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這次的“熱點互動”節目，我是李欣。這次節目我們邀請到了一位特別來賓，她叫張梅，是我們的電視觀眾，她是從澳大利亞昆士蘭省趕來的，想就這次機會講述一下她的特別經歷。在節目現場，還有美國紐約西奈山醫學院的醫生王文怡醫生。
李欣：你們好！
李欣：張梅，我聽說你是看了我們的電視節目之後，才下定決心把你過去的一段不堪回首的經歷講出來，能不能談談是什麼節目對你觸動這麼大呢？
張梅：就前幾個星期，在新唐人電視台上看到台灣法輪功學員去香港被擋在那裡不讓入境，然後他們說被用什麼東西摀在嘴上，我感覺他昏過去了或者怎麼樣了。他清醒了以後就聽到港警說“你可以走了”，可是他感覺他的手和腿被綁過。他回台灣以後，發現他的腿上被注射過藥物。當我看到這裡的時候，我從凳子上跳了起來。
李欣：為什麼這個新聞對你的觸動那麼大？
張梅：我兩年前去香港，差不多二OO二年六月三十號的時候，那時候是香港七一回歸日吧，江澤民正好也去香港。
李欣：是香港回歸紀念日。
張梅：對。那時候我想和一些法輪功學員一起去那裡告訴所有的香港人民，也想告訴江澤民他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是不對的，是不正常的。
李欣：那你本人也是法輪功學員嗎？
張梅：是的。我在進關的時候被他們擋了下來，可能是他們看到我的名字有什麼問題或不對吧，他就叫了一個警員把我帶到另一處房間裡，就開始盤問我。
李欣：他為什麼要擋你呢？當時你知道原因嗎？
張梅：我不知道。擋我下來以後，開始問我中文名字怎麼寫，他不直接問我是不是法輪功學員，他問我你有什麼信仰嗎，和很多問題。
李欣：你是拿澳洲護照是嗎？
張梅：對。
李欣：所以你的名字是漢語拼音。
張梅：我沒有直接了當的告訴他們我是法輪功學員，他們也沒有這樣問我，只是問我有什麼信仰和名字怎麼寫。我看最後他們準備讓我走了，但是就在這時候來了兩個中國公安，因為和香港警察的衣著不同。那兩個中國公安就拿了一本很厚的本子，就把本子打開，看看本子，再看看我，離我兩米多三米遠吧，站在那裡看我，然後他們用廣東話說“就是她了”，把本子一闔，人就走了。
李欣：那這樣是不是說明你已經上了他們的黑名單了？
張梅：我現在知道一定是了，還有我的照片。
李欣：那他們怎麼知道你是煉法輪功的呢？
張梅：那我就不太清楚了。
李欣：他們怎麼知道你兩年前會去香港呢？
張梅：那我也不太清楚。
李欣：那講講你在香港發生了些什麼？
張梅：他們把我領到房間以後就對我盤問很多問題。那兩個中國公安走了以後，港員就說“你馬上要離境”，我說“有什麼理由嗎”？我從中國出來到香港待過十多個月，香港對我來說像第二個家一樣，以前也常常去香港，有一個好朋友在那邊，也住在他那裡。我就說“你們什麼理由要這樣對待我？”他們讓簽我一份出境的名單，我沒有簽，是他們幫我簽的。
李欣：他們代你簽名。
張梅：他們代我簽名。這時候我說“我不可以走，我要見律師”，我也想問問澳洲使館告訴他們這件事情，我覺得太不合理了。
李欣：就是你剛剛下飛機入境香港。
張梅：對，而且我想去看我的朋友，還買了很多東西帶給他。而且我還問“可不可以把東西留給我的朋友，因為他在機場外接我嘛。”他說“不可以，我不可以見他。”他們要送我走，我不願意，那時候太晚了，我下午七點到香港，到那時候已經凌晨一點多了，說最後一班飛機已經走了，沒辦法，要到明天我才能走。正好他說“你明天可以打電話問使館、律師”，然後就把我關在一個房間裡，同時還有另外兩名法輪功學員也是不知道什麼原因被擋了下來。第二天早晨，那兩位學員被送走了，就剩我一個人。我在一早晨的時間，我就聯繫律師、大使館，到中午也沒有什麼結果，他說若要告他們無理由的驅逐出境，我就要留在香港見律師、上法庭，若回到澳洲這件事情就沒辦法辦。
李欣：那就是說你沒辦法留在香港，因為他們很快就要遣返你了。
張梅：對，是這樣。當時來了一個官員，叫黃子瑞，我還很清楚記得他的名字。
李欣：他是香港的官員？
張梅：他是哪裡的我也不太清楚。他來告訴我是因為“保安”理由，我才被驅逐出境。我就反問他“你覺得我看起來像對人民有害的人嗎？”或是“對香港治安有危險的人嗎？”他也不吭氣。我說“可能是因為我是法輪功學員吧？”他就低下頭說“那你都知道了”。到了中午的時候，經過這次折騰之後我自己也很勞累了，他們給我送來了午餐，有一杯奶茶。平常，奶茶應該是很熱的，這次那個奶茶就有點溫溫的，而且不滿。當時我有點渴，就一口氣把它喝了。
李欣：你喝的時候有感覺什麼不同嗎？
張梅：有，喝完之後，我一下子就覺得很想睡，有點昏沈沈的，從身體下一直上到頭上。我就反問自己說“我怎麼了？”，我馬上就爬到床上去就躺下來了。
李欣：王醫生，你覺得喝了奶茶會有這麼強烈的反應嗎？
王文怡：：大家知道，如果有這樣的反應就不正常了，表示這奶茶裡有高劑量的藥物，是中樞神經系統的抑制劑。聽她這樣講，這奶茶裡一定是含有藥物的，那是什麼藥物呢還不好說，因為當時你們沒有保留尿和血的樣品，否則我們是可以查出來的。一般如果中樞抑制劑是高劑量的話，像鎮靜藥或抗焦慮藥、抗抑鬱藥，都有強勁的中樞抑制作用。
李欣：它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使很清醒的人進入睡眠狀態？
王文怡：：嗯。
李欣：您接著講當時發生的情況。
張梅：我突然就感覺想驚醒起來，就是說我馬上坐起來，一坐起來正好看到對面牆上有錶，我一看差不多兩個多小時過去了。
李欣：就是你昏睡兩個多小時？
張梅：對，差不多，我睡得很沈，什麼都不知道，而且我起來以後覺得很累，還有右邊下腰下面很疼，又癢又疼的感覺，我趕緊用手去摸，感覺是被蟲子咬過的疙瘩，有點溼。當時我很單純想“吔，是不是有蟲子在裡面，我摳爛了”，就手拿出來看，一看也沒有血。我當時只覺得很奇怪，想不通是怎麼回事。我起來以後就坐在凳子上，就想不通。
李欣：那當時有沒有警員在看護著你呢？
張梅：本來那個房間有七、八個警員，我們上廁所都要跟著，而睡過去醒來之後，只有一個女警員坐在牆邊。到了晚上，他們就送我回澳洲，也很奇怪的是：開始帶我到那個房間的時候，機場有人他們也不迴避，但是帶我走的時候，他們先看有沒有人。我的前面有兩個警員，左右一邊一個，後面有兩個，還有一個攝像的。
李欣：一共七個人。
張梅：對，他們就周圍看看，沒有人，他們就說“快走快走！”，然後到了拐彎的地方，再看看有沒有人，沒有人，再說“快走快走！”。
李欣：很心虛嗎？
張梅：是，很心虛這樣子。然後，在回澳洲的飛機上，很累嘛，坐得很不舒服。
李欣：整個精神狀態很不好。
張梅：對，因為在那裡折騰了差不多二十四個小時。一下飛機，我就感覺我的腿不對勁兒，好像筋在抽的疼，幾乎站不起來。本來我想星期六的早晨，不想麻煩朋友來接我，想坐火車回去，但是實在走不動，就打電話請朋友來接我。我幾乎連車子都進不去，回到家疼得很厲害，星期六星期天趴在那裡動不了。
李欣：那你之前有沒有腿部損傷？或類似這樣疼痛的經歷？
張梅：沒有。
李欣：從來沒有過？
張梅：沒有。
李欣：突然從香港回到澳洲之後，你就覺得腿部不舒服？
張梅：對。
李欣：抽筋一樣的疼痛？
張梅：對。有幾次我試著站起來都站不起來，連廁所都沒辦法上。因為我一個人作生意，找不到人幫，星期一沒有開門，星期二又去上班，很辛苦，客人見了我就建議我去看醫生。朋友都說是坐飛機時間長了的原因，坐的姿勢不舒服，加上在香港在板子上坐的原因。我也好奇，想去檢查一下是不是坐飛機時間長的關係，我就告訴醫生，說我一下飛機腿就開始疼，還問他是不是蟲子咬容易過敏而影響我的腿疼，他就笑說“不會”，就建議我去拍一下Ｘ光片子。我去拍的時候，醫生就問我哪裡疼，我就指著剛好是我覺得蟲子咬的地方。那個醫生問我“是不是有打過任何針？”我覺得很奇怪，就說“沒有”，而且還告訴他“是被蟲子咬了”，那醫生很嚴肅的搖搖頭問我“你有沒有打過任何針？”我很堅定地說“我沒有哇！”
李欣：王醫生，您認為被蟲子咬了會咬傷到這種程度嗎？
王文怡：：一般情況都不會的，除非特別的蚊蟲。像她這樣過後回憶起來了注射部位有溼潤的感覺，說明是經過一些消毒或打過液體的針；另外，根據她所說的情況，而且我剛才也檢查了一下那個部位，是在坐骨神經走過的地方，還留有注射的痕跡，現在也不好說是打了什麼東西，但那顯然是對坐骨神經有刺激作用的。
李欣：那您隱約看到它的針眼嗎？
王文怡：：還是可以看到。
李欣：過兩年了還是可以看到針眼？
王文怡：：那不是針眼，而是結了疤了、纖維化了的那種。
李欣：那張梅你可不可以再談一下你的醫生怎麼跟你談呢？
張梅：我堅定的跟他說“沒有打過針”，他就拍張片子，馬上拿到之後，就拿回我自己原來的醫生那裡，他就說“沒什麼大毛病，只是你的腰椎可能有點發炎。
李欣：也就是你當時沒有一丁點意識被人注射了？
張梅：我沒有想到。
李欣：那也等於是你給了醫生錯誤的信息，因為你兩次很堅決的說“沒有，沒有”，而他也沒能進一步檢查出來什麼東西？
張梅：是，是這樣子。現在想起來，那時候，我一個人作生意，帶兩個小孩，之後常感覺很勞累，做事情力不從心，而且記憶力也有點減退，例如與朋友談話，人家告訴我什麼，反過來就忘記了，又要問幾遍都記不住，頭很暈，是天旋地轉的這種暈法。我就想，是不是自己生活壓力太大，工作上太勞累，視力也在減退，還想自己怎麼過早的衰老了。以前，我身體很強壯，做事很快，從來沒有拖拖拉拉的，但經過那次以後，就覺得我整個人變了。
李欣：從去香港之前和之後，你覺得是變了一個人？
張梅：是。我常常叫累，我女兒就問我說“媽媽你怎麼了？怎麼常常覺得累？”她有時候覺得不滿意，因為以前下了班之後，作飯啊，照顧兩個孩子很容易，之後覺得作一頓飯都覺得很吃力，然後覺得人很疲勞很疲勞，一點精神都沒有，可以這樣說。我原本想工作壓力太大了，在兩年之內實在受不了，我的生意就賣掉了，做不下去了。
李欣：王醫生，您認為是什麼藥物會造成她不但是腿部劇烈的抽痛，而且在精神狀態大不如以前呢？
王怡文：我覺得她講的情況，可能就是兩種不同的藥，就像中樞神經系統抑制劑，擱到那個奶茶裡，肯定是有問題，所以喝了以後意識和各方面都不清楚，然後就失去了知覺了，就去睡覺，這是強烈的中樞鎮靜劑；後來打了一些東西在坐骨神經行走的地方，肯定是有刺激神經的作用，很可能是不同的藥，但是對神經系統有破壞作用，所以才會有這些症狀，甚至於失去了正常行走的能力。從醫學角度講，這樣做是非常不道德的。為什麼呢，根據一項國際法，醫生在用藥上是有國際準則的，這是起碼的醫德吧，應該要遵守的，最起碼要經過病人的同意，況且根本就沒有病，給了這個藥完全是違法的。在醫學上，要用藥的話，要跟病人講清楚什麼藥要給，可能的副作用是什麼，如果有什麼副作用產生的時候，應該找什麼樣的醫生，作什麼樣的處理，來減輕副作用的效應。這些他們都沒有做到，完全是在背後偷偷摸摸的用藥，這種手段還是很低劣的。
李欣：那，張梅，你現在是否認為你當時是被注射了藥物了呢？
張梅：我現在是肯定了，當時我是不清楚，想都不會往這方面想，甚至醫生問我你是不是打過針我都沒想到。現在，我那天看到台灣學員的報導，我一下就明白了。
李欣：那你知不知道有人跟你有類似經歷的呢？
張梅：通過這件事情我就去了解，知道了在湖南有個懷花巿，有一個叫周齡的學員，她去上訪，想反應一些情況，被關了起來，那他為了反迫害就絕食，絕食以後公安就把他抓起來強行的打吊針。打了兩天之後，他感覺視力減退，看不清東西，到了五、六天以後，手伸出來連手指頭都看不到了，就是這種感覺，而且精神很疲憊、勞累。後來他被送到勞教所去了，他才知道被注射了一種藥物，叫東免林，是一種毒藥。
還有一個，在湖南一個精神病醫院，後來改為療養院，有一位學員叫譚桂花，四十五歲，也是到北京上訪，被強行關到醫院來，然後強行灌藥，給他打針，就是用那種打葡萄糖的針管打一些毒藥，據報導，給他打完之後，他感覺心臟、肺部急劇的往上跳，好像迸裂的那種疼，舌頭、嘴唇、頭也是，一直把他折磨到例假也不來了，整個人昏昏沈沈的，視力明顯的減退看不清東西；本來身體很強壯，後來背也駝了下來，現在簡直都痴呆了，我只說了兩個例子，還有很多這樣的學員，被非法打了這些中樞神經的毒藥。
李欣：王醫生，這樣看來這樣的案例好像不是孤例，是不是？
王文怡：：這不是孤例，作為中國衛生觀察的成員之一，我們已經向國際社會提供了一千多例，類似這樣法輪功學員被強行的拉進精神病院，強行注射抗精神病藥物的例子，實際上至少有十五人因為過量的抗精神病藥物而死於副作用。這種藥物劣用的現象，尤其是用在法輪功學員身上，是很普遍的，在國際上是相當驚人的。像以前我們曾討論過，在八○年代，蘇聯曾經出現過用精神病院和抗精神病藥物給政治異見份子的事情，當時報導出來的也只有二百多人，當時國際社會可以說反響很大，一致要求蘇聯的精神病院被世界精神病協會趕出去，因為這完全是違背醫生的道德的，同時也是違背了最基本的人權。所以從法輪功學員的報導上，我們可以知道這是褻瀆性的迫害。
李欣：張梅，你經歷過這次之後，現在身體狀況怎麼樣？
張梅：現在基本上好一點，休息了一段時間，但是視力是減退的，我以前的視力非常好，看東西很清楚，現在是明顯的減退。
李欣：現在你認識到兩年前被注射摧殘精神的藥物之後，你現在是什麼心情呢？
張梅：我知道以後覺得很悲哀啊，悲哀的是這樣一個泱泱大國，江澤民說是以德治國，但對我這個普通的老百姓，我只是有自己的信仰，去香港想說句真心話，告訴他們迫害法輪功是不對的，信仰真善忍沒有錯，但卻給我糊里糊塗的注射不明藥物，使我這兩年受了很多苦，我覺得是太不應該了。
李欣：那你今後有什麼打算呢？
張梅：我想通過各種渠道，找律師也好，其他方法也好，想把這件事情查個水落石出，查明什麼原因他們給我注射藥，注射了什麼藥，想搞個清楚。
李欣：王醫師您怎麼看這個事情呢？
王文怡：：我想她這種想法很好，這種行為是要制止的，但是不曝光，大家都不知道的話，這種行為也會繼續下去，所以如果有機會向國際社會曝光，同時通過正當的法律程序，把當事人和事情都揭露出來的話，才有機會把這種暴行制止，不單是對你本人還以正義，還可以制止他們以同樣的手段對待將要去香港訪問的人和其他法輪功學員。
李欣：張梅，你這次到美國來，還有什麼目地嗎？
張梅：我特意想來支持芝加哥的訴江案，也同時把我的事情說出來，讓更多一點人了解法輪功學員為什麼要起訴江澤民。在香港警員這樣做，背後的指使者就是江澤民。我還記得我從香港離開的那天，我清楚的看到那幾個警員眼睛含著淚水，所以他們也是有良心的。
李欣：好的，今天非常感謝張梅把他的親身經歷講出來，謝謝！
張梅：謝謝！
李欣：感謝王醫生，謝謝！
王文怡：：謝謝！
李欣：各位觀眾，感謝您收看這次的熱線互動節目，我們下次再見。如果您有任何意見和建議的話，請發e-mai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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