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中旬，中國多所知名大學宣布退出世界大學排名。大陸媒體和門戶網站說，中國人民大學「亮劍」了，宣布從2022年起退出世界大學排名，不再向排名機構提供相關數據。同樣做的還有南京大學和蘭州大學。這三所學校同屬中國的「985院校」，亦即它們都屬於中國重點建設的39所最好大學的名單。南京大學提出要「精準辦學，發展目標定位」，清理以論文數量、國際排名為參考的評價標準。《南京大學「十四五」規劃》和《南京大學「雙一流」建設高校整體建設方案》中，學校發展和學科建設均不再使用國際排名作為重要建設目標。

報導說，退出的原因，是人大對排名靠後不滿，認為排名沒有真實反映學校的實力，所以「不想再被洋指標綁架」。另外一種解讀認為，這是一個重磅信號，是中國的教育話語權和文化主權「回歸」了。而且，只有這樣做，才能實現所謂「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人們知道，就在4月底，中共首腦習近平剛剛去過人大考察，習強調要「傳承紅色基因」，走出所謂「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的新路」，還說「不能跟在別人後面依樣畫葫蘆，簡單以國外大學作為標準和模式」。顯然，人大這個中共黨幹的搖籃，認真地領會之後，邁出了愚昧的這一步。

有的觀點認為，人大等高校帶頭退出世界排名，可能會導致另一種形式的「內卷」，其它學校為了表「政治忠心」，也會跟著退出。這樣的發展形勢，是完全可以預期的。即便是中共不從行政體系上下令，中國高校也從來不缺中共的應聲蟲和為五斗米折腰的黨官。中國高校甚至會大面積地、全面地退出世界體系。

中國高校退出世界排名，會帶來哪些影響呢？世界各國的高校，對這類的大學排行榜，會聽一聽、看一看，如此而已，對自己有利的可能也會在營銷推廣、公共關係作業中用上一用，但不會把這些排名當成金科玉律。排名其實就是媒體的一種運作，反映的是一部分高校學術和教育業績的一部分，但肯定不是全部，甚至不一定準確。它們對高中畢業生和申請研究生的青年人，可能有一些參考，但也不是絕對正確的參考。各種各樣的專業評級和認證（accreditations），比如商學院的AACSB認證，整個大學的區域或全國性認證，才是高等教育的管理人員如大學校長和校董會們，真正關注的內容。但國際排名長期以來，被視為中國高校的「兵家必爭之地」。英國的THE、QS等世界大學排行榜，也成為中國學子留學歐美的重要參考。但這些排行榜的評價標準並不一致，排名與認知多有不一致的地方，所以飽受詬病。但問題的關鍵是，如果高校退出這類排名，並不意味著別人不能繼續將你列入排名。但因為提供的資訊不足，可能得出更加不利於某一高校的排名。所以，中國的這些高校可能得不償失、傷及自身。

中國這些大學宣布退出國際排名的原因，當然是出於政治的，也是出於學術的。它可能是中國加速與當代世界脫鉤的一部分，也是中共加緊對學術界和知識界控制的一部分。

中國的高校擴招，導致在校人數劇增，教育質量也難以保證，文憑含金量降低。今年4月北京朝陽區公布了其2022年公務員錄用名單，其中酒仙橋街道的「城市管理執法崗」，由北京大學原子核物理專業的女博士王夢真「僥倖競聘成功」。崔各莊的另外一個城管監察崗位，是由一名英國曼徹斯特大學歸來的碩士「勉強勝任」。據說，此次朝陽區城管等「基層職位」的208人，北大、清華、人大、外交學院等名校生的比例，高達95%以上！

中國高校不願意參加評比，也跟自身的學術水平有關。如果知道自身的學術水平不到位，評比的時候都在幾百名、上千名之外，跟中共吹噓的大國、強國、盛世、偉光正的身分不符，也自然不願意參加，所以乾脆撤出來，自吹自擂，自我標榜為好。

就在最近，撤稿觀察網（retractionwatch.com）披露說，美國計算機協會（ACM）日前從數據庫中一次性撤回了323篇論文，原因是這些論文及其同行評審過程的誠信度，以及所稱「會議」的誠信度值得懷疑，而ACM此前已有相關的教訓。據說，這些論文來自中國地下的「論文工廠」，論文作者幾乎全部來自中國，有些甚至來自中國的「雙一流」高校。ACM發表的這批論文，來自去年8月在印尼舉行的第六次信息管理和技術國際會議（ICIMTech），美國電氣與電子工程師協會數據庫（IEEE Xplore）同樣出版了一批同期ICIMTech會議的論文。ACM是全球計算機領域最具影響力的專業學術組織，其圖靈獎（Turing Award）被視為計算機領域的諾貝爾獎。

被ACM撤回的323篇論文作者，其所在研究機構包括華東理工大學、中國農業大學、成都理工大學等「雙一流」高校。所謂的「雙一流」，就是被中共列入「世界一流大學」和「世界一流學科」建設名單的高校。美國《科學》（Science）雜誌2013年發表的《中國論文集市》（China’s Publication Bazaar）調查報告說，中國造假論文收費從1600美元到26,300美元不等。購買一篇論文的費用，超過中國的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的年薪。國際學術期刊《自然》（Nature）雜誌也披露，中國「論文工廠」批量生產「假冒論文」，僅來自中國醫院的造假論文數量，在過去20年裡就大幅增長了50倍！

更令人遺憾、令人髮指的是，雖然有無數的這類論文撤回、文章造假的事例被披露，但人們看不到這些中國高校公開的懲罰措施。也就是說，這樣的事件在中國教育界，可能是司空見慣的事情，是不足以成為剝奪教授資格的事情；或者說，可能很多、更多的教師都捲入了類似的事情，而只因為法不責眾，所以沒有能夠被處理？

中共如今開始的這次遠離世界、遠離西方、遠離國際通行的高等教育標準和模式的做法，無疑是倒行逆施、自我孤立，進一步走向與人類文明為敵的路線。它或許還意味著中國高等院校第三次「院系調整」的開始，意味著又一次的倒退、復辟、回歸更利於中共統治和控制的前蘇聯模式的院校設置和教育體制。

中國的高等院校，在中共的控制之下經歷了兩次大規模的院系調整。第一次的整合和重組，在1950年代初期，中共將大批原有的綜合性大學內的院系一一拆分，並重組成為新的、仿照蘇聯模式的專門學校。中共的高等教育體系，跟中國當時的政治體系一樣，放棄了中華民國教育部建立的、歐洲和美國式的教育體系，照搬了前蘇聯的教育模式。

第二次的「院系調整」，是在文革之後。中共在文革中，徹底摧毀了中國的教育體系，工農兵學員制度和「交白卷」、「反潮流」等等反智和反理性的行為，導致中國人才短缺、人才斷層、教育陷入絕境。在1978年恢復高考制度之際，進行了這一次部分的回歸理性的調整。

第二次「院系調整」發生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也正好是1989年的天安門運動學潮之後。中共國務院決定放棄蘇式的體制，回歸原有的、中共建政之前的教育體制。中共把許多專門學院更名為大學，並將學院內的部分科系擴建為學院，以變成綜合性的大學。中共教育部也批准將部分高校併入原有的部分學校，部分高校重新回到舞台，或由若干學院合併而成立新的綜合型大學。

中共為什麼要做這個勞民傷財、不符合教育規律的「院系調整」呢？為什麼後來又不得不回歸傳統、回歸正統、恢復民國時代的體制？為什麼現在又開始折騰不已、又要復辟和倒退呢？這一切都與中共的統治、中共統治的失靈、和中共面臨最後的滅亡之際、再度需要保黨、保命、保中共體制的需要有關。

中共自己承認「院系調整重要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拆散民國留下的大學、取消教會大學與私立學校、最大限度地拆散民國留下的大學各科系、最大限度地拆散民國留下的大學各科系的教師，尤其要拆散各名牌大學、重要科系及其骨幹教師，割斷各大學與中華民國的歷史聯繫。」中共的政治目的，就是要割斷原來教授與學校的歷史聯繫，為中共政權確立在高校的威權管制，便於他們掌控中國的高等教育。

1952年的院系調整，以蘇聯大學的體制為模板，大力建設單科性專門學院，削減綜合類大學。比如，北京的學院路上就曾經有所謂的「八大學院」，它們現在是北京科技大學、中國地質大學、北京醫科大學（現北大醫學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中國礦業大學、中國石油大學、中國農業大學和北京林業大學。北京大學、南開大學的教育系當年被併入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華北大學三校的農學院合併為北京農業大學。中華民國建立的六十餘所私立高校，全部被廢除，改為公立。原來的教會學校，被國有大學吞併。工科比重強化，文科比重弱化，便於中共用高校為其工業化和軍工產業服務，也為其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毒害民眾、洗腦青年人做鋪墊。

歐美大學採用的模式，是通才教育，實行學分制，必修課和選修課相結合；而前蘇聯的高等教育模式，被稱為專才教育，是取消學分制，實行學年制。院系調整前，清華大學各院系不設專業，重視外語、基礎理論和人文知識，學生在一、二、三年級重在學基礎理論，四年級著重學專門知識。院系調整後，中共按計劃經濟的需要，按蘇聯工科大學教育模式，按系設立專業、培養技術人才。調整後的學生不能自由選課，也不能自由轉系、轉專業。這極大地限制了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個人興趣和特長也難以發揮。

1930年代，中國有39所大學，17所學院，23所專業學校。在大學與學院中，有國立大學、私立大學、省立大學並存的多樣化格局。歐美教會在中國辦了許多著名的大學，如燕京大學、輔仁大學、金陵大學、齊魯大學、聖約翰大學、東吳大學、嶺南大學、之江大學、震旦大學、滬江大學等。教會大學因為是信神、宣揚正信的，違背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原則，所以被取締和肢解。如上海的聖約翰、震旦、滬江等，被肢解安插到其它院校之內。院系調整中，因為中共意識形態的教育，社會學、政治學、神學、心理學等學科都被停止或徹底取消。

中共第二次的「院系調整」，是在所謂的「改革開放」之後，大量院校重新合併，高校體制部分的回到正軌。但即便如此，後來的所謂「綜合性大學」，多數屬於專業性較強的文科或理工科院校，學科仍然非常單一，發展也很不均衡。這些新的「綜合性大學」也沒能繼承50年代前的傳統。中國大學的命脈，仍然處於被中共因政治原因而割裂的狀態。

伴隨中共院系調整最大、最具毀滅性的後果，就是中國高校徹底喪失了它們的自主權。大學成了社會的一個行政單位，淪為共產黨統治和灌輸洗腦的工具。中共治下，中國大學不再是自由的、探求真理的樂園，而是成了專政、鬥爭的前沿陣地。中共發起的歷次政治運動，中國的大學都首當其衝，成為「階級鬥爭」的戰場。

中共在各高等院校施行政治輔導員制度，由專人擔任各級政治輔導員，主持大學生的政治學習及思想改造。院系調整，也使中國知識分子接受了共產黨全面的脅迫、洗腦、和全面的組織與思想上的「改造」。政治教育取代傳統、文化和道德的教育，抽空了大學教育的人文內涵，使中國大學的教化作用不斷衰微、消失殆盡。難怪有的學者認為，中國大學已經成了培養精緻的利己主義者的搖籃。

可以預計，中共這次讓教育界與世界分割、遠離世界的運動，是跟中共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全方位的倒退和封閉、閉關鎖國、回歸計劃經濟開倒車，一脈相承的。中共中央黨校最近據說收集了許多「反饋意見」。反饋意見中，許多黨員表示擔心習近平將意識形態置於旨在保持經濟強勁的務實舉措之上。一名黨員稱，政治掛帥已取代經濟掛帥，成為黨的中心任務。顯然，政治掛帥在高等教育中的體現，正是中國高校的內捲，脫離世界潮流。與此同時，中國大學還在盲目擴招，每年畢業1000萬大學生，高校債務負擔愈加沉重，教培行業屢受打擊，政治上加快回歸毛左，學術上用馬斯哲碾壓人文教育，輕視人文和社會科學、管理科學，專注於培養「又紅又專」的技術人才。

中國大學逐漸遠離世界文明，更深地陷入中共的紅色漩渦，也伴隨著中共對自己的黨員的奴化和洗腦，在過去七十年逐漸升級。據悉，中國目前有三千所黨校，數目驚人，挪用國庫的教育資源可想而知。難道，中共會逐漸弱化大學的教育功能，把數千所中國大學變成另類的中共黨校？中共在覆亡前夕的這一對知識界的摧殘，無疑是七十年前那場教育災難的重演。

（謝田博士是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的市場學教授暨約翰奧林棕櫚講席教授）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