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4年10月16日訊】目前中國經濟下行，政治黑暗，這是由於現任黨魁背離改革開放導致的，還是中共專制制度的必然結果？實際上，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在十幾年前就精準預言了中國經濟發展，沒有包容性制度的國家即使風光一時，最後增長率都會走到盡頭。

10月14日，2024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揭曉，三位任職於美國高校的經濟學教授，德隆·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西蒙·約翰遜（Simon Johnson ）和詹姆斯·羅賓遜（James A. Robinson）獲此殊榮。三位學者通過考察歐洲殖民地引入的各種政治和經濟制度，揭示了造成國家貧富巨大差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社會制度的根本性差異。

瑞典王家科學院表示，學者們發現了一條清晰的因果鏈。為剝削群眾而建立的制度不利於長期成長，而建立基本經濟自由和法治的制度則有利於長期成長。

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在2012年曾合著《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書中也有類似論述。他們將制度分為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和榨取性制度 （extractive institutions）。包容性政治制度加包容性經濟制度構成良性循環，帶來繁榮；而榨取性政治制度加榨取性經濟制度組合則構成惡性循環，導致貧困。

中共在中國實施的是榨取型政治經濟制度的組合，「割韭菜」「人礦」等詞就是最直觀的證據。學者們在書中預測：「就中國而言，以追趕、引進外國技術和出口低端製造業產品為基礎的增長過程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然而，中國的增長也可能走到盡頭，特別是一旦中國的生活水平達到中等收入國家的生活水平。」「創造性破壞和真正創新的增長不會到來，中國驚人的增長率將慢慢消失。」學者們還指出，最有可能的情況是，中共和經濟精英在未來幾十年內將設法保持權力，「幾乎沒有理由期待中國向更具包容性的政治制度過渡」。

學者們十年前的預測在今天的中國一一驗證，這也帶來另一個問題，中國經濟走到今天這一步，是現任黨魁的問題還是中共制度的必然性？

台灣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專任副教授孫國祥：「許多人將責任歸咎於習近平背離鄧小平的改革路線，認為是個人領導權的問題。然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研究表明，這種困境其實是源於專制制度本身的侷限性。換言之，專制制度無法持續支持創新與經濟增長，最終導致經濟的停滯。因此我們可以做一個小小的結論，這並非單純的是領導人的問題，而是制度結構的結果。」

大紀元專欄作家王赫：「這兩者之間的關係不是說非此即彼，而是說兩者其實是在融合在一起的。習近平他本身就是在代表著整個中共這一套體制，他為了保黨，他現在不是向左轉嗎？所以使這個體制在過去有一點的靈活性，有一些的空間，因為當時搞市場化改革，都被他逐步的扼殺、蠶食掉了。所以使中國的經濟越來越糟糕。」

學者們指出「榨取型制度」是不會持久的，但專制中國為什麼還出現過30年經濟發展？台灣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專任副教授孫國祥表示，原因是當時中國在經濟制度上做了部分轉型。

孫國祥：「這種部分轉型其實就是中國從高度的榨取性經濟向較具有包容性的廣納型經濟的制度過渡，當然其實就是我們一般所稱的中國的改革開放。換言之，改革開放它利用了市場的經濟力量，這種轉變促進了中國在投資創新和市場的活力。然而由於中國的政治體制依然保持威權和榨取性，這使得經濟制度的進一步廣納就變得非常的困難。」

王赫：「如果它不做這個轉型的話，那中國經濟早就死掉了。所以呢，中共改革開放30年中國經濟爆發，它不是榨取性的政治制度取得的成果。而是在形勢的壓迫下，它被迫的做了一些讓步和調整。」

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在書中還指出，如果中國在榨取性制度下的增長達到極限之前向包容性政治制度過渡，就可以避免停滯。然而，「幾乎沒有理由期待中國向更具包容性的政治制度過渡」，而最有可能的情況是，中共和經濟精英在未來幾十年內設法牢牢控制權力。他們的這一預測在今天的中國也正在上演。

編輯/尚燕 採訪/駱亞 後製/鐘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