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4年10月28日訊】今年8月，《紐約時報》在一篇文章中扭曲中共活摘器官真相；而鮮為人知的是，早在大約9年前，《紐時》就壓制其記者報導中共摘取良心犯器官的請求。
《紐時》時任駐華記者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在一份證詞中表示，《紐時》令她無法繼續報導中共摘取器官的新聞，她要求將中共摘取器官的對象從死刑犯拓展到良心犯的請求，也被編輯忽略、拒絕。
研究中共活摘器官問題的律師和專家告訴大紀元，《紐約時報》之前以及現在的做法，等同於為中共的利益服務。
專家表示，《紐時》討好中共的做法，令人質疑其判斷力。
《紐時》前記者：中國醫生的對話顯示中共使用良心犯器官
2019年2月3日，《紐約時報》的時任記者狄雨霏向研究中共活摘良心犯器官的「中國法庭」提交了一份書面證詞（PDF）。她在這份證詞中，介紹了2016年4月初，她和「中共肺移植第一人」陳靜瑜之間的對話，以及陳靜瑜和另一位胸外科醫生之間的對話。
狄雨霏表示，這兩次對話顯示，中共使用良心犯器官，並且，中共有關停止使用死刑犯的器官的禁令，可能無效，並可能不是真的。
這兩次對話，發生在狄雨霏和陳靜瑜等一行5人於北京的一次午餐期間。
以下是狄雨霏提供的有關這次午餐會面情況的書面證詞的中文翻譯：
2016年4月初，我參加了中國（中共）紅十字會在北京醫院舉辦的一個活動，當時（中共）國家衛生部門的高級官員就中國的器官捐獻問題發表了講話，並對器官捐獻者表達緬懷。4月5日是中國的清明節。
當天上午的活動結束後，我與無錫市人民醫院的肺移植外科醫生陳靜瑜博士一起吃午餐，之前我曾撰文報導過他。陳博士帶來了一位朋友，是北京醫院的胸外科醫生佟醫生（音譯）（佟醫生表示他之前做過肺移植手術，但當時因為他的醫院已經停止這類手術，所以他沒有繼續做）。
午餐還有另外兩人：《環球時報》的一位記者，以及一位清華大學研究生，該研究生介紹自己是清華大學從事醫學研究的學生組織負責人。我們一行共五人。
午餐期間，陳博士指責我的報導給他帶來了很多麻煩。最近，美國華盛頓特區一次大型心肺移植會議的組織者在最初接受了他的展板內容，後來又拒絕了他。理由是他的研究是基於死囚的。陳博士沒有否認這一點，但說這是我的錯，因為我的文章給他帶來了「麻煩」。
我回應道：這與我無關，如果因為使用了非自願捐獻者（如死刑犯）而被拒絕，那是他的責任，而不是我的。
陳博士問道：「那我們應該怎麼辦呢？」
我回答：「不要提交在你說停止使用非自願捐贈者之前收集的調查結果。」（即2014年12月之前）
他看著我，似乎在說「這是不可能的」，但他沒有進一步討論這個話題。
我們對話時，佟醫生仔細聽著。
接著，佟醫生轉向陳博士，以下是我根據記憶而記錄的他們之間簡短對話的逐字記錄（午餐並不是一次報導活動）。
佟醫生：「死囚不能用嗎？」
陳博士：「不能用。」
佟醫生：「良心犯呢？」
陳博士：「都不能用。」
佟醫生低下頭，沒有再說話。陳博士也沉默了。
狄雨霏表示，她從這次對話中得出以下三個分析性結論：
*使用良心犯的器官進行移植的情況確實存在（狄雨霏：中共在國家層面已承認使用了死刑犯的器官）。
*至少在某些（中共）醫學專家之間，以上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
*2014年12月頒布的禁止使用死刑犯器官的禁令可能並不有效，甚至可能並不是真實的，因為連像佟醫生這樣的胸外科醫生顯然都不知道這項禁令。如果這真是一項有效的禁令，合理推測他應該會知道，畢竟（中共）國家和共產黨通過其宣傳和資訊系統能夠非常快速地傳達重要訊息。
對於狄雨霏的以上三個結論，《大屠殺》一書的作者、調查中共活摘器官問題的專家葛特曼（Ethan Gutmann）告訴大紀元，「我支持她的結論。」
葛特曼表示，中共稱2015年1月1日起停用死囚器官的說法，是不成立的。「根據狄雨霏的說法，2005年之後，中國器官移植外科醫生的語言表達的謹慎程度發生了變化。換句話說，他們在撰寫可能被網絡攔截的內容時更加謹慎。2015年之後，他們對外國人，尤其是外國醫生說的話也非常謹慎。」
「改變的，只是器官移植醫生在表達觀點時的謹慎程度。換而言之，就是他們對說話的內容以及怎麼去說的方式很謹慎。」
收到狄雨霏這份證詞的「中國法庭」在2020年3月發布一份判決，判決作出結論：
「活摘人體器官已在中國各地大規模發生多年，法輪功學員是其中一個——而且可能是主要的——人體器官來源。
「集中針對維吾爾人口的迫害和醫學檢查是比較近期的情況。
「沒有證據表明這種做法（活摘器官）已經停止。法庭確信這種做法仍在繼續。」
法輪功，是以「真、善、忍」宇宙最高特性為指導原則的佛家修煉功法，包括五套功法動作，祛病健身效果神奇。1999年，中共時任總書記江澤民因恐懼法輪功太受民眾歡迎，且其修煉原則與共產主義無神論的意識形態不同，下令非法鎮壓。25年來，難以計數的大陸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致殘、致死，甚至被活摘器官。
「中國法庭」由英國御用大律師傑弗里‧尼斯爵士（Sir Geoffrey Nice QC）主持，他曾主導國際刑事法庭對前南斯拉夫總統米洛舍維奇（Slobodan Milosevic）的起訴。
「中國法庭」的判決還表示，「任何與中國（中共）在相關的醫生、醫療機構、工業、旅遊、航空、金融、律師、製藥、保險、教育、藝術等領域，有實質性互動的政府，現在應認識到，他們所交往的是一個犯罪政權。」
狄雨霏報導中共繼續摘取囚犯器官 受中共媒體攻擊
狄雨霏在其書面證詞中寫道：「2015年11月16日（中國時間為11月17日），我發表了一篇報導，內容提到死刑犯器官的使用仍在繼續。」
狄雨霏所指的這篇文章的標題是「換個說法，中國繼續摘取囚犯器官」。此文令她遭到中共多家媒體的指責、攻擊。
證詞寫道，「不久之後，中國（中共）很快就組織了一場針對我的誹謗運動。事情是這樣的：黃潔夫博士的辦公室聯繫了我（他們並未回應我先前的採訪請求），令人驚訝的是，他們同意讓我採訪黃（潔夫）博士。
「當我到達採訪地點時，已有兩名中國媒體記者在場。
「在與黃博士長達兩小時的訪談中，這兩位記者幾乎沒有說話，只是觀察並做筆記。
「第二天，中國（中共）媒體上開始出現許多相同的報導，一致指責我報導失實。」
就狄雨霏的以上經歷，法輪大法信息中心研究員辛西婭‧孫（Cynthia Sun）告訴大紀元，「狄雨霏因公布非法器官交易調查結果而受到中共外交部、中共國家媒體記者和中共衛生部黃潔夫辦公室的騷擾。這是中共常用的報復手段。」
「這也表明人們應該對中共所策劃的抹黑持懷疑態度，無論是針對狄雨霏這樣的記者，還是像法輪功這樣的信仰團體。」
在受到中共媒體攻擊的同時，狄雨霏也因為相關報導，遭到雇主《紐約時報》的不公平對待。
《紐時》編輯大幅刪減報導 擱置記者報導請求
狄雨霏表示，《紐約時報》對其報導中共活摘器官不滿。
她在證詞中寫道：「我當時的雇主《紐約時報》對我的這些追蹤報導並不滿意，最初他們容忍，後來他們讓我無法繼續報導下去。
「《紐約時報》對我2015年11月16日的報導進行了糟糕的編輯，對報導結尾的刪減，令人遺憾，實質上改變了報導的意義。北京的一位資深同事想將責任歸咎於我。
「（報導）隨後的更正，顯示僅存在兩個編輯錯誤，而不是報導存在錯誤。可見，這篇報導並不是因為需要核實任何事宜（正如《紐約時報》所說的那樣）而延遲的，而僅僅是由於編輯方面的疏忽或過度勞累而導致的。更廣泛地說，我與幾位高級編輯進行了面談或通過電子郵件交流，但基本上我要求繼續這項調查報導的請求（為此我需要時間）被忽略了。
「編輯們似乎認為，中國的器官捐贈問題已經解決，因為（中共）國家已承認使用了死囚的器官，並承諾在（2014年）12月14日後不再這樣做。有人告訴我這個故事『沒有新意』。當我試圖將調查範圍從死刑犯擴展到良心犯時（基於之前我與陳博士、陳博士和佟博士之間的對話）。另一位編輯評論說，認為良心犯器官被摘取的人的觀點是『邊緣化的倡導理念』，也就是說，不理性……」
狄雨霏懷疑自己因為報導中共活摘器官的問題，而不被《紐約時報》提拔。
她在證詞中寫道，「我很清楚這個問題不受歡迎。我不能確定、但懷疑這一系列文章促成了總部在2017年2月不顧地區編輯的建議，決定不提拔我。2017年6月，我從《紐約時報》離職。」
法輪大法信息中心研究員辛西婭‧孫（Cynthia Sun）告訴大紀元，《紐約時報》的做法令人不安。
孫表示，「特別令人不安的是，狄雨霏還被自己的老闆和《紐約時報》的編輯告知不要繼續關注這個故事（中共活摘器官）。」
「他們（《紐約時報》）阻止了（記者狄雨霏的持續）報導……」孫說，「狄雨霏本人覺得自己在某種程度上受到了懲罰，因為她調查了活摘器官的情況。這引發了人們對《紐約時報》編輯的判斷力的嚴重質疑。」
國際知名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告訴《大紀元》，「狄雨霏在《紐約時報》工作時曾要努力報導（中共）活摘良心犯器官的問題。但《紐約時報》的編輯人員卻壓制了她。」
麥塔斯：《紐約時報》相關手法拙劣 為中共宣傳
當大紀元問到《紐約時報》今年8月這篇有關活摘器官的報導是否是負責任的，麥塔斯表示，這個報導是不負責任的。「我認為這是一篇拙劣的新聞報導，是一篇鸚鵡學舌的中共宣傳式的片面文章。」
麥塔斯繼續說道，「然而，正如狄雨霏所聲明的那樣，問題不僅僅在於這篇文章。問題在於（《紐約時報》）編輯人員對法輪功的普遍偏見。
「承認中共大規模殺害法輪功學員和其他良心犯以獲取器官的現實，意味著失去進入中國的機會……這可能是他們（《紐約時報》）不願付出的代價。」
法輪大法信息中心：《紐時》文章負面 服務於中共
辛西婭‧孫表示，「《紐約時報》最近（今年8月）發表的這篇文章只是為中共的利益服務……將導致中國大陸受迫害的的法輪功學員遭受更大痛苦。」
法輪大法信息中心近期在一份關於《紐約時報》的調查報告表示，「《紐約時報》的負面文章重複了以前的不準確之處，加入了新的不準確之處，實際上服務於中共誹謗法輪功和壓制批評者的目標。」[有關《紐約時報》負面文章的不準確之處，請參見文末系列報導（一）（二）]
「在法輪功人權危機初期，《紐約時報》似乎專注於歪曲法輪功信仰，並討好中國共產黨領導層，而《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等媒體則發表了關於鎮壓的開創性和獲獎的新聞報導。」
2001年，中共迫害法輪功的始作俑者、中共時任總書記江澤民曾特別接見《紐約時報》的時任出版商小阿瑟‧蘇茲伯格（Arthur Sulzberger Jr），以及數位編輯和記者。只是一次罕見的會見，外界無法得知會面的具體內容。
辛西婭‧孫說，「當時與剛剛發動種族滅絕的中共高層領導人會面，讓人懷疑該報（《紐約時報》領導層對（中共）政權的理解能力和對優先事項的判斷能力。這讓人嚴重懷疑他們的判斷。」
孫也表示，「中共長期以來一直使用各種『胡蘿蔔加大棒』（獎勵與懲罰並存）的手段來影響西方媒體的報導。而法輪功是最敏感的話題之一」，因此中共很可能針對《紐約時報》施壓。
就《紐時》時任駐華記者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提交給「中國法庭」的這份證詞，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辛西婭‧孫（Cynthia Sun）對《紐時》的相關看法，大紀元聯繫了《紐時》尋求置評。
（本文為拆解《紐約時報》扭曲中共活摘器官真相系列報導之三）
系列報導一：《紐時》扭曲中共活摘器官真相 專家拆解
系列報導二：中共停用死囚器官？《紐時》為何替其洗白？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