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四類分子」這個詞，在毛澤東時代生活過的人，可以說沒有人不知道的。

那麼四類分子具體是指哪四類人呢？

1950 年 8月 4 日，中共政務院第四十四次政務會議通過了《關於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決定》，據此劃定了階級成分，將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列為革命的敵人和打擊對象，1957年之後將他們合稱為「四類分子」。直到1984年， 中共才給全國2000多萬名四類分子摘帽。

在毛時代，四類分子的命運可謂極其悲慘。

怎麼悲慘？首先是被歧視與被改造。

從土改開始，對四類分子的歧視就開始了。有一個鄉村，土改時制定10條管制地主的辦法，貼在地主家門上：1. 掃街鋪路；2. 為農民夜校移桌凳；3. 撈甽溝污泥；4. 六點鐘起床，六點鐘睡覺，不准亂行；5. 除勞動割草外，不得超出一里路，如出一里路，作通匪辦；6. 如有人來地主家走動，就是收買拉攏；7. 走路碰到人民，不准當中走，須低頭靠邊走；8. 不准提筆亂寫；9. 不准親戚來往；10. 不准拜佛點香燒紙。在土改過程中，個別地方甚至出現強迫將地富家的婦女給貧雇農配婚的情況。

讓四類分子佩帶某種侮辱性的標誌，是一種常見的歧視，並且由來已久。吉林省乾安縣在土改掃蕩期間，貧雇中農胸前掛紅條，富農掛黃條，地主掛白條，狗腿子掛狗皮條。大躍進時有的地方社員要進行評比，勞動表現好、出身又好的可得到「上游」標誌佩在胸前，表現一般的則佩「中游」標誌。四類分子無論表現好壞，一律佩帶白布底黑字的「下游」標誌。

1965年規定，企業中沒有摘掉帽子的四類分子，不得享受企業的勞動保險待遇和退休待遇。在農村中，有的地方規定，四類分子實做的工分要被扣去3％，上繳大隊。1957年，閩東福安專區發生一起大冤案，一千多名地主、富農家庭的青年幹部，一夜之間被戴上「不純分子」的帽子，清洗出幹部隊伍。這批人被開除團籍、黨籍，送回原籍監督勞動，成為地、富、反、壞、右五類之後的第六類分子，只准參加生產隊的農業勞動，不准從事其他職業。有人因賣字畫謀生，被押送到農場勞動教養。因不務正業、不服管教的罪名被送去勞動教養的有300餘人。

一般情況下，四類分子要做公益性的無償勞動，比如由街道辦事處和居委會指派強制監督掃街，進行勞動改造。1964年農業銀行總行規定，信用社發放貸款，對四類分子，原則上不予貸款。北京市對困難救濟戶也執行階級路線：對孤老戶，城區一般平均每人每月7-10元，近郊區、鎮為6-9元；對五類分子家屬，城區一般平均每人每月5-7元，近郊區、鎮每人為4-5元。

四類分子言談舉止稍有不慎就可能災難降臨。1976年1月貴州省松桃苗族自治縣一名地主子弟，因忍受不了別人的奚落，加之喝了點酒，就對取笑者說：「你們拿我取笑，惹我火了，要殺你兩個。」結果此人被吊打逼供，製造出一個巨大冤案，追出反革命暴亂集團36個，成員1359人，涉及兩省5縣，僅僅個把月時間，就槍殺、打死、摔死、逼死32人，預謀殺害未遂的18人。

據保守的估計，在70年代初期，知識青年中的「可教子女」（四類分子子女）超過知青總數的10%。有的農村社隊，對「可教子女」同工不同酬，或分配重活卻少記工分。在招工招生工作中，對「可教子女」長期和普遍歧視。在鄉知青的成分構成因此發生了顯著變化。70年代初，「可教子女」在知青中占10%上，以後逐年上升。1979年對貴州省18個縣的調查表明，上海插隊青年中的「可教子女」已占19.1%，台江縣由原來的27%上升到43% 。延吉縣1976年4月底知青年中，「可教子女」約占31%。

文革後落實政策，對運動中自殺的地富分子，也只是去掉了「畏罪自殺」的結論。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作者提供/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