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時間2024年10月08日訊】在中國，當一個人接種了疫苗後出現問題，往往很難找到合適的救濟途徑，家庭不得不承擔高昂的醫療費用；但一旦他們想要維權，就會進入政府的維穩程序，陷入上訪和打壓的惡性循環。何方美一家就是這樣的例子，低音播客《拒絕遺忘》曾經講述過她的故事。如今，她和丈夫身陷囹圄，兒子被寄養，兩個女兒下落不明。

河南輝縣市共濟醫院既是一座精神病院，也是一家養老院，它位於郊區一條縣級公路的旁邊，路對面有幾家汽車維修店和一家燒烤店。我到達這裡的時候，正值冬小麥收穫的初夏時節，醫院門口的樹蔭下晒著一攤麥子，旁邊停著一輛賣西瓜的卡車。

靠近大門的老年公寓正在裝修，被綠色的腳手架包圍。進入大門再向裡走，我看見了精神病醫院，那是一座三層高的小樓，與急診科相連。

在過去的幾年，有兩個並非精神病患者的女孩長期滯留在這裡。她們是一對姐妹，姐姐希希接種新生兒強制疫苗後殘疾，2020年起，她和母親一起被關在這家醫院，第二年，妹妹嬌嬌在醫院裡出生，如今將滿四歲。

她們的母親何方美、父親李新，多年堅持為殘疾的大女兒維權，身陷囹圄。三個孩子無人照顧。最初，政府把兩個女兒安排在這家精神病院，今年清明節前，她們又被轉移到其他地方，連親屬都無法探望。

何方美一家的遭遇，是中國疫苗受害者群體的代表性案例：當疫苗出現問題時，受害者幾乎無法通過法律途徑獲得賠償，只能獨自面對高昂的康復醫療費用。為了追責和索賠，他們不得不用逐漸激烈的方式表達抗議，隨後又遭到政府的打壓報復，處境雪上加霜。

據推特帳號「FreeHeFangmei何方美」的消息，今年6月18日，律師會見何方美，她希望儘早出去照顧孩子。

7月16日，何方美的辯護律師向輝縣市法院發函，指出羈押程序違法，並表示何方美願意為了孩子認罪認罰，選擇與政府達成妥協，放棄上訪。律師呼籲法院儘快給何方美自由，體現人道主義，但案件至今仍沒有進展。

中國疫苗致殘女孩的母親何方美堅持為女兒維權遭中共公安抓捕。（網頁截圖）

失蹤

2020年10月，何方美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

大女兒的醫藥費迫在眉睫，國家賠償卻遲遲不到帳，再加上當地政府對她的維權活動頻繁打壓，於是何方美帶著一雙兒女到輝縣市政府門口，對門牌潑墨。

這一次，何方美被處行政拘留十天，但因其懷孕五個月沒有執行 。一週後，她發現墨水已經被洗掉，再次對門牌潑了紅色油漆，被兩名保安和一名便衣男子拉開，之後她就失蹤了。

每一次她被攔截、拘押，丈夫李新都會第一時間在推特發布信息。近年來，中國政府逮捕人權捍衛者時，為了壓制家屬的聲援，經常會同時逮捕配偶。10月14日，何方美失蹤後的第五天，李新給朋友發送了一條留言：「我被他們帶走了。」此後，他也失去了音訊。

在之後一年多的時間裡，沒有人知道何方美、李新和他們的孩子們在哪裡。直到2022年3月，家屬和朋友才陸續知道何方美一家的下落。

根據中國的法律，孕婦不能羈押在看守所，因此，在何方美產子前，她被「指定居所監視居住」，關在輝縣市共濟醫院。

按照法律規定，懷孕或哺乳自己嬰兒的女性嫌疑人符合取保候審條件，但無法提出保證人、繳納保證金的，可以監視居住；如果犯罪嫌疑人無固定住處，或涉及特定的罪名，可以在指定居所執行監視居住。

儘管何方美在輝縣有固定住所，也不涉及需要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罪名，但她還是被關在了共濟醫院這個由警方指定的住所，希希與她一起住在醫院，兒子則被政府安排寄養。2021年2月4日，何方美在醫院生下小女兒嬌嬌，隨她的姓氏。

法律規定指定居所監視居住不得超過六個月，何方美卻在共濟醫院被關了一年多。

這段時間裡，何方美處於與外界徹底隔絕的監禁之中，她沒有保暖鞋，腳後跟凍得發疼，最嚴重的時候無法正常行走，只能踮著腳尖或用腳的側面著地，減輕腳跟的疼痛；長期沒有熱的食物，導致她出現了胃病，經常劇烈疼痛到流淚。

更讓何方美痛苦的，是兩個女兒的健康狀況。殘疾的希希沒法接受康復治療和訓練，也沒有矯正鞋，出現了扁平足；剛出生的小女兒嬌嬌發燒驚厥導致休克，何方美強行踢開門，抱著嬌嬌跑去搶救室，她十分擔心嬌嬌死在這個條件惡劣的醫院。

2022年3月22日，一群穿著制服的警察來到醫院，說要釋放她，帶她去做一個體檢，她那時還不知道，那其實是看守所的入監體檢。希希問她：「媽媽你還會回來嗎？」那天，何方美回到了希希身邊，第二天，她被警察帶到了法庭上，自此母女分離。

何方美的案件在沒有自行委託律師的情況下開庭，罪名是重婚和尋釁滋事。直到開庭，她才得知，丈夫李新早在2021年就因同樣罪名被判刑五年。

何方美在法庭上解除了官方指派的法律援助律師，自行辯護。法庭並未給她看丈夫的判決文件，也未保障她作為聽障人士的權益。之後，她被當庭逮捕，羈押於新鄉市看守所，希希和嬌嬌繼續滯留在共濟醫院。

到看守所後，何方美的狀況並沒有變好。胃炎和腳痛仍在持續，但她仍要參與看守所監室內部的交替值班，在夜裡站上兩個小時，就醫的權利也無法保障。

孩子

多名消息人士確認，何方美剛被帶去看守所時，輝縣官方希望親屬儘快把孩子接走撫養，但何方美沒有料到自己會被羈押如此之久，便一直沒有委託親屬。

更現實情況是，她和李新的家屬也大多貧困，無力撫養兩個年幼的女孩。李新的父親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兒子到底在哪裡，六十多歲的小姑也無能為力；何方美的哥哥們各自打工養家，她唯一的姐姐那時需要照顧年邁的母親和婆婆。後來，大姐成了為何方美奔走最多的親屬。

大姐沒有上過一天學，在打工的過程中自學了認字，但無法熟練地使用拼音，也並不懂政治和法律。對這個比自己小十歲的妹妹而言，她一直扮演著照顧者的角色，「（何方美）一困難就來找我」。無論是和李新同居時懷孕，因為沒有領結婚證難以就醫，還是李新「犯了事」，何方美想要躲避，她都會第一時間找大姐。

2022年夏天，她和律師前往新鄉市看守所，但他們沒有見到何方美，就連律師閱卷的要求都被拒絕了。

他們又來到輝縣，試圖見李新的親屬，但李新的父親已經被送到養老院。破舊的老宅空無一人，大姐站在院子裡，崩潰大哭：「見敏（註：何方美小名），你在哪？我找不到你……我從去年就在找你……我找不到你，你到底在哪裡？」

探望何方美的孩子需要有關部門批准，大姐獲得許可後，見到了何方美的兒子，帶他去醫院探望了兩個妹妹。直到這時，他才知道媽媽生了個小妹妹，這是他們第一次見面。

殘疾的希希和年幼的嬌嬌一起被關在共濟醫院的病房裡。嬌嬌從出生開始，就沒見過樓道之外的世界，很少有機會接觸到陽光和新鮮空氣。

希希的智力並沒有受損，她已經到了上小學的年齡，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縣級、鄉鎮級人民政府應該幫助解決適齡兒童、少年接受義務教育的困難，但沒有人安排她上學。

她自己學會了唱歌，以及用拳頭握著筆畫畫。姨母來探望她，她問媽媽什麼時候能回來，姨母哄她說，等你學會走路，媽媽就回來了。她立刻說要一個支架，用來練習走路。

2022年的暑假，大姐把何方美的兒子接到了湖北。

大姐說，暑假結束時，何方美的兒子不願回到輝縣，哭得撕心裂肺——他在寄養家庭生活得並不好，家裡所有人都可以打他。不許他坐在桌子前吃飯，放學後就被關在臥室裡，只能在上下學路上撿瓶蓋當玩具。一次，寄養家庭出去打麻將，把他一個人關在家裡，他不知怎樣開始玩起了火，差點把房子燒掉。

由於已經在上學，加上沒有何方美的明確授權，大姐沒有辦法讓他留在湖北，他不得不回到輝縣。在那之後，家人經過協調，為他換了一個貧窮但不會虐待他的寄宿家庭，大姐定期買奶粉寄過去，給他補充營養。

2023年初，家人委託的律師終於見到了何方美。律師也拜訪了何方美的前夫，他錄視頻聲明自己從未打算控告何方美重婚，並做了公證。律師認為，重婚罪有了新的證據，應該重新開庭，但法院拒絕了，只允許律師提交書面辯護建議。

五月，大姐再一次去探望孩子們，她們狀況並不好。但在此之後，希希和嬌嬌被搬進了設有電子鎖的封閉病房，大姐再也無法爭取到探望她們的機會。

後來律師又會見到了何方美，她寫下了授權書，委託大姐代替她行使撫養權。大姐拿著授權書跑遍了各個機構，卻不斷被踢皮球：輝縣公安說要請示領導，讓她去找城關鎮政府；城關鎮政府說沒有安排何方美女兒們的情況；醫院則說只聽公安的。

大姐不太擔心方美的大孩子，他現在不會再被虐待，正常地上學，隨著年齡的增長也可以照顧自己；但她越來越擔心兩個女孩，她們一個四肢無法正常活動，缺乏康復治療，一個快到四歲，卻無法上幼兒園，沒有人保護她們，教她們如何與這個世界相處。

多名知情人士透露，今年清明節前，共濟醫院把孩子們送到了輝縣城關鎮的鎮長辦公室，理由是自從何方美和希希被送入共濟醫院以來，政府沒有支付醫院一分錢，欠下的各項費用已達到十幾萬，醫院不想繼續承擔費用。

城關鎮政府沒有告訴親屬，女孩們如今到底在哪裡，在經歷長達三年多的非法拘禁後，這兩個孩子又失蹤了。

家屬和律師希望通過法律訴訟爭取監護撫養孩子的權利，但不知道姐妹倆究竟在哪裡。各部門不停地互相踢皮球，他們很難通過法律途徑解決。由於沒有任何一個部門接過孩子們的監護權，她們的監護權應該還屬於父母。有猜測認為目前孩子們可能在沒有監護權的村委會手裡，但村委會並不承認。家屬和律師在當地提起了三個孩子監護撫養權利的申訴，法院也沒有受理。

 「十三妹」

講述何方美早年的經歷並不容易，作為草根維權者，她通過推特和媒體發出的聲音常常是碎片化的，我們只能靠著對她家人、朋友的訪談和各種資料拼湊出她的人生軌跡。

1985年，何方美出生在貴州遵義的貧困山村，是家裡最小的妹妹。她的雙耳先天殘疾，沒有耳洞和耳廓，這導致她很難和別人正常交流。

在她出生後不久，父親去世了，母親獨自務農養活六個孩子。極度貧困導致孩子們無法完成學業，何方美初中輟學，到東部城市打工。在浙江，何方美結婚生子，但很快與丈夫感情破裂，離家出走。

2010年前後，網絡環境相對寬鬆，微博成了公民社會的重要陣地。何方美學會了上網，註冊了微博，網名叫「十三妹」。也正是在那段時間，她用打工攢下的幾千塊錢安裝了助聽器，但效果不好，她要求退款。

何方美的家人說，網友李新利用媒體工作經驗幫她討回了錢，兩人開始戀愛。但李新對何方美的朋友、河南維權人士孟曉東說，何方美用微博維權，「有好多人幫她要錢」，李新是其中之一。此後，何方美在網友聚會中與李新見面，開始產生感情。

兩位講述者都對自己的記憶並不十分肯定。何方美和家人的聯繫不多，家人不支持她和李新同居，何方美一度和他們斷絕來往；而孟曉東在2019年因維權行動被捕，以「尋釁滋事罪」獲刑三年三個月。經歷長期關押後，他的記憶也已經模糊。

與李新同居時，何方美並未正式離婚。在中國的底層女性中，這種情況並不少見。對她們來說，離婚並不容易，忽視了同時存在的合法婚姻與事實婚姻可能帶來法律風險。

何方美逐漸學會利用網絡維權，她的第一次公開行動並不是為了孩子，而是為了愛人。

李新來自輝縣貧困的農村，從中國政法大學畢業後，到印度修讀碩士。因為關注公民社會，以及與台灣駐印度辦事處人員接觸，他回國後被國家安全局人員拘捕，並脅迫充當線人。

由於恐懼，李新在2015年逃亡出國，當時何方美已經生下一個兒子並再次懷孕，暫時留在國內。

2016年初，李新在泰國失聯，為了聲援他，何方美接受了國際媒體的採訪。

國際社會開始關注李新案，何方美也得到了他的消息。她被叫到公安局和李新通話。李新說他自願回國協助調查，要何方美不要聯繫任何人。何方美對美聯社記者表示：「但我知道這就是老一套，他言不由衷。」

半年後，李新被釋放回家，女兒希希出生了，一家四口住在輝縣城關鎮的一處公寓裡，老朋友孟曉東成了孩子們的乾爹。

在平靜的生活中，一顆定時炸彈早已埋下。2016年2月，李新失蹤時，輝縣的兩名女警察就曾找到何方美，指責何方美犯了重婚罪。與此同時，何方美法律上的丈夫翁先生接到了一個來自輝縣的電話，打電話的女人自稱是李新的前女友，勸他出面告何方美重婚，承諾出錢幫忙請律師。他拒絕了。此後，又有自稱輝縣公安局的人打電話，慫恿他起訴何方美。

翁先生始終沒有答應，他反省過自己對何方美的冷暴力，也不想傷害自己孩子的母親。每一次輝縣的人找來，他都會聯繫何方美的家人，輾轉把情況通報給她。

在中國，重婚罪一般需要受害者起訴立案。警察和翁先生的接觸令何方美十分擔憂，有了離婚的想法。2017年，輝縣公安局的警察帶何方美去了浙江，通過當地派出所找到翁先生，讓何方美辦理了離婚手續。

與前夫離婚後，何方美終於能夠和李新登記結婚，但更大的災難即將來臨，讓這個小家分崩離析。

疫苗

2018年，一歲多的希希接種了政府為嬰幼兒提供的幾種減毒活疫苗，包括中國醫科院的甲肝疫苗、北京天壇生物的麻風腮疫苗和武漢生物的白百破疫苗，但很快她癱瘓、難以進食和呼吸，醫院診斷為病毒性脊髓炎。

經過兩個月傾家蕩產的搶救，希希活了下來，但手腳無法正常活動，需要長期康復治療。何方美和李新去尋求醫學鑑定，想通過法律途徑索賠。

曾經在中國從事乙肝、艾滋病反歧視工作的公益人士楊占青，從2012年開始關注疫苗問題，曾經為許多疫苗受害者家長提供維權諮詢。

楊占青曾經在低音播客《拒絕遺忘》中作為嘉賓講述何方美的故事，提到疫苗受害者維權困境時，他說，儘管中國有《疫苗管理法》、《疫苗異常反應鑑定辦法》等法律法規，但這套規則的運行並不利於受害者。

2014年衛生部第19號文件規定稱，「任何醫療機構或個人均不得作出預防接種異常反應診斷。」疫苗異常鑑定只能由市級或省級專家組進行，或由縣級疾病預防控制機構組織專家開展。

然而參與鑑定的專家來自政府控制的官方醫學會，專家往往不會承認疫苗問題。「99%不會認定為異常反應，都說是偶合……這樣政府就不用賠錢了，」楊占青說。

何方美和李新的信訪最初取得了一定的進展，輝縣城關鎮政府以「救助」的名義，給他們按月支付總計18萬元的救濟金，但相比於希希每月幾萬元的康復治療費用，救濟金無異於杯水車薪，兩人只能繼續上訪。

楊占青對何方美的印象尤其深刻。他覺得何方美比大多數疫苗受害者更有公民意識，她曾經舉著有「公民」兩個字的牌子拍照，在北京參與人權活動家許志永、丁家喜組織的聚餐，以「俠女十三妹」的網名出現在推特上，結識各種維權人士。

2018年長春長生狂犬病疫苗造假事件後，何方美組建了疫苗受害者的非正式網絡「疫苗寶寶之家」，在這個小團體中，熱心而又潑辣大膽的何方美成為了核心。

何方美一邊帶孩子去北京看病，一邊幫助其他經濟困難的疫苗受害者家屬，為他們提供食宿，介紹他們認識知名維權人士，組織受害者和家屬在北京王府井拉橫幅，一邊為孩子的治療公開募捐，一邊用拉橫幅、舉牌等方式表達疫苗群體的訴求，如推動立法、設立疫苗風險補償基金等。

來自上海的疫苗受害者譚華和她的母親華秀珍，就是在這個時候認識何方美的。

譚華原本是一名上海白領，擁有復旦MBA碩士學位，2014年被狗咬傷後接種狂犬疫苗，還未完成全程接種就患上了癲癇。她與母親華秀珍通過訴訟、上訪索賠，卻被維穩人員打斷兩根手指。華秀珍為此到北京抗議，被捕入獄，後來獲刑一年兩個月。

譚華到北京看病，也繼續上訪。她在網上認識了何方美，2018年夏天，何方美聽說譚華在北京，邀請譚華到她租的房子去住。

那是一間小公寓，譚華、何方美和孩子睡在床上，李新打地鋪。後來，華秀珍在自己的博客上寫道：「我對她（何方美）第一印象就是俠義，正直，她家並不富裕，還經常接待去北京治病、維權的疫苗家長，免費吃住。」

2019年初，何方美作為疫苗維權群體的代表，成為美國之音中文網的「時事大家談」欄目嘉賓。在節目中，她直言不諱地批判衛生部、疾控中心和藥監局等政府部門對疫苗監管不力。

維權

中國政府把越級進京上訪、在國家機關辦公場所和公共場所張貼散發材料、打橫幅等行為定義為擾亂社會秩序的「非法信訪」，而穩控化解不力的地方官員會遭到問責，因此，地方官員千方百計攔截可能到北京上訪的居民，並對他們進行報復。

「我們在北京，大部分時候都是被政府的人弄回去的，」一位要求匿名的疫苗受害者說。

2019年3月，何方美在「兩會」期間前往北京上訪，被攔截並以「尋釁滋事罪」刑事拘留，11月15日，案件在輝縣市法院開庭。何方美在最後陳述中表示，一個法治、文明、民主的社會離不開控訴者的監督，她認為自己的行為是希望國家和社會變得更好，希望疫苗受害兒童的權益得到保障。

李新接受採訪時悲觀地認為，何方美一定會被判刑，但檢察院在2020年1月撤銷了指控，何方美獲釋，並申請到了11萬元國家賠償。

不過，國家賠償一直沒有到帳，女兒疫苗致殘的補償金也沒有下文，何方美又踏上了上訪之路。輝縣政府嚴格限制何方美進入北京，派人在她樓下盯梢，限制她購買火車票。2020年5月，因新冠疫情延期的「兩會」召開時，何方美只能坐火車到河北，步行進入北京維權。

她在推特上描述了自己的經歷：「千里走單行，從外省黑燈瞎火步行10公里3小時到北京。經過的村莊沒有路燈，只有墳墓，狗還在我後面汪汪叫。」

成功進入北京後，何方美不到兩個星期就被抓住，交給地方維穩人員帶回輝縣。她被限制人身自由總共兩天一夜，沒吃上一頓飯，只得到了一個饅頭。

大部分疫苗受害者都會被迫陷入一個怪圈：除非他們的財產足夠支撐漫長的治療，且完全放棄索賠的念頭，否則無論原先屬於哪個階層，只要遭遇了概率極小的疫苗異常反應，都註定會淪落到社會底層。

天價醫療費用讓他們的經濟狀況極為困難，法律框架內的訴訟、信訪無法得到答覆，但當他們採取其他方式表達訴求，又會遭到拘禁，失去工作和應得的社會保障。疫苗的賠償問題尚未解決，他們又要為自己遭到的打擊報復而控告、上訪，陷入維權和被打壓的惡性循環。

聲援何方美最積極的華秀珍也在近期再次被捕。上一次被判刑後，原單位寧波大學取消了她的退休金和醫保，她和女兒失去了生活來源，只能繼續為此上訪。今年四月，母女兩人在浙江省政府外用無人機和大喇叭播放抗議口號，之後一起被刑事拘留。

一位要求匿名的疫苗受害者說，隨著近年來維穩的擴大化，官方對疫苗群體採取日益嚴厲的維穩措施，從截訪到軟禁、拘留、判刑逐步升級，希望受害者不堪打壓，降低索賠的心理預期，「有時一條人命二三十萬也就算了」。但在拿到賠償前，很少有人退出維權。

對於想要得到賠償的受害者而言，即便代價沉重，但在缺乏制度保障的情況下，激烈的「非法信訪」仍然是唯一方式。

楊占青認為，合法的信訪對擅長踢皮球的官員毫無壓力，受害者們只能越級上訪，去北京「告御狀」，給地方政府官員施壓。

華秀珍曾經為何方美和自己寫道，女性天然柔弱，力不及人，但更有韌性優勢，只要一息尚存就決不放棄。為了不幸的孩子，她們願意用命換命，「哭瞎眼，跑斷腿，說破嘴，坐冤獄」，為了給殘疾和需要終身服藥的孩子「一個保障」。

何方美還沒有給女兒爭取來「一個保障」，她決定以自己的方式，表達憤怒和痛苦。在記錄潑墨的視頻中，她留著齊耳短髮，穿著黑色裙子和黑色打底褲，指著兒童車上的希希，講述女兒因疫苗致殘、自己維權被關押十個月的經歷。

憤怒的母親擰開手中的墨水瓶，一邊咒罵，一邊把每一滴墨水潑在寫有「輝縣市人民政府」和「中國共產黨輝縣市委員會」的兩塊牌子上，大聲質問：「這樣的政府存在還有什麼價值呢？」

（轉自低音/《杳無音訊：何方美和她失蹤的女兒們》）

（責任編輯：何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