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您收看熱點互動，我是楊曉玫。世界論壇節目今天又和您見面了，我們今天非常高興在此邀請到了中國獨立作家余杰先生。
余杰先生1973年10月3日出生在成都一個山清水秀的小鎮，13歲開始發表作品，1992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2000年獲得文學碩士學位。1998年出版散文隨筆集《火與冰》，在知識界和廣大讀者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同年出版了《鐵屋中的吶喊》，「抽屜文學」之名在大學校園內不脛而走，此後的三年間先後出版了《文明的創痛》、《說，還是不說》、《尷尬時代》、《想飛的翅膀》、《愛與痛的邊緣》等著作。
楊曉玫：余杰先生您好。
余杰：您好。
楊曉玫：那麼今天也正值「六四」15週年紀念的日子，所以我們今天的話題聚焦「六四」。
楊曉玫：余杰先生您出生在70年代，可是在您的演講中您把自己比作「天安門母親」之子，把自己比作「六四」之子，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讓您承接了「六四」的薪火。
余杰：我記得在15年以前那一場慘劇發生的時候，我還只有16歲，我在四川成都旁邊的一個很偏僻的小鎮上正在準備初中升高中的升學考試，但這個慘劇的發生我覺得它對我一生的道路起到了至關重要的影響。自從我從電臺裡聽到了慘烈的槍聲之後，我開始痛切的感受到自由、民主、人權這些價值的理念跟我個人的生活之間有息息相關的，密不可分的連繫，我個人也願意為這樣的一些價值來做自己的努力，甚至願意為這樣的價值來現身，而且我也意識到，今後的所選擇的人生道路，我願意選擇拿起自己手中的筆成為一個作家，成為一個述說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的這些真相的一個作家。
所以我從那時候起就把自己比喻成安徒生童話《皇帝的新裝》中述說皇帝什麼也沒有穿的小孩，我也一直以這樣的一個榜樣來作為一個自我的期許，後來我考進了北京大學，而北京大學是中國「五四」運動的搖籃，而且北京大學也是「六四」學生民主運動的一個重要的發源地，再後來我跟「天安門母親」的代表人物丁子霖教授也有很多的來往，我也聽到丁子霖教授談到她的被殺害兒子的一些情況，她的兒子跟我差不多同年紀，比我大幾個月，可以說如果她的兒子在當天沒有被殺害，如果是一直健康不斷的成長的話，而且她的兒子當時是人民大學附中成績非常優秀的學生，甚至說已經被獲得能夠保送到北京大學的資格，所以他如果能夠活下來的話，到現在他的年齡跟我應該差不多，而且他會在自己的人生領域，自己的專業的領域裡有很優秀的很專業成就，而且我也很相信這一點。
我覺得在這15年的漫長的時間裡，在「六四」發生之後誰也沒有想到這麼漫長的15年時間，經過了15年之後，「六四」在中國仍然是一個不可引來說的一個禁區，那些他們的子女被屠殺的母親們仍然不能夠公開的悼念自己的被殺害的子女，所以我覺得這個應該是中國知識份子的恥辱，所有的中國人乃至所有的海外華人的恥辱，乃至所有人類的一個恥辱，所以作為中國青年一代的知識份子我願意把自己看作是天安門之子，願意把每一個持續他們深愛的子女的這些「六四」的難屬天安門的母親看成是我自己的母親。
楊曉玫：可以說「六四」天安門廣場的槍聲改變了您的一生，我覺得像你們這樣年輕一代的年輕人，不是所有的人都跟你一樣有這種思想，很多人我們在海外進行探討覺得怎麼可能呢？「六四」政府不會向學生開槍，所以我覺得這也是蠻是可悲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就想了解一下，你可不可以為我們介紹一下目前在中國像你們這一代的年輕的知識份子，思想狀況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余杰：確實這個問題，剛才所說的在這15年間中共政權的這種宣傳，對記憶的這種扭曲抹煞和遺忘，我覺得取到了巨大的成功。所以我兩年以前我到上海大華大學去講課的時候，講完有一個看上去很年輕的，大概只有20歲的大學一、二年級的一個小女孩就站起來請問我，你能不能給我講講「六四」是怎麼回事，是不是大家紀念周恩來總理去世。我聽了這個問題以後，我當時是大腦一片空白，我大概受到刺激，非常受到震驚，它也讓我幾天幾夜睡不著覺，也讓我更加意識到自己身上的這種啟蒙的責任，說出了真相的責任非常的重大。
另一方面讓我感到很欣慰的是，在我我同年齡還有比我更年輕的一些中國青年中，出現了跟我相近的一些做這樣的選擇，作這樣的工作的青年知識份子，比如像四川的學者作家王怡，在今年三月丁子霖等三位天安門母親再次被國家安全機關逮捕之後，我和王怡聯名發表一封抗議的聲明。比如說像北京大學哲學系的一位學生叫江緒林，在幾年以前他曾經在北大發起到威尼湖畔去，在「六四」的紀念日大家到威尼湖畔去點燃一支蠟燭表示紀念，但是雖然後來沒有得到很大的響應，但是這樣的一個勇氣，我非常的敬佩。
還有像跟我同齡的前幾年一直在做愛滋病方面的救護的工作的一位青年志願者胡佳，他也一直在關注這個「六四」事件跟「六四」難屬群體有很密切的聯繫，在今年4月胡耀邦去世的紀念日他也拿著小白花到天安門廣場去表達自己的這種悼念，後來被警察帶走。所以我覺得在年輕一代的更有獨立的人格，更有這種說真相的勇氣的知識份子中，我覺得這一代人比起上一代人來說在知識的階領、文化的素養方面都顯得更加的豐厚，都受過非常良好的教育，然後有很寬闊的知識背景，對政治學、經濟學、法學、文學、哲學各個領域都有涉立，同時他也具備了一種知行合一的身行力行的這樣一種實踐的勇氣，所以有越來越多的這樣青年知識份子的出現，使我對中國未來也抱有一種樂觀的估計。
楊曉玫：對，像你們這一代人恐怕以後要承擔起中國的這個歷史責任，可是有時候我們對歷史的這種健忘恐怕對現實和未來的一種失職，所以我覺得像你們這一代人究竟能不能夠把中國帶向一個真實呢？
余杰：這也使我想起另外一位我非常尊重的人物，就是蔣彥永蔣醫生，他在兩個月以前也寫了一封要求為「六四」證明的公開信，在這封公開信中他把自己所經歷到的所觀察到的「六四」的那些慘烈的場景，那些死者他所動的手術，那些傷者我覺得以他非常有說服力的這種親身的經歷，再次把我們帶回到那個充滿血腥的充滿硝煙的那個夜晚，我覺得就是對「六四」的懷念來說對那些罪行的追討，我覺得這是我們每一個中國公民的言論自由的重要的組成部分，而且這個言論自由也在中國的憲法在聯合國的人權宣言中有明確的記載，所以我覺得我們青年一代的知識份子應當有義務來努力，使對「六四」的談論重新回到公眾生活中來，然後使對「六四」的評價回到一個真正的法制的憲政的回到中來，我也相信越來越多的人在做這樣的努力，而且在全球的民主化的浪潮浩浩蕩蕩不可阻攔的21世紀，我也相信對「六四」的一個重新的評價，對當年的這些實施殺戮的這些決策的一個審判，對死難者的紀念，對家屬的一個國家賠償，必將是中國走向民主化的過程中的一個關鍵的環節。
楊曉玫：對，這「六四」的傷口15年來一直沒有得到癒合，那麼未來如何癒合這個傷口恐怕也成為中國走向民主化的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
今天很高興余杰先生來上我們的節目，也謝謝觀眾朋友們的收看，我們下次節目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