體是代表公眾的利益，不應該代表政府的利益。

主持人：那如果兩者衝突的情況下，應該如何把握？

李天笑：兩者衝突的情況下，媒體是應該代表一種公眾的利益，來抑制政府中不好的傾向。比如說，當政府中要幹政治上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時候，媒體應該站出來代表公眾，把事情揭出來，讓公眾知道這件事情。

主持人：像水門事件，媒體就起到很大的作用。我們回到焦國標教授的演講，他《討伐中宣部》一文，在中國引起很大的反響，您覺得按照他的分析，他說中宣部實際是反對了新聞自由，而且是中國文明進程中一個很大的絆腳石，您覺得在這種機制下，中國媒體公正客觀怎麼把握呢？假如我在大陸做新聞記者，應該怎樣把握？

李天笑：目前，中國大陸我們不能說他是個媒體，實際上他還是一個宣傳工具，在主要地位的情況下，比如說中國有二千多家報紙，有近九千多家的雜誌，有三百多家電視台，在一個很小的範圍當中進行迂迴，就是說在大的方面，中宣部已經定下這底線，不能違反某個原則，在這情況下，所有底下的這些電台，不管你，全部都是官營的，如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央電視台，完全是黨的分支機構，必須服從這命令。

但是有些地方的，或是更小的雜誌、報刊、電視台等等，他們在經濟上，讓他們自己去自謀營生，自己去取得經濟資源。比如說，原來是，我給你錢，你聽我的話，現在是，我不給你錢，你也得聽我的話。但是這個現象的出現，也給這些電視台有了一個發揮自己的報導的空間，他可以打一種擦邊球，這也是中國的特有現象，就是說完全的脫離中宣部下的底線之類，也可以玩些花招，想些辦法，比較敏感的事情把它制止，盡情發揮，這也是他所能達到最大的極限。

主持人：實際上，也許像這種擦邊球也打不了太長時間，像南方都市、南方周末，不是現在也有被查到了嗎？

李天笑：是啊，比如你說，真的是打到了擦邊球嗎？其實，他也沒打到擦邊球，只是出界了。比方說是打到這個桌子上，它彈到．． SARS問題了，中宣部說不能報導，他偏要報導，報導了以後，當時可能出於某種民眾的壓力，或者是國際輿論的壓力，到最後的時候，他可能，事後就是秋後算帳，南方都市報的總編他現在已經證實了這種情況。

主持人：那麼另外一方面，政府除了政治、經濟面控制的比較嚴，文化、生活、輿論方面他是不是開放得很徹底？

李天笑：這也是一種方法，實際上是控制民眾的一種方法，我可以讓你在生活方面、輿論方面讓你多享一點，不要想到剝奪了你的言論自由。比方說，最近很多地方，有很多工人、農民，都是為了自己的權益進行維權運動，這些事情當然是中宣部和政府不願意讓老百姓知道。這種情況下，他讓你多去看，比方說電視劇，多看嘻嘻哈哈，打情罵騷這些東西，這樣把你的注意力引開，你就不會把關注力放在中國民眾進行的維權運動，使這些人只關心自己，對國內重大事情的關注就減少了，這也是他宣傳的一種方式，所想達到的目的。

主持人：你基本說他是一種麻木的手段。那我們換一個角度來看這件事情，我如果是個海外的媒體記者，我要引述中國官方新華社的報導，我應該怎麼把握？怎麼能夠體現這種公正客觀呢？

李天笑：如果說你要想引述中國官方的東西的話，第一，這必要性並不是特別大，中國他在新華社、新華社的網、中新社、人民日報、人民網，而且各種不同形式面目出現的中國的網站非常多，他都是為著中共的宣傳目的在網站上活動著，這樣情況下就不太必要。如果你真正要這麼做的話，很可能帶來副作用，為什麼呢？你很可能把中國報導很多不是真實的東西，是謊言，你就把這謊言帶給了海外觀眾或聽眾，或者是網友，這樣的話，造成了負面的效應，反而變成了一種傳聲筒，就是你傳了中共方面不真實的聲音。

主持人：比如海外最大的一個網站—-多維，它在這次刊出的研討會上多次也談到了，他們既報導了中共聲音，也報了民運之類。他認為他既是中共的傳聲筒，也是其他的傳聲筒，您怎麼看這種說法呢？

李天笑：首先我覺得傳聲筒這個問題，他已經失去了獨立性了。所謂你傳誰的聲，你要傳聲，你一定是受制於他。或者是你在組織上受制於他，或者在經濟上，或者在其他方面受制於他，所以你要傳他的聲。第二、做為傳聲來說，你就失去了自己的獨立性，作為媒體就不應該是傳聲筒，作為宣傳工具你就是傳聲筒。自我定位，我覺得首先就是定錯了。第三、他說他那個平台是傳聲筒，既是中共的傳聲筒，又是海外其他民運啊、法輪功等等的傳聲筒，這是不可能的事情。為什麼呢？因為中國過來的這些消息，他本身很多方面它都是在歪曲、污蔑法輪功，歪曲、污蔑一些異見人士的證見等等，你怎麼可能一方面在表達這個聲音，一方面又表達那個聲音呢？我覺得這兩方面你必有傾向一方面，不可能是兩方面。

主持人：另外我覺得，在量上也不成比率，比如說中國的媒體是成千上萬，那麼海外的中國媒體相對來說也是寥寥幾家。

李天笑：所以我對多維這個負責人，他後來自己也承認，他這麼解釋，當法輪功媒體強大起來，影響力大了以後，他逐漸就是專門給中共做這個傳聲筒，他就不再…….。實際上這問題，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你到底真正是誰的傳聲筒，實際上也說明這個問題，

主持人：我們舉一下非常確實的例子，在多維上它曾報導一個法輪功起訴武漢電視台台長趙致真的案件，多維上也是用很大的篇幅來報導，這過程中他引述了多方面不同的觀點。我首先想看看，這趙致真他本身在國內報導這件事情，你覺得他符合媒體的公正性和客觀性嗎？

李天笑：趙致真當時拍這影片，他是1999年6月份去拍，事實上他拍了有六個小時的素材，這部影片後來正式被中央電視台用來作為製作一部污蔑法輪功的影片，作為全國打擊法輪功、鎮壓法輪功一個最重要的宣傳工具，這個實際上他是用了。

但現在多維這篇文章，我仔細看了，他這�邊是採取一個酸溜溜，猶抱琵琶半遮面，想說又不敢直說的這麼一個方式，實際上我覺得是在某種方面是替趙致真解脫這件事情，但解脫的方式又扭扭捏捏，不敢很暢快的，徹底的這麼講，我覺得這和中國他講的傳聲筒，有一點相似了。但這傳聲不是直接的進行消音或美化以後再傳聲，這我覺得就失去了做為一個公正媒體的獨立性，和我們最早講的三條標準之間，可能都要打一個紅叉。

主持人：趙致真這案件他本身自己在採訪過程中，他反對法輪功也好，他不理解法輪功也好，他在報導中有沒有體現尊重不同人信仰這問題？

李天笑：我覺得從多維這篇報導�面來看，他基本上，採訪的都是中央電視台的這些人，另外他在旁邊半版�邊有報導國外科普專家對趙致真本身的評論。這�邊有個問題，第一就是國外這些專家對趙致真的評論，不管他是從趙致真對電視科普或對一個電視工作者專業上去評論，但這不能說明趙致真沒有在法輪功這個問題上他違反了自己良心做了些不好的事情，這個不能證明這一點。比方說一個教授寫了很多的書，但他殺了人，犯了罪，他還是要判刑的，這個完全是兩回事。所以這問題，他把他混為一談，我覺得這也是媒體上的一個悲劇吧。

主持人：天笑博士，這次焦國標先生在演講，他提出了一個非常感性和號召力的說法，說要建設陽光中國，要做陽光中國的陽光男孩，您怎麼看待這個說法？

李天笑：我覺得從他的角度來看，一個就是要擺脫中宣部的控制，不要讓中宣部這種強制性的束縛，把自己給捆綁住了，媒體應該走出一條自己的路，要客觀公正的報導中國發生的事情，特別是關於弱勢群體現在風起雲湧的維權運動。第二是從個人來說，就是從一黨專政角度走出來，讓獨裁這一個體制應該進行改革，不應該再繼續下去，個人的自由這些東西應該開放，才能做到真正中國的陽光照到中國這塊土地上，同時自己陽光，自己要有一種開明的態度來對待中國發生的事情，對待專制體制，自己要有個明確的認識，不能隨同於他。

主持人：那您覺得做為一個海外媒體的記者，那您心中的陽光應該是怎麼樣的？

李天笑：我覺得做為一個海外的媒體來說，首先在海外沒有中宣部的控制，你不應該主動的受他們的附屬，從經濟上或是從政治上去追隨他們，這個沒有必要，為什麼呢？做為海外媒體就是要客觀公正，為海外廣大的華人服務。第二，我覺得沒有必要打發是出於壓力，做一些違心的事情，這也不應該。

主持人：我想說媒體的公正性的探討，人們對他的追求，不是在一時之間，也是人們在實踐過程中，也就是你和焦教授講的，要做言論自由的真正的新聞主義者，很多事情也都是公道自在人心，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感謝您！

各位觀眾，感謝您收看這一集的熱點互動節目，我們也都記住，公道自在人心，謝謝您的收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