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爆發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場巨大的災難，數以千萬計的人遭到政治迫害，上至國家主席，下至平民老百姓，在血腥殘暴的政治迫害之下，數百萬人死於非命。遭到殘暴的迫害時，被迫奮起反抗者，當然為數不少。如張志新的悲壯就義；傅雷的以死抗辱；馬思聰的絕命出逃等等。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不過，千千萬萬受迫害者是難以採用這些激烈的反抗方法的，他們的反抗大抵上或是爭辯、或是沉默、或是「認罪」，然而即使是這樣的反抗，給他們帶來的也只能是更多的罪名、更大的災難、更慘的結局，這樣的悲劇，在文革浩劫中實在是數不勝數。那麼，面對無法抗爭的迫害時，有沒有巧妙的抗爭方法呢？本文就想給大家介紹一位，這就是我所敬重的杜伯伯。
杜運魁，1896-2001，1936年畢業於北京大學英語系，文革前是西北大學外語系的資深教授。當年我母親在外語系擔任日本語教學工作時，是他的青年同事。杜運魁教授不僅聰明能幹，學術水平極高，而且為人忠厚善良，在工作上對自己下面的青年人頗多關照和幫助，我們全家人都很尊敬和感謝杜運魁老教授。
我從小生長於西北大學家屬院，杜運魁家與我家住對門，兩家門到門的距離不超過五米。他的小女兒杜棠與我姐姐同歲，兩人從小是玩伴，小時候兩位小姐姐在一起過家家玩時，常常拿我當她們的布娃娃使用，使我感到受寵若驚，其樂融融，終生不忘。
1966年爆發文化大革命時，我13歲，是我有生以來有體會的第一場政治運動。西北大學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屬於「重災區」，三分之一以上的科教人員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政治迫害。年逾古稀的資深老教授杜運魁，當然首當其衝。我曾親眼見到他頭戴高帽子，胸前掛著大牌子，頂著烈日，在校園裡遊街示眾，而且被一位凶狠殘暴的年輕造反派打得滿臉是血。我看在眼裡，痛在心頭，不由得死死地記住了那位打人凶手，他是西北大學畢業班學生、文革宣傳隊的頭子。儘管這些凶手們文革後仍能心安理得、逍遙法外，但「舉頭三尺有神明」，惡行終會有惡報的。
在文革最瘋狂的那些日子裡，有一天，造反派們在一間教室裡召開批鬥會，批鬥「反動資產階級學術權威」杜運魁。但見幾位臂裹紅袖章者站在台上，對著杜運魁狂呼亂叫，聲嘶力竭，命令杜運魁「老實交代問題」，隨之滿場「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喧囂，此起彼伏。杜運魁老先生則是一副茫然的、不知所措的面孔，慢條斯理地說，自己年老體衰耳背，沒聽清是什麼問題，請發問者大聲再說一次。然而再大喊數次之後，杜運魁似乎仍然聽得似是而非，懵懵懂懂，乃至屢屢所答非所問，引起滿場鬨笑。無奈之下，批鬥者只好把問題寫在黑板上。但見杜老先生步履蹣跚地走近黑板，顫顫巍巍地帶上自己的老花鏡，一字一句地認真閱讀，一頓一挫地緩聲回答。然後，批鬥者們相互交頭接耳一陣，再逐次把後面的問題一條接一條地寫到黑板上。如此一來，書面問答使得批鬥會的氣氛逐漸走了樣，變得冗長疲沓，沉悶枯燥，台下的造反派們被磨得不耐煩了，大感索然無味之後，逐漸鋒芒削弱，左右聊天者有之、出門溜達者有之，批鬥大會最後終於開得大煞風景，草草收場。
當我聽到這個故事時，忍不住捧腹大笑，對我父親說：「杜伯伯可真厲害，弄得批鬥會上的造反派一個個急得團團轉呀！不過，他的耳朵真的這麼糟糕嗎？我常常在家門口見到他並打招呼，沒有感覺到他有什麼耳背呀？」
當時我父親也和杜伯伯一樣，是「牛鬼蛇神」、批鬥遊街的對象，整天眉頭緊鎖、沉默寡言，怎能也像我一樣「捧腹大笑」？但他仍然意味深長地對我說：
「杜運魁這個人真是絕頂聰明！他年邁體衰，有些耳背是真的，但遠沒有那麼嚴重。他這是故作聾啞，是在用疲沓戰術作無聲的反抗，意在耗盡對方銳氣」。在批鬥會的險惡場合下，也只有這種反抗方法最智慧、最有效了。他的這種反抗，合情、合理、合法，是順應環境的最佳方法，那真是一種充滿了睿智的反抗藝術！
杜運魁老教授不僅聰明絕頂，而且心胸寬廣，硬是熬過了血腥的文化大革命。文革結束後，他又恢復了教授的職務，受迫害期間被扣發的工資，都被如數償還，並且健康長壽地活到了105歲，成為西北大學著名的老壽星之一。杜伯伯可以含笑九泉了。
(張又普初稿於2019年6月5日)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北京之春/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