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3年08月06日訊】上文記述了鄭治進入瀋陽陸軍總院泌尿科實習，並親自參與中共軍隊1994年進行的一場活體摘除年輕軍人腎臟和眼球的特別軍事行動的經歷。
下面繼續他的自述
第三部分 花園下面的祕密
離開陸軍總院
當時，我去陸軍總院實習，軍區有意讓我留在醫院工作，所以全面培養我的工作能力。軍隊醫院待遇很好，收入相當高，在地方又有優越感，能留在軍隊醫院工作是件美事，當時瀋陽軍區的幾家醫院都隨我選。
在離開學校之前，我的人生非常順利，我以為社會都是很陽光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就是因為這件事情——活摘器官這件事情，我看到了社會的陰暗面，看到軍隊醫院的黑暗，軍隊裡面真的太黑暗了。
那時，整個軍隊我都不想介入，不想去任何軍隊醫院工作。後來，我到了兵器工業一家醫院工作，在遼陽市的153醫院做內、兒科醫生。
自從參與那次活摘器官以後，我一直處於一種恐懼狀態，可以說，我是在極度恐懼的狀態下離開陸軍總院的。雖然離開了，但恐懼一點也沒減輕，時不時地莫名其妙地恐懼。
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
2002年的一天，我去瀋陽陸軍總院看望一位軍區領導，這位領導和我父親關係很好，我常去他家。他有腎病，很消瘦。那天我陪這位領導在陸軍總院做體檢，體檢完之後，醫生會診說要換腎。
當時在走廊，陸軍總院一位軍官側著頭，跟這位領導說：給你挑一個保質量的，鮮活的，法輪功學員的。
此時，我才知道，原來法輪功學員是被活摘器官的對象。
後來，我陪這位領導回家，當時，他徵求我的意見，到底要不要換腎？我說，別這樣，那不是殺人嗎？
這位領導知道我曾參與過活摘器官。他停了一下，隨後用特別嚴肅的表情看著我，用手指著我，說：你趕快走，走得越遠越好。
當時，我特別震驚，本因為參與活摘器官那件事就已經很恐懼，聽到這件事情以後，我就更恐懼了。
後來，這位軍區領導聽了我的話，他沒有換腎臟，一直靠透析維持生命，直到2005年之後才去世。
湖北公安廳後花園地下有人體庫
2002年我申請了一項專利，發明了一次性可降解衛生坐墊。2005年我在北京，正洽談專利產品的生產合作事宜。那時候住在北京，接觸到很多政界、商界人士。
當時對我這個專利感興趣的人很多，那時候是薩斯病過後不久，大家都怕得傳染病，很多人都在尋找這個產品。醫院、航空、鐵路、酒店、個人都需要，市場很大。我同時還在設計生產設備。
在北京有一些和我家交往深厚的人，有一位女士有胃腸炎，西醫治不好，90年代一直是我父親給她看病。我們倆家關係很好，她的女婿是一位政治局常委身邊的親信，能接觸到很多高層人物。在家裡，我們都戲稱他為「親信小姐夫」。
那時候，我姐姐和母親都陸續出國了，只有我一家三口留在北京，這個「親信小姐夫」有時會在週末來看我。有一次聊天的時候，談到法輪功的話題。我跟他說，在東北，法輪功被迫害得很嚴重啊。
當時，他什麼話都沒說。送他走的時侯，他突然轉過身來，目光直直地看著我，一個字一個字地說：「在、湖、北、武、漢、市，湖北公安廳後花園的地下，關滿了法輪功學員，有未、成、年、的、孩、子。」
過了一會兒，他又說：「我去過那裡。」
當時我不敢說話，也沒有回應他，心情特別沉重。
送他走之後，我突然有了一種使命感：我要離開中國，我要把這件事情帶到海外。
那個專利是我用一年多時間發明出來的，當時都已經到了洽談市場投資的事情，有人急需要投資，他們知道這個東西利潤太大了。但是，經歷這些事情以後，我已經明白，什麼專利、什麼錢，這些東西都不重要；比起生命來說，錢這東西太輕微，多少錢都沒有什麼意義。
第四部分 出走海外
泰國之行
我在2005年底出國。當時選擇從北京出發，我覺得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那個時候是帶著太太和孩子，從北京首都機場出發，飛到越南河內。一位越南留學生幫助我過關，又幫助在河內安頓一些日常事務。我在越南只待了2天，之後就到了泰國。
在泰國，我們一家受到聯合國的保護，在那裡待了大約一年半多時間。
在泰國也經歷很多事情，我的一位鄰居是異議人士，泰國警察直接把他抓進監獄；泰國中使館的人經常直接威脅泰國華人。泰國的媒體親共，報紙上面登的都是中共領導人的新聞和講話。在泰國的街頭，有人打著五星紅旗晃來晃去。
那時候就知道，其實海外並不是那麼安全，中共在海外滲透非常嚴重，在泰國就有大量的中共特務。那段時間，我同樣處於恐懼狀態，恐懼感一點都沒減輕。
落地加拿大
我於2007年9月來到加拿大。因為有了泰國的經歷，到了加拿大以後，我非常謹慎，非常小心。
到達加拿大之後，並不是事事都順利，大概一個月左右，我就蹊蹺地遭遇了一場車禍，當時腿和腰部都受了傷，有一條腿在之後的幾年時間走路都是瘸的。這件事情又加深了我的恐懼。
在多倫多，我開始關注媒體，我發現，大多數中文媒體都是被中共滲透的，上面的內容感覺都是親共的，這些媒體我去爆料肯定是不安全的。
在加拿大的那8年時間，我也一直在關注大紀元的報導，我在尋找一位最安全、最適合報導的媒體。
這段時間，其實我是在一種非常苦惱、非常糾結、非常彷徨無助的狀態下生活，經常處於一種深深的絕望、無助之中……
我歷經艱險來到國外，希望曝光活摘器官事件。但是，如果選錯了媒體，會給自己帶來很大麻煩。不但有麻煩，還有可能活摘器官事件根本就報導不出去。
那段日子真的很苦惱，心裡裝著這麼多祕密沒法爆出去，還隨時處在危險之中……白天恍恍惚惚，不知道該怎麼辦；晚上總是做噩夢，一種莫名的恐懼伴隨我，總是有一種緊張和不安，日子過得真的很痛苦……
匿名曝光活摘器官
2015年，我終於鼓起勇氣向大紀元曝光活摘器官罪行。
那時，當記者出現在我面前時，我就像見到親人，就像終於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同時，我又極度惶恐不安……
我鼓足了萬分勇氣，終於走到這一步，決定曝光這個事情，但是，這個媒體真的會報導出去嗎？一旦報導後，明天我將面臨什麼樣的危險？
當時，那種心情簡直無法用語言來表達，就像到了懸崖邊，懸崖還有退路，我連退路都沒有，前路、後路全部斷了……
一般人想像不到中共有多邪惡，只有你想不到，沒有它做不到的。它沒有法治，沒有法律程序。這一屋子的人，也許其中只有一個人可疑，或者對他們有威脅，它會把整屋子的人全都殺掉……株連九族，你所有的社會關係都給你挖出來，都受連累，很邪惡的。
那個時候真是，一般人很難想像，真是……講實話，我每說一個字，每說一句話，都像是在做「生死抉擇」，不知道這句話說出去的後果是什麼。那種極度不安，真的很難用語言形容。
我至今記得，當時我是多麼孤立無助，我很想站起來，我很想移動，但我不知道是該去扶住記者，還是扶住桌子……
那次，終於很艱難地完成訪談。談完之後，我就覺得，我把身家性命全拋出去了……那種心情……真的是無法形容的，那時候真是很害怕。
第五部分 公開現身 揭露活摘罪行
記者：時隔8年，鄭治決定公開身分，他告訴我，主要是因為最近看到一條消息，2019年，哈爾濱市一位法輪功學員張秀琴遭受活摘器官，她臨終留下的證詞最近曝光。他被這件事情深深觸動……
這件事情對我刺激實在太大了，我不能再保持沉默，我必須站出來。作為一個活摘器官現場的親歷者，我知道那有多麼慘，一般人想像不到，那有多慘……
宰殺中國人，盜取器官賣錢，這是徹徹底底的罪惡，所以，這件事情對我觸動實在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無論如何，我都要站出來，公開曝光活摘器官這件事。
活摘器官不是個別現象，而是全軍，所有的軍隊醫院都參與了，而且數量相當龐大。
我在海外隱姓埋名16年，承受常人難以想像的恐懼、徬徨、苦悶和絕望，現在公開身分，曝光活摘罪行。我知道中共很邪惡，要說完全不擔心中共報復，那不現實，但我將坦然面對一切……
要知道，在中國大陸，那裡的法輪功學員，他們明知道監獄酷刑，明知道精神可以崩潰，肉體可以疲憊，但他們依然堅持把真相告訴民眾。中國大陸的法輪功學員堅強的信念，激勵世界上每一個人。
加拿大是民主國家，是法治國家，這裡有基本的人權保障。作為人，作一個有最基本良知的人，我沒有理由再保持沉默。
中共代表不了中國人民，它不是一個政府，是一個犯罪團伙。我想對所有參與活摘器官的人說，保留證據，等到對共產黨清算時，為自己贖罪。
我會妥善保管手中掌握的證據、證人，等共產黨倒台時，等到大審判時，我會把全部證據拿出來作證。
這麼多年來，我背負常人難以想像的壓力，不管承受了多少悲傷，經歷了多少次絕望，我依然堅信，正義終將戰勝邪惡，人類一定會審判中共惡魔犯罪集團！
【後記】
法輪大法是1992年由李洪志先生傳出的佛家上乘修煉法，1999年7月，中共時任黨魁江澤民出於一己之私，利用中共國家機器發起對法輪功學員的血腥鎮壓，當時在中國大陸修煉法輪功的民眾有上億人。
2000年後，中國的器官移植數量突然呈蘑菇雲式的爆炸性增長。加拿大人權律師、《血腥的活摘》（Bloody Harvest：The killing of Falun Gong for their Organs）作者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2016年6月24日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作證表示，他和另外兩位中共強摘器官最新調查報告作者，在對中國所有的器官移植中心和醫院的相關數據分析後認為──中共每年移植手術量達6萬到10萬例，而且是更傾向於較高的數字。
他們發現，中國器官移植的等待時間遠遠快於美國。根據美國衛生部報告，美國器官移植平均等待時間：肝移植2年，腎移植3年，心臟移植約為0.6 年。在中國，中國醫院官方網站普遍保證1～2週內就能為病人找到器官供體。
解放軍第二醫院解放軍器官移植研究所（上海長征醫院）網站稱，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候供肝時間為一週。中國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的國際移植（中國）網絡支援中心（瀋陽）稱，一般肝臟移植，最快只需一個月，最慢不超過2個月左右。腎臟移植最快一週，最長不超過一個月即可以尋求到HLA相匹配的供體。如有問題在一週之內再次進行移植手術。
擁有移植的器官配型非常不容易。據明慧網報導，在器官配型方面，相同血型匹配的比例在30%左右；從醫學角度說，直系親屬之間HLA（人類白細胞抗原係統，Human Leucocyte Antigen）完全配型的概率是50%；而一般陌生人之間的配型概率在20%～30%之間。從媒體報導上看，大陸移植界提供的非直系親屬的配型機率大概在20%～30%之間。
美國的「全國骨髓捐贈計劃」（National Morrow Donor Program, www.marrow.org)網站上有提供一組有關HLA匹配的數據，大概4000個捐贈者中有200個成為潛在的供體，而在這200個潛在供體中，平均4.5人才能匹配一個病人。如果以潛在供體來算匹配機率，大概是5%，要是以更準確的匹配要求來看，那就只有1%了。
麥塔斯在美國國會作證時說，中國死刑犯的數量解釋不了中國大規模的器官手術來源；中國器官移植的主要來源是法輪功學員。
他在一次採訪中表示，中國每年死刑犯數量滿足不了每年10萬例器官移植手術的需求，「我認為中國的死刑犯人數在2000-6000人之間。我的意思是，中國死刑犯每年不可能是100萬或者10萬人。」
值得慶幸的是，本文通過對一位活摘親歷者的採訪，揭開了中國移植非法器官來源的一角，我們期待這個採訪可以鼓勵更多人站出來，向世人揭示中共活摘罪惡的真相。
（新唐人特約記者伊鈴多倫多報導/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