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4年12月14日訊】知名政治學者吳國光教授的新書——三卷本《走向共產黨之後的中國：轉型八論》在紐約舉行了發行記者會，吳國光在現場接受了新唐人記者採訪。
記者問：您寫這本書的初衷是什麼？
吳國光：「我長期研究中國的政治轉型，那麼也讀了很多國際上各國的民主化的一些文獻吧。其中一個感覺，就是中國（中共）在上一波全球民主化的浪潮當中，它撐下來了，它沒有民主化，共產黨繼續它的壟斷權力的一個統治方式。我就研究這裡邊到底是奧妙在哪裡？有什麼樣的方法能夠讓中國人也生活在（像）世界上很多很多國家那樣，人民自己的權利受到保障的這麼一種制度下？
「這個研究我其實追尋的原因有很多方面了。一個方面，我研究了全球化，我寫過全球化的書。現在隨著習近平上台以後，中國這個體制在習近平上台之前所呈現的，那些看起來好像老百姓覺得不錯的東西，比如說經濟發展比較好啦等等這些東西，這個開始就呈現逆轉。其實我個人的感覺呢，這不是習近平一個人的問題，也不是習近平施政路線的問題。習近平他並不是一個有大德大能這麼一個人，他為什麼能夠和整個民族的願望相違背，甚至和共產黨內的很多精英的利益相衝突，他能夠把他的意志強加到所有人上呢？當然是這個體制提供了他這個（土壤），我們用一個詞叫做『賦能』，給了他這個能力。」
記者問：中共極權如今為何出現逆轉？
吳國光：「我想他已經就搞了一個逆轉型了嘛，但是我不斷的強調一句話就是，習近平想這麼做，並不是他想怎麼做就能做的，他有他非常有力量的一面，就是這個體制給了他力量。在體制下，你只要爬到最高位，那所有底下這些人，不管多有能力都怕你了，都在你面前是弱者了，你想收拾誰就收拾誰了。但是也不是說，所有的這些人，大家就不可能表達自己的意願，總要找到一種方式。
「所以現在我講這個東西，就是習近平上來這麼做，從一般民眾到甚至共產黨裡的這些幹部，大家都感覺到很沒有希望，很沒有前途，這個怎麼辦呢？這是剛才講到，以至於出現了非常絕望、無差別傷害別人這種現象。那我覺得應該提出來一個，就是讓大家看到一種希望，知道我們不是只能這麼生活，我們可以有別的生活方式。」
記者問：中國社會為何出現嚴重戾氣？
吳國光：「對！他（百姓）有各種各樣的積怨、積憤，看著走投無路，走投無路也做了一個事情了，就是他做的這個方式也是這個制度的暴力的延伸。因為這個制度遇到一個不滿，就是用暴力來解決，那麼只要你有了槍桿子，你想幹什麼幹什麼。老百姓沒有槍桿子，那我有別的傷害別人的武器，那其實也是這個制度的延伸。我不是說去譴責老百姓，就是說這個制度下，你認為你可以維持基本秩序，好像大家都很安全，那這個你都做不到啊。過去你說你能夠提供經濟上的好處，那現在你提供不了。那麼過去你說你能提供最基本的一個人身安全，現在你也提供不了。那你這個制度還有任何價值嗎？沒有任何價值。只說它沒有價值是不夠的，我們應該怎麼樣呢？人們是不是有新的生活方式、新的制度安排呢？
「實際上世界上另外生活方式的人太多太多了，在中國不了解，那我們怎麼把它拿到中國來，到中國會怎麼樣用？也不可能照搬。所以我這次要提出來，我們要建設性的思考這個東西，讓大家想到，比如說我可以用另外的方式來表達我的不滿。你既然連死都不怕，你為什麼不可以站起來批評政府？你為什麼不可以站起來像彭立發這麼做，不可以嗎？那這個事情就改變了。
「而且其實彭立發那個標語就有建設性，比如他說不要這個，要那個。不要是一個否定性的，我要那個東西，就是一個建設性的。我們作為一個研究者、作為一個思考者，我就要把他要這個東西更加具體化。你要這個東西怎麼才能要到，要了以後會是什麼樣子？我就想把這個東西提出來。」
記者問：您想通過新書給大家怎樣的啟發？
吳國光：「這句話講的很好，就是共產黨至少它的這些幹部們作為個體，也是處於一種非常無望的這樣一個狀態當中。因為你可能今天升官發財，明天就被習近平搞掉了，沒有基本的人身安全的保障。
「我想告訴大家，實際上你不要看到中共的宣傳，好像西方的這個制度是如何的不好。但是在這些制度下，大家都有基本的人身權利，安全的保障。當然它們也不完美，但我們中國人還可以做得比它更好。那我們可以完全換一個遊戲方式、換一個制度、換一個權利安排，這個東西就解決了。這不是人類歷史上沒有解決過的問題，其實很多民族都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了。
「我們中國是最後一個大國沒有解決這個問題的。當然我不是說你把你的東西搬過來就可以了。我們中國有中國的一些特殊情況，一直到今天都沒接受世界普世的這些東西，他一定有特殊的困難所在。我們要把怎麼樣克服這些困難，比如說對於動亂的害怕，對於各個不同的社會階層，害怕在這個改變過程中失去的東西，找到一些、提供他們一些正面的東西。知道實際上如果現在這套東西改變了，那麼我不僅不是失去東西，我其實有很多東西是得到了保障，得到了機會，那麼要提供這樣的東西。」
記者問：強權之下，文化精髓如何保留？
吳國光：「我想這是共產黨制度它最根本的問題，就是在跟人們的人性是相衝突的。
「其實這個人的天性都不希望被別人控制，而且都希望不是隨便有一個人就可以來侵犯我，特別是在全球化經濟發展中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你看他們的人性就像我剛才講到，夜行開封的這些年輕人，他可能沒有什麼政治訴求，他就是有一種作為少年的張揚。我今天想起來，說走就走，我就騎個自行車跑到開封去，吃一頓灌湯包了。當然一個人去沒什麼意思，年輕人一大群人就去了。
「這個實際上既不是政治的威脅，也沒有政治的訴求，但是這個就是人性。這個人性就是我作為一個年輕人，我就有一種說幹就幹，我行我素，張揚自己個性這麼一個東西。那麼實際上你會發現，共產黨感覺到這個東西是跟它的制度衝突了，它控制不了你。你並沒針對這個制度，但是你和這個制度的遊戲規則（衝突），這個制度就是不能讓你那麼遊戲。共青團組織你，可以去，這黨帶你去遊行，你就去遊行，你自己這樣就不可以了。你一個人也可以，你成群結夥，那不可以。所以呢，我想這個制度和人性有基本的衝突。這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這個制度最終不可能在中國站立住的一個根本原因。
「我想這個人性呢，他是在生活中每個人自己去發現的。其實你不需要告訴他，我們（即使）去告訴他，他可能也不覺得。因為我在國外已經生活這麼多年，我對中國的現實可能很不了解，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更多的是在中國生活的人教育我，他做了這個事情，我看到說，呦，是這樣的，中國應該往這個方向走。」
記者問：您在開頭和結尾都提到了，讓更多的學者出書和發表文章，去表達這些觀點，您覺得這件事有多緊迫？
吳國光：「其實也不光是學者，我想中國普通人生活的這些形態，它是學者關心的對象，但其實對每個人來講，可能比對我們學者更重要。我們學者只把它作為一個研究的題目，但是日常的人是每人生活在其中的。所以我是覺得可能不光是學者，大家要討論這個問題，其實我是希望每個人都思考這個問題。你就想一想，我為什麼不滿？我對現狀有什麼不滿？那我希望是什麼樣子的？那樣的東西是我想要的，你能想透這個問題，我覺得就是很好的。
「這就比如說剛才在講開封夜行這個東西，警察把你押回去了，不讓你（做）了。學校當局甚至封鎖你的宿舍，不讓你（去），你是覺得我還是希望那樣好呢，還是希望天天被他們封鎖在宿舍裡好？如果我不希望天天被他們封鎖在宿舍裡，那為什麼我騎個自行車跑趟開封，你就要找我麻煩呢？那這原因在哪裡呢？你去想這個就可以了。我覺得每個人都應該想這個東西，現在中國雖然沒有政治上的變化，但是大家可能的生活的方式是越來越和共產黨的控制方式就會發生衝突。
「實際上歷史上也有，比如說1950年代初期，農民剛剛得到土地的時候，那麼共產黨要把他們的土地再收回來，他就不願意。這個方式實際上就發生衝突，當然共產黨是用暴力來解決這個問題。民間現在用暴力（獻忠事件）來報復，我覺得這不是一個可取的方式了。
「當然更多的如果用廣義的來講文化，你能找到更具備和你的同樣的人、找到同類的人，大家有共同這樣一個行為方式，這就是文化。共產黨非要讓我們這麼行為，那我們所有這群人都不這麼行為，我們都是另外一種行為，這就是文化的改變了。我想這個改變一定會從根本上，對共產黨的體制形成一個深刻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