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中國生態環境惡化的問題

開場白：上星期，我們曾經談過一個話題：沉重的鄂爾多斯羊毛衫，從羊毛衫集團的建立發展，引出中國過度放牧，草原的沙漠化，生態環境的破壞，以及沙塵暴源頭的形成等等一系列的問題。今天，我們還是邀請周百川先生跟我們一起進一步探討一下。

1.百川，上次我們談到內蒙草原的沙漠化問題，僅阿拉善盟一地，由於過度放牧，全盟27萬平方公裡的土地面積，其沙漠、荒漠化程度已達85%。這個問題在全中國是一個比較普遍的情況嗎？

根據資料顯示，目前全國幾乎所有大的天然草場都不同程度存在沙化現象-

象四川藏族自治州若爾蓋縣有一片全國最大的高原濕地，據當地統計，80年對若爾蓋草地進行調查時，沙化面積僅7.25萬畝，95年達到38.4萬畝。2001年則發展到70萬畝。而且沙化面積還以每年11.8％的速度遞增。

再看甘肅最大的天然草場–甘南牧區，草場退化、沙化和鹽漬化的“三化”現象持續擴展，優良牧草比例由八十年代初的70％下降到50％，天然草地生物總量降低了15％。

在內蒙古，二十世紀下半葉科爾沁的三次大墾荒造就了506萬公頃的科爾沁沙地；“萬裡黃河第一縣”的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瑪多縣由於牧草稀少，每年冬季全縣四成以上牧戶被迫棄家出走，出現了“乞牧”現象……

2.那麼中國這個沙漠荒漠化總體上達到了怎樣的程度呢？

李瑞環去年在河北時說，“我們荒漠化的數字，大約是260多萬平方公裡，沙漠化的數字，純沙漠的160多萬平方公裡。最可怕的是我們荒漠化的面積每年大約是6700多公裡在蔓延，沙漠化每年大約是2400公裡，一年丟一個縣，變成沙子的縣。”

按照官方數字，在中共建政之初，荒漠和荒漠化的土地為66.7萬平方公裡；近四十年來淨增102.2萬平方公裡，翻了一番半。其淨增之面積，超過28個台灣，超過西歐五國（英、法、愛、荷、比），相當於中歐八國（波、捷、匈、德、奧、瑞等）。

3.有人算了這麼一筆帳：與五十年代相比，中國人口翻了一番多，水土流失和荒漠化土地各翻了約一番半。那就是說：我們的人均生存空間與50年前相比已被壓縮到只有原來的1/5。那為什麼在不足半個世紀的時間裡，中國人的生存環境就發生了如此驚人的變化呢？

一個科研報告指出：中國現有的荒漠化土地中，25.4%是由於過度農墾造成的，31.8%是過度樵伐造成的，28.3%是過度放牧造成的。中國林業部部長承認：“我國土地沙漠化擴大的原因，真正屬於自然因素造成的僅佔5.5%，而94.5%是人為造成的。”

4.為什麼會人為造成這樣可怕的結果呢？

在中國九屆人大十九次會議上有了這樣的結論：盡管造成生態環境惡化的原因最主要的是決策失誤。

自從中國共產黨執政後，在制定重大經濟決策時很少甚至沒有考慮到決策可能產生的環境後果，以致於在執行的過程中引發了大面積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至今遺患無窮：片面地執行“以糧為綱”的方針，導致了森林濫伐及由此引起的水土流失和洪水泛濫；“三江平原的農業開發”，導致了大規模的濕地破壞；80年代中期提出的“大礦大開，小礦放開”“有水快流”的資源開發政策，導致亂採亂挖之風到處蔓延，在大量浪費資源的同時，也極大地破壞了生態環境；80年代末制定的支持鄉鎮企業政策，“十五小”企業遍地開花，工業污染和生態破壞從城市蔓延到農村，對部分地區的環境特別是水體造成了嚴重污染……

5.西方國家象美國，日本等，早在60年代中後期，就已經意識到經濟發展對生態環境造成的危害，漸漸從“經濟優先”轉移到“環境優先”的發展模式上。為什麼在80年代才開始發展經濟的中國，卻依然繼續走著“先污染後治理”“先破壞後保護”的老路呢？

正如北京理工大學楊東平教授所說，從教育這個角度講，由於多年來，中國對國民進行的教育就是人定勝天，要征服和改造自然，是與天鬥，與地鬥，中國人根本上就缺乏環境意識，缺乏對大自然和各種生物的尊重和熱愛之情。

其實，早在1979年，中國就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試行）》，第六條中明確規定：“在進行新建、改建和擴建工程時，必須提出對環境影響的報告書，經環境保護部門和其他部門審查批準後才能進行設計”。但是跟中國制定的所有法律一樣，在這樣一個一黨專制的制度下，由於沒有一定的監督機制，立法、執法、和審核評判均由共產黨自己的幹部去完成，法律只能是一紙空文。那些徇私舞弊、濫用職權、玩忽職守者，弄虛作假的高官們，總是以眼前的利益，個人的烏紗為最先考慮的因素，至於什麼生態環境，祖宗的基業，子孫的未來全都可以拋擲腦後。所以雖然經濟起步晚，要走出一條有別於西方的綠色發展道路，幾乎不可能。

6.最近上海計劃未來三年投入七百億元人民幣，改善環境，為的是2010年上海將要舉行的世界博覽會時，上海的主要環境指標可以達到世界衛生組織設定的標準。您如何看這個計劃，這是否表明政府在下決心治理環境問題？

這種大型的面子工程，姑且不說其中有很多對於真正的環保而言華而不實的項目，對於其它地區而言，這種巨大的現實反差使得面積佔絕大多數的落後邊遠地區進一步失去獲得基本環保扶植的可能，那麼這種失衡一方面使得生態環境從全局上更加惡化，因為環境是互相影響的，比如黃河水域等地域跨越大的區域環境將由於上海的生態植被的破壞而不斷惡化；同時落後地區的人民將越來越不能以主人的心態去關心周圍的環境，因為這種體制剝奪了他們理論上同等的中國公民應當享有的保障和盡義務的可能。那麼，政府決策的過程不公開，資金使用出現嚴重的地區性失衡，發達地區的環保擔子轉嫁到不發達地區，比如：造成公民意識淡漠，參與保護環境的意識就更談不上了。例如：在我國廣大的農村和城市郊區，就地簡易焚燒生活垃圾的現象十分普遍。而這種焚燒會產生一種強致突變物已是不爭的事實。

7.身為中國自然之友副會長的這位楊東平教授2000年4月在談到“從沙塵暴談環境保護”的問題時說過這樣的話：“大自然對我們的懲罰才剛剛開始，今後我們會經常遇到這樣的環境災難。”對此，您是怎麼認為的？

的確，中國在生態環境方面實在欠債太多。經過50多年對自然資源的掠奪性開發，長江變黃，黃河斷流，持續洪澇、幹旱不斷，濕地面積銳減，土地沙化，生態失衡，大量也是動植物滅絕，高溫天氣頻繁，沙塵暴肆虐等等，這不都是大自然對於人類自身惡劣行為的懲罰嗎？從薩斯看也是如此。

近幾年媒體刊登過幾張在城市郊區發現了三條腿的青蛙，還有長著兩個頭的蛇的照片，這是我們周邊的環境中致突變物的積累已達到嚴重程度的信號。由於病毒的核酸分子結構簡單，當環境中的致突變物通過食物或水進入到病毒的宿主體內，引起病毒基因發生變異的可能性是很大的。遺憾的是，這種致突變物污染的危險往往要等到出現了明顯的變異物種，並引發了某種直接對人類造成的災難，才會真正引起人類對治理污染的重視。不管薩斯病毒會是來自以上哪一種推測，都與人類不文明的環境行為直接相關。

8.國外在環保事業上起到非常主要作用的是民間的非政府組織，那麼對於這種力量在中國環保界發展如何呢？

基本上起到了有限的局部地區（主要是在幾個大城市）的喚起民眾環保意識的作用，但同 其它性質的非政府組織一樣，對於要想真正參與治理，還很遙遠。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根本上呢中國政府這種人治的體制不允許真正意義上的批評，它們允許的有限的空間也是基於一種獲得“小罵大幫忙”的性質。另外呢，據美國智囊機構威爾遜中心的詹尼弗.特納介紹，也可以看到中國環保非政府組織存在的困難：首先是注冊難，其次是資金來源少。它們目前主要依靠向國外有關機構申請經費，但是僧多粥少。另外，特納說，這些組織需要提高管理水平，擴大職能范圍，最大限度地利用中國政府允許的有限活動空間。

9.最後一個問題：那麼對於中國的環保存在的嚴峻現實，治理起來難度很大，應當如何從全局上去把握和治理呢？

中國的環保問題，其出路如同政改和治理腐敗等根本問題一樣，在於政改能否從尊重和保障中國公民的基本權利開始，一步步重新塑造那歷經浩劫而喪失的天人合一的傳統，扭曲的制度與人的道德標準，如果對人的尊重都不能保証的話，對環境的尊重和保護只能是一種奢談。

結束語：但願得孕育了五千年燦爛文化和文明歷史的那片土地上的人民能夠早日喝到純淨的水，能夠自由地呼吸到清新的空氣，與大自然再能和諧共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