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3年5月23日訊】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林丹，謝宗延報道）說起"誰是新中國"﹐許多朋友都會記得有一首歌, 叫《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辛灝年先生把他的這本書命名為《誰是新中國》, 難道他對"誰是新中國?"這個問題有什麼獨到見解嗎﹖《誰是新中國》到底是一本什麼樣的書? 內容是什麼﹖帶著這些問題我們訪問了辛灝年先生﹒
辛灝年: 其實《誰是新中國》就是一本《中國現代史》,但是要準確的說,它是一本中國現代史辨, “辨析"的"辨".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1949年以後在中國大陸出版了很多種的《中國現代史》, 他們基本上站在一黨的立場上﹐來敘述中國現代歷史發展過程的﹐而且是一個勝利者用謊言編織了這樣無數本的《中國現代史》﹐所以正是針對這樣一個對象﹐這本書採取“辨析”的辦法﹐將中國現代史上的一些真真實實的一些東西﹐把它提拎出來﹐然後進行思想剖析﹐所以我稱它為“辨析”﹐但說到底﹐也就是一本《中國現代史》﹐一本來自於中國大陸民間知識分子們﹐自己對歷史反思的一個成果。
記者: 鄭義先生為《誰是新中國》寫的序中有這麼一句話﹐他說: 這本書的出現﹐將是對中國的精神和現實造成震撼。您能不能大概的給我們介紹一下﹐都有哪一些東西是與中共的教科書不一致的地方呢?
辛灝年: 其實我只是寫了一本歷史書﹐只不過想用自己僅有的一點知識﹐老老實實的寫一本老老實實的歷史﹐我無非如此﹐但為什麼有許多讀者有這種感覺呢﹖當然我也不用假謙虛﹐確實有很多人有這樣的感覺﹐原因很簡單﹐是因為五十多年來﹐在絕對不允許任何人講話的條件下﹐讓一個勝利者講他的謊言﹐講了一百遍,一千遍,一萬遍﹐根深蒂固,化血為肉﹐已經將謊言成了真理﹐這個時候我們忽然揭開了謊言﹐把基本的事實亮出來了﹐讓人們感到五十多年來﹐這個勝利者所說的這些話﹐不實在, 是虛假的, 他所鞭撻的恰恰是應該我們肯定的, 他所肯定的恰恰應該是我們否定的, 那對於一個在共產專制統治下生活了多年的知識分子和普通民眾來說, 這種震撼是可怕的. 就像我自己在書里所講的: 當你有一天突然醒悟過來, 將你從兒時起就已經相信的事實和真理, 從自己的身上把它剝開來, 因為它們是謊言, 那種疼痛和痛苦是可以想象的, 我想所謂"震撼"就是從這里而來. 那麼具體的講, 有哪些問題會使人感到"震撼"呢? 因為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以後採取年年講, 月月講,天天講的基本階級鬥爭的方針, 把中華民國, 中國國民黨, 孫中山的革命, 蔣介石的作為當做他的批判的對象和靶子, 整整批了五十多年了.
那麼在這五十多年過程當中, 他拿哪些東西使人們覺得已經完全入身入耳入心呢? 中國國民黨的前身–中國同盟會, 推翻滿清王朝, 結束了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帝制, 他對於整個幾千年的落後的舊中國,它確確實實是一次革命, 特別是制度上的革命。毛澤東先生稱辛亥革命就是國民黨的革命﹐是舊民主主義革命﹐稱他自己的共產主義革命﹐是新民主主義革命. 可是這個新民主主義革命﹐在1949年成功﹐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後﹐它實際上在中國的歷史上推倒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將辛亥革命已經開始向民主進步的歷史過程中﹐拉了倒車﹐一句話可以說清楚的就是,它已經復辟了被辛亥革命所推翻的專制制度﹐並且將這個專制制度推展到了極端發展, 也就是極權統治的階段﹐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從制度變更的意義來說﹐共產黨的革命真的就是一場專制復辟﹐而中國國民黨﹐特別是中國同盟會的那場革命﹐當然是一場符合世界潮流的民主革命.
比如說﹐北伐是誰打的﹖歷史事實告訴我們﹐共產黨是反對北伐的﹐破壞北伐的﹐背叛北伐的﹐可是他在他的教科書里面卻說﹐北伐是他打的﹐是他領導打贏的. 比如說“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什麼叫“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就是說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逮捕了要造反的一些共產黨的工人領袖﹐他就稱作為“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那麼﹐今天我們回過頭來反思歷史的時候發現,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中的反革命究竟是誰的問題? 我們要講清楚. 因為在共產黨的教科書里,這個反革命就是國民黨, 而今天在我們重新認識歷史的時候, 才發現這個反革命不是國民黨, 因為那個時候的反革命只有一個人是軍閥, 北伐打倒軍閥, 就是在打這個反革命, 在打這個打反革命的過程當中, 第一, 全國人民都是非常贊成和支援的. 第二, 凡是打這個反革命軍閥的,那他就是革命的, 凡是不打這個軍閥的,製造混亂的﹐那他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 那麼中國國民黨領導的北伐軍正在打這一夥軍閥﹐你怎麼能說他是反革命的呢?而恰恰在打軍閥的過程當中,在史達林親自命令之下一次又一次的破壞北伐,甚至於要用武裝暴動的辦法提出“南伐”, 要打回廣東去, 以阻止中國國民黨打垮北洋軍閥, 統一全中國, 你想到底誰是在逆革命而動呢? 到底是誰在做著有利於北洋軍閥的事情呢?那是共產黨. 所以誰是“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敵人? 這個問題一提出來, 人們當然會感到非常震驚.
比如說西安事變到底是誰幹的? 西安事變為什麼共產黨員要搞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的張學良是因為蔣介石不抵抗才搞西安事變的嗎? 共產黨在幕後策劃西安事變用意究竟何在? 為什麼中國的一場西安事變, 它的最高決策者卻是史達林? 史達林說殺蔣介石, 共產黨就殺, 史達林說不給殺, 共產黨就不敢殺, 一個在中國發生的政治事件, 需要一個外國的領袖來做他最高領導者, 這樣的問題, 這樣的歷史, 這樣的事實, 一旦公佈開來, 你想他不能”震撼”嗎?
比如說"皖南事變", “皖南事變"究竟是怎麼回事, 看看《毛澤東選集》就明白了, 可是我們過去把毛主席的話, 把共產黨的話,把他的歷史教科書每一句都當作真理, 我們不知道那些每一句都向我們顯示了"真理"的所謂"真理", 實際上是虛假的, 一旦我們把"皖南事變"的真相揭開以後, 人們才知道真正冤枉的不是被打掉的項英的那個新四軍, 恰恰是被新四軍打了多少年的抗日英雄, 臺兒莊大捷的主力部隊, 國民革命軍韓德勤部.
所以這樣一些問題, 我們如果把它都清理出來, 根據基本事實把他講清楚, 把1945年以後反對內戰的是誰?要打內戰的是誰? 要憲政的誰? 反對憲政的是誰? 都給他明明白白地講清楚之後, 你想一個經受了共產黨五十年教育的人, 共產黨每一句話每一個思想都在我們身上化血為肉的讀者來說, 他能不有點”震撼”嗎? 不用說他了, 我在研究這個歷史時候所償受的痛苦, 我想不會差於任何一個這本書的讀者.
記者: 聽說您這本書是在海外完成的﹐那我想知道﹐您的資料來源﹐都是從哪里來的呢﹖您又是怎麼去選擇您需要的資料﹐它的真實性又如何呢﹖
辛灝年: 從一九八三, 一九八四年一個偶然的機緣同時為了寫小說, 開始研究歷史, 一九八五年正好碰上歷史反思運動, 我就開始特別注意收集歷史資料的工作, 這個工作一直到一九九四年才最後完成. 所以, 我帶出來是兩萬張從大陸做好的卡片, 還有我許多的思想提綱, 我把它寫在四本大書的天頭地腳字里行間, 以便過關的時候不被發現這是“反動文章”, 我是把這些東西都帶到美國以後,我實際上是要尋找一個自由的和安全的寫作環境.比如說這本書的《導論》,我基本上就是在國內寫好的,而不是在海外寫的,而其他的都是在海外寫的,可是根據的資料都是國內帶來的,並且這些資料它主要來自三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是我們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文件; 第二個方面:是一九四九年前的歷史資料; 第三個方面:是我們大陸無數像我這樣, 比我了不起的多的許多歷史學者們,他們在歷史反思過程當中, 一步一步的, 小心翼翼的捅出來的真實的歷史資料. 我即便在我的資料里面引用了很少的台灣出現的資料, 這些資料一定在中國大陸已經出版的歷史書里面, 研究著作里面已經出現過, 所以我是"轉引"而不是"直引". 我知道只有這樣做, 哪怕困難一點, 我的讀者們, 我的大陸讀者們, 就會更加相信我, 相信我不是說假話. 當然, 我這本在寫完之後我做了一個工作, 那就是把《毛澤東選集》四大卷重新認真地學習了一遍. 因為我的許多的思想, 事實和來由都是從《毛澤東選集》里面選出來的, 只不過我們以前把《毛澤東選集》當天書, 認為它每一個字都是正確的. 今天, 當我們把自己的立場放在國家人民和民族的立場的時候, 而不站在任何黨派的立場上, 就有了新的理解. 我想這一點毛澤東自己也有所承認, 舉個簡單的例子: 毛澤東在晚年一再說:我一生只幹了兩件大事, 第一件是打倒蔣介石; 第二件搞文化大革命.他怎麼就沒有講他領導了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呢? 因為他沒有領導過, 他沒有抗過戰,
記者: 您這本書的觀點與中共出的教科書有很多的觀點是不一致的﹐那您的讀者,他們能接受您這觀點嗎﹖
辛灝年: 這本書光在美國就賣了將近五千本,許多華僑買我的書都是幾十本甚至於上百本買的, 他們買過以後寄給朋友,帶到大陸﹐送到台灣﹐我在寫這本書的過程當中, 我採取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我先把我自己多年來思考的結果或部份歷史事實寫成文章發表;.第二步在我寫作的過程當中, 我這本書的每一個章節, 我都在美國的一些大學里和僑界講演過. 講演的過程當中, 我有兩個感覺: 一個感覺振聾發聵, 大家非常震撼, 原來是這樣的.大多數人很興奮很激動. 還有一些人總覺得, 你怎麼講國民黨好呢, 你怎麼講中華民國才是新中國呢. 他的身上有一種跟共產黨搞不清的感情, 這個感情不是他要來的, 是幾十年的社會生活無形當中滋潤給他的, 那麼我就和這批人進行辯論, 比如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有一個留學生, 三十多歲快四十歲, 他就問我:那你說共產黨一點優點都沒有了嗎? 如果共產黨像你所說的, 在八年抗戰當中他也去抗日, 那個時候他才兩萬多軍隊, 他不就打完了嗎? 他不就不存在了嗎? 那我就對他看看, 我就笑, 我說那反過來如果蔣介石也這樣想, 閻錫山也這樣想, 李宗仁這樣想, 四川雲南軍閥都這樣想, 大家都不想因為抗日把自己打完了, 中國的抗日不就完了嗎? 還要這個民族和國家幹什麼呢? 我去年在哈佛大學講演的時候, 掌聲簡直的讓我沒辦法從臺上走下來,五百多大陸留學生,沒有一個人問我奇里古怪的問題, 沒有一個人要和我辯論, 都認為我講的是對的, 後來我跟他們談心, 我才瞭解到兩條. 第一, 他們的腦袋里已經沒有像我們這樣對於共產黨天生的愛,對於國民黨天生的恨. 他們的腦海浬只是對當前中國社會腐敗政治的不滿. 國民黨,那個台灣現在的國民黨,還有個1949前國民黨離他們已經太遠了, 他那份仇恨的感情已經不存在了. 第二, 他們都是孩子, 在1985年以後, 中國大陸歷史反思的一撥又一撥的潮流當中, 發現了那麼多的歷史書, 這些歷史書非常謹慎小心, 但是它們捅出來的巨大的歷史真實,已經局部的,部分的或者是偶然的震撼了他們的心靈, 今天當我系統的把這部歷史講清楚的時候,當然他們和我就一拍即合產生共鳴,這就是我自己信心所在. 如果沒有這個信念的話,在海外這個特殊的環境下叫我堅持這麼多年,來講這個,寫這個, 並且從來沒有動搖過, 恐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辛灝年先生曾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一九九一年被評為一級作家. 那麼他是如何從一名文學家成為一名歷史學家的呢? 在下次《透視中國》的《奇書共賞》欄目中我們將繼續為您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