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互动”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娜。
6月26号是国际反酷刑日，那么这个“国际反酷刑日”他是怎么来的，“国际反酷刑公约”是怎么回事，中国作为国际反酷刑公约的一个成员国他的执行情况又是如何呢？今天我们请特约评论员李天笑博士以及另外两个嘉宾和大家谈一谈这个话题。
安娜：天笑您好。
李天笑：主持人好。
安娜：您能不能先跟我们谈一下这个“国际反酷刑日”的由来。
李天笑：反酷刑日实际上是在1997年联合国通过决议通过的，但1998年时候开始正式实行的。他根据原则就是联合国一贯的就是对人权这种普世价值，也就从1948年开始《人权宣言》以及到后来的这个反人权公约，这一系列的原则所做的。
安娜：我们知道联合国有一个公约简称叫：《反酷刑公约》，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反酷刑公约的情况。
李天笑：《反酷刑公约》的全称就是《禁止酷刑和其它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这个公约实际上是在1984年的时候通过的，那么现在为止大概有在189个联合国成员当中已经有129个国家参加了这个公约。
安娜：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公约的主要内容和条款。
李天笑：这个公约的最主要内容首先就是确定这个公约酷刑的定义，酷刑的定义就是说酷刑是指政府官方人员，或者在其他众人下对一个人故意采用的这种刑罚，使他在肉体和精神两方面都可能受到的这种痛苦，这就非常明确的界定什么叫酷刑。另外一个原则就是说任何对这个在押人员或者是被关的人员这种酷刑实际上都是对人的尊严的摧残，以及对他基本权利的这种侵犯，还有一个原则就是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在战争的情况下或者和平的情况下，都不可以采用任何的借口对一个公民或者一个平民来进行这种酷刑的摧残。
安娜：我们看到在国际酷刑日的时候有一些法轮功学员在演示他们一些在中国炼法轮功人所受到的那些刑罚，我们也收到一些其他这种投诉、案例，你能不能跟我们谈一下中国在作为一个反酷刑公约的成员国他对这个公约执行的情况。
李天笑：前几天我们看到这个很多全世界各地都有法轮功学员正在演示酷刑的情况，这反应一个就是目前中国在违反联合国酷刑公约方面的现状情况，现在非常严重的是中国这种违反酷刑的情况已经是制度化的，或者是一种非常广泛的一种情况，他已经不是个别的现象。有一句话说如果说有一个酷刑的奥运会的话，那中国是可以囊取所有的金牌。所以说中国在这个方面他可以说从几方面来讲，一个就是我讲的这个制度化，就是说他是跟这个人的这个待遇，比方说他的升迁情况相连系的，所以说如果说一个劳教所的人员，如果说他不对人进行酷刑的话，很可能他就要丢去工作，所以说他就是不断的用这种刑罚来进行在押人进行摧残。这种摧残在目前来说也是非常系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例子来说就有一百多种不同形式的这种摧残，其中包括对肉体的摧残，比方说坐老虎凳、坐水牢，性摧残等等这些。另外还有一种就是对精神上的迫害，比方说注射破坏神经的药物，关押到精神病院等等，那么这种经常化的广泛性，不单单是对法轮功学员，对所有的中国社会其他的公民也是进行这样的酷刑的摧残，比方说我们知道最著名的是孙志刚的案件，还有一个就是在2001年的时候，有一个对中国中原有名的律师叫李辉三(音译)的摧残，当时让他在雪地里边跑，然后十几天的摧残以后，他几乎是身体上全部都是致残。很有意思的是这个李辉三(音译)他本身还在写作一本叫做：“中国酷刑法典”，所以说中国目前面临这个酷刑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中国虽然有三次向联合国打了报告，就是讲中国目前怎么来遵守的情况，但是实际上中国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好好遵守联合国这个反酷刑公约。
安娜：那么说到这些酷刑，听起来是几十年前发生的事情，现在简直是无法想像的。
观众朋友们，刚才我们谈到联合国酷刑公约的大概情况以及中国的执行的情况，我们现在有一个特别的案例，而且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这个案例的主人翁，她的名字叫王军鹰，王军鹰女士她是从大陆出来，现在居住在德国，她的先生因为在1992年去了天安门广场为呼吁“六四”正名而打了一条横幅被关进了精神病院，今天我们就请她谈一谈她和她先生的亲身经历。
安娜：王女士您好。
王女士：您好。
安娜：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当时您先生是怎么被送到精神病院的呢？
王女士：那是在1992年6月3号，我的先生他带着一盘磁带，一个条幅还有一封给邓小平主席的一封万言书，当时走到了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当他面对着群众打开条幅正要讲演时，这时候来自四面八方的警察，把他逮走了。
安娜：怎么去了精神病院了呢？
王女士：朝阳分局的警察当时对我讲，说因为你先生他去了天安门，天安门就是从“六四”以来以后，三年没有一个人敢去天安门，说他敢去天安门说他正义疯子，他就有精神病，所以说要送医院去，说他的行动是反革命行为，说为了保护他的利益，所以说必须要送精神病院。
安娜：给他送到哪个精神病院？他在里面受到什么样对待呢？
王女士：他当时被送到北京安康医院，是一所公安部办的医院，他们都是外穿着白大褂，里面穿着警察服。
安娜：进了警察医院。
王女士：对。
安娜：您先生在里面是受到什么样对待呢？
王女士：他去了以后，也跟其他病人一样，要接受各种治疗，也服过药。
安娜：那么我们知道就是说对精神病人的治疗，他是根据一个病人的症状，比如说有什么样的精神病症状他才可能施以药物，对您先生来说他当时有什么那些精神病症状吗？
王女士：没有。
安娜：他们给他吃什么样的药呢？
王女士：当时吃什么药他们也不告诉我们，不告诉家属，谁都不讲，就是他们按时像精神病院吃药，他就是说每个人一小瓶，有名字，每个人端一碗水，到那以后就是说你先把药放在嘴里，医生给你放在嘴里，给一小瓶放在嘴里以后，马上你就得把水喝下去、咽下去。就是他跟别的住院都不一样。
安娜：像您先生每天必须吃这些药，那他吃药之后，我不知道您多少之后见到了他，您见到他之后看到他有什么变化。
王女士：我是快一个月的时候见到他，见到他以后他当时就跟我说吃这些药他就是说有时候就很兴奋，有时候就想睡觉，他感觉到心里很不舒服，因为他身体基本上是一个运动员的身体，因为他是坚持长跑，而且他春夏秋冬都不洗冷水澡，他的百米速度那时候保持是十二秒。
安娜：那他身体是很好的，你得知他被送到精神病院，而且受到这种对待，您会有什么感受呢？
王女士：我觉得他是冤枉的，他不应该是受到这种待遇的，因为他只是采取温和的态度，是为了帮助政府，纠正一些错误的做法，他去了天安门。所以说我觉得他不应该送进精神病院，这是他应该有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应该享有的权利。
安娜：他就是被送进之后，受了这些待遇，那么您们家人知道之后，您们觉得他们这样对他，就是对家人和对他本人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
王女士：因为家里人也不知道政府为什么这么对着他，而且家里人都是平民百姓，像他爸爸也是普通的共产党员，普通的干部，然后他母亲是一个老工人，因为他知道他孩子从来没做过什么坏事，一直是很正义，所以对政府这种做法也无能为力。我们家我爸爸也是属于一个老工人，他一直在部队里，属于在部队里工作，就是说他也没有能力去帮助我们，我母亲也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觉得政府这样做是不对的，她总是对政府抱着一个相信的态度。
安娜：观众朋友们，刚才王女士谈到了她和她先生在中国的亲身经历，现在我们请中国精神卫生观察的成员，精神科大夫杨景端医生为我们从医学上谈一谈。
安娜：杨医生您好。
杨医生：您好。
安娜：您能不能向我们谈一下就是如果一个正常人他没有精神病，在施用了精神病药物或疗法之后，对他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杨医生：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精神病药物用在一个正常人的身上的话，会对他思维造成影响，病人会出现思维的混乱，那么这时候你就很难再判断他的这个思维是正常还是不正常。第二会对情感有影响，因为这些精神病的药物他会影响中枢神经系统与应该有关的部分，所以这些病人会出现情感方面的障碍，有的会焦虑、抑郁，或者是躁狂而兴奋，这取决于对他们使用什么样的精神药物。还有就是躯体方面的损害，在中国我发现就是说现在他们给的无论是法轮功学员，还是其他政治异己份子，他们用很多很老的抗精神病药。
安娜：和新药有什么不一样呢？
杨医生：这些老的抗精神病药他主要是副作用特别大，所以造成那种肌肉紧张、流口水、人表情迟钝、痴呆，甚至会造成严重的肝脏损害和心脏疾病。所以这种病人他的这个身体损害非常大，死于这种副作用的可能性也会增加。
安娜：您作为中国精神病卫生观察的成员，也是一个精神科的医生，我想您对于中国用精神病药物，比如说迫害异己份子，意见分子，中央像这样的人士有很多的了解和调查，您能不能跟我们谈一下有关情况呢？
杨医生：随着近五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用精神病手段对异己份子的迫害也受到我们的注意，那么在过去的五年当中，至少有一千多名法轮功学员被以精神病的名义送到精神病院，他们很多人接受了药物和电休克的治疗，这些治疗都是强制性的，那么至少有20名学员死于治疗的结果，有的是死于副作用，有的是死于并发症。
安娜：观众朋友们，谢谢您收看这次的“热点互动”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