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3年10月27日訊】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百年真相》。
1957年10月7日清晨，楊剛被人發現死於北京煤渣胡同的宿舍內。她服過量安眠藥過世，年僅52歲。
此時，楊剛是《人民日報》副總編輯。之前，她曾任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辦公室主任祕書，是周處理國際事務和對外宣傳的得力助手之一。
楊剛為什麼自殺？今天，我們就根據裴毅然的《紅色才女楊剛自殺之謎》等資料，說說被認為「很剛強」的楊剛，她的一生和結局。
自盡之謎
關於楊剛為什麼自盡，現在一般有三種說法。
第一，因病說。
楊剛的好友、美國著名「中國通」費正清同意這種說法。
1955年，楊剛遭遇一場車禍，造成嚴重的腦震盪。醫治後，仍有後遺症，經常頭痛難忍，無法正常工作。她不得不請病假，到廣東從化和杭州療養，但療效不佳。
費正清在他的回憶錄中分析說：「楊剛發現她的大腦遭受的損壞如此嚴重，再也不能做有用的工作了。她自殺了。」但是，據楊剛在報社的同事講，她在自殺前出席會議、處理稿件等都算正常，病情造成的干擾並不大。
關於楊剛自盡，第二種是丟本說。
毛澤東的大祕胡喬木持這種說法。
胡喬木在《楊剛文集》的序中寫道：「1957年10月，她偶然遺失了一個筆記本。儘管沒有受過任何責怪，而且許多人都曾勸解她務必不要為此著急，她仍然感到十分緊張（這無疑跟當時的十分緊張的政治空氣有關），竟在10月7日在精神極不正常的情況下不幸離開了人間。」
不過，胡喬木的記憶應該有誤。據《名記者楊剛自殺經過》等考證，楊剛丟筆記本，不是發生在1957年10月，而是1950年10月。
當時，她作為周恩來的祕書，丟了一本工作筆記，裡面有重要機密。為此，她向周恩來請求處分。周說，筆記本不會丟到遠處，會找到的。原來，有人已經撿到，把它交給周了。當時，周並沒有處分她。她在周的身邊一直工作到1953年。
1953年，朝鮮停戰協議簽署後，楊剛在周身邊的工作告一段落，被調到中宣部國際宣傳處任處長；1955年，又調到《人民日報》當副總編輯。丟筆記本發生在楊剛自盡的7年前，雖然那是一個錯誤，但並沒有對她造成太大的影響。
那她為什麼最終走上絕路呢？第三個是理想破滅說。
回顧楊剛的人生旅程，這個說法或許更可靠一些。因為楊剛加入中共、投身革命、拚命奮鬥，都是基於她對共產主義理想的追求。
楊剛原名楊季徽，祖籍湖北沔陽，1905年出生於江西萍鄉一個官宦之家。她的父親楊會康，歷任武昌守備、江西道台、鄂省政務廳長、湖廣漕運使、湖北省代省長；母親是大地主家的千金小姐。
楊剛自幼在家塾誦習古籍，中學上的是美國人辦的教會學校——南昌葆靈女中，大學上的是美、英聯合辦的教會大學——燕京大學。
在燕大讀書時，她和當時許多熱血青年一樣，受激進思想影響，1928年加入中共，走上革命道路。然而，正是中共，在北伐戰爭期間鼓動農民燒了她的家，分了她家的田產，還監禁了她的父親。所以楊剛的入黨決定，是不惜背叛原生家庭的。
大學畢業不久，楊剛嫁給了北京大學學生鄭侃，婚後生下一個女兒。但日後，她與丈夫因為人生理念不同，常常發生爭執。
有一天，他們又吵起來了。楊剛說：「我未能做一個好妻子和好母親。但我有什麼辦法呢？因為時代賦予我的使命，不允許我做一個舊式的賢妻良母，更不允許我做一個依附於男人的平庸女人。」
她丈夫回說：「當初，我也追求革命真理，探索人生道路，我敬佩你的革命精神。但你不能在家裡也總想著革命，而不把丈夫、孩子放在心上。我請問：這樣的革命給我帶來什麼好處？」
一番爭吵後，楊剛與丈夫分道揚鑣，之後一直單身，終身沒有再婚。為了共產主義理想，她捨棄了自己的婚姻。不僅如此，楊剛甚至與自己唯一的女兒都長期分離。
女兒鄭光迪三歲時，被楊剛寄養在友人、美國女教授包貴思（Grace Boynton）家。之後，她把年幼的女兒送到延安。女兒上中學時，她在美國；女兒上大學時，她在上海；女兒去蘇聯留學時，她在北京；她自殺時，女兒仍在蘇聯。
盡心竭力的「大喉舌」
楊剛一直在為中共的事業辛苦奔波。1928年祕密加入中共後，她成為北方「左翼作家聯盟」的發起人和組織者之一。
1933年春，她到上海參加左翼作家聯盟，結識了替中共做宣傳的美國左翼作家史沫特萊。這年秋天，她回到北平，協助一名美國記者編譯中國現代短篇小說選《活的中國》。這個美國記者，就是後來寫出《西行漫記》、為中共唱讚歌的埃德加‧斯諾。
1937年，楊剛在《大公報》當記者，後隨報社南遷到香港，接替蕭乾任《大公報》文藝副刊主編，讓這個小小的副刊成為「一隻掛著紅綢子對著太陽高唱的號筒」。
1943年，她輾轉到達重慶，繼續主編《大公報》文藝副刊，才華得到周恩來的賞識。周指示她以編輯、記者身分，與美國駐華使館人員和美國記者聯繫。在此期間，她結識了美國駐華使館新聞處主任費正清。
1944～1948年，楊剛成為《大公報》駐美國特派記者，根據中共的指示寫了大量揭露美國資本主義問題的通訊。她還在美國報界、文藝界和研究遠東問題的專家學者之間奔走呼號，反對美國在經濟上、軍事上支持中華民國，爭取美國對中共的同情。
這些工作，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充當中共「大外宣」、無孔不入地滲透美國社會。
1948年11月，楊剛奉中共之命回國。她先回到香港，她利用擔任《大公報》社評委員的便利，全力做《大公報》總經理胡政之和總編輯王芸生的工作，使曾經以「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為辦報宗旨的《大公報》，轉向反對國民黨，擁護共產黨。
從香港北上到達西柏坡後，楊剛受到中共領導人毛澤東的接見，之後竭力推動「大內宣」。1949年初，她奉命把天津《大公報》改造成中共的《進步日報》，並擔任副總編、黨委書記。1949年5月，她奉命南下，任上海《大公報》的軍代表，把這份報紙也改造成中共傳聲筒。1950年，她再奉調進京，任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主任祕書。不久，調任周恩來總理辦公室主任祕書。
據曾任《人民日報》總編輯的吳冷西回憶：「在朝鮮停戰談判三年間，楊剛每天晚飯後即去總理值班室上班，通宵達旦，12小時連續作業，出色地完成周總理交付的工作任務，成為總理在處理外事上的非常得力的助手。」
現實擊碎理想
楊剛為她心目中的「共產主義理想」如此付出奮鬥，中共幫她逐步實現理想了嗎？她看到的現實是什麼呢？
從1955年調到《人民日報》，到1957年，她親歷了一個又一個整人政治運動。特別是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中，許多著名的報人、作家、藝術家，包括她的朋友、領導、同事，一個接一個被打倒，全國上下人人自危。
上世紀30年代，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有三大女記者——彭子岡、浦熙修、楊剛。到1957年，彭子岡和浦熙修都被打成「右派」。楊剛不得不在批判彭子岡的會上發言，批判當年跟她一起出生入死的戰友。
在自殺前兩天，楊剛被安排到文聯禮堂參加批鬥丁玲、馮雪峰、艾青等8人的大會。她挨著丁玲坐著。當時，丁玲拿著手絹，不停地擦眼淚。楊剛表情黯然，呆若木雞。
在自殺前一天，楊剛作為《人民日報》「反右領導小組」第三把手，不得不寫一篇批判蕭乾的文章。蕭乾是她在燕京大學的同學、多年的摯友。這篇文章第二天要見報，當晚由編輯葉遙負責校對。過了深夜11點，快校完時，楊剛敲門而入，對著葉遙煩躁地說：「沒意思，沒意思，不要發表了。」
當初，楊剛深信中共是一個為了中國人民的尊嚴和自由奮鬥的黨。但是眼前的「反右派」運動，毛澤東先是號召知識分子給黨提意見，幫黨整風，特別提出「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當那些赤誠的知識分子把心底話說出來了之後，卻一批批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右派分子」，被批倒批臭。
幾十年來，楊剛苦苦追尋的自由在哪裡？尊嚴又在哪裡？理想難道只是鏡中花嗎？
中國作家傅國涌評價說：「作為一個把一切都獻給了黨的忠誠女兒，作為黨得心應手的工具、一架龐大機器上永不生鏽的螺絲釘，她確實無所適從。」
楊剛絕望了，只好一死了之。
好了，今天的節目就到這兒了，謝謝收看，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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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真相》節目組製作
（責任編輯：李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