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在東京滯留到1909年8月後，魯迅才回國，沒有人清楚從1906年到1909年他是靠什麼維持在東京昂貴的生活的。有研究者稱：魯迅滯留東京歷史很值得懷疑，沒職業也沒家庭資助，但在東京卻過著富裕悠閒的生活，雇日本女傭，還資助二弟留學。因此推測是日本特高科發工資，密探留學生動向。直到特高科派他去中國另有任務，才離開東京。這是一家之言，無法證實，但後邊講到魯迅與一名叫內山的日本人長期的友誼，似乎又表明這種說法並非空穴來風。

魯迅回國後，先是受聘任杭州、浙江兩級師範學堂生理學和化學教員兼任日本教員鈴木珪壽的植物學翻譯。第二年，任紹興中學堂教員兼監學，後任紹興山會初級師範學堂（今紹興文理學院）校長等職務。期間寫出第一篇文言文小說《懷舊》。

1911年辛亥革命後，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應教育總長蔡元培之邀，魯迅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後任北京政府教育部僉事。民國北京政府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民選政府，是中國民主社會的開端，其民主程度雖比不上今天的台灣，但卻是20世紀中國最民主的時期，不僅議員和總統是全民選舉產生的，而且建立了三權分立制度，言論自由也得到了一定保障，公民還享有結社自由權力。

由於政治開明民主，民國北京政府時期，在經濟、文化和道德方面都有長足發展。幾乎所有相關史家都承認，中華民國北京政府時期是「中國民族資本發展的黃金時期」。各種思潮自由傳播，各種學說百家爭鳴，極大促進了科學文化事業的繁榮。中國近現代幾乎所有的文化大師都湧現於這個時期，其成就至今中國人都沒能超越。

在這一發展時期，魯迅生活也十分安逸。1919年11月，魯迅、周作人、周建人三兄弟賣掉紹興的老宅，合力購置北京西城八道灣11號三進的四合院，全家居住於此。1923年7月，周作人寫信與魯迅絕交。據稱兄弟失和的原因，是因為魯迅調戲弟媳羽太信子；還有一種說法，是因為魯迅對羽太信子持家奢侈不滿。隨後魯迅搬到磚塔胡同居住。

在此期間，魯迅有時間開始大量抄古碑，輯錄金石碑帖，校對古籍等，還對佛教思想進行了一定的研究，亦有時間創作。1918年1月，他參加《新青年》改組，任編委，這無疑表明了他對馬克思主義和陳獨秀的態度。

不久後，他首次用「魯迅」為筆名，在《新青年》上發表第一篇用現代形式創作的短篇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諷刺中國傳統禮教和中國人的陋習，以配合否定中華傳統文化為核心的的「新文化運動」。這使他一夜成名。1921年12月，發表中篇小說《阿Q正傳》，諷刺人性中的卑怯、精神勝利法等。魯迅性格中的尖刻、戾氣，在這兩篇小說中得以彰顯。

簽字《民四條約》 魯迅愛哪個國

1915年，趁歐洲各國忙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本逼迫袁世凱政府簽署《二十一條》，這個條約等同於賣國，老奸巨滑的袁世凱深知其中利害，不想一個人承擔責任。於是一方面與日本協商，將《二十一條》修改為中日《民四條約》，這個條約的款項雖然比《二十一條》少得多，但也出賣了中國的利益。

如在山東，日本不僅得以繼承德國的一切利權，還得到中國政府關於山東內地或其沿海島嶼一概不租讓於外國等許諾；在南滿，日本得到延長租借地及鐵路期限、其臣民得任便居住、往來並經營農工商業及租用土地等權利；在東蒙，日本得到其臣民與中國人合辦農業和附屬工業等權；等等。條約的簽訂，使日本勢力在滿蒙、山東得到鞏固和擴展，在華中華南也有所增進。

另一方面，袁世凱讓政府公務員集體簽名同意條約，不簽名的就要辭職走人。魯迅毅然簽下了大名。多年後魯迅的論戰對手陳源（陳西瀅），對此不無嘲諷地說：「魯迅愛國？他愛的是日本國吧！」

也有人會說，魯迅作為教育部一個小小的僉事職員，大家都簽了，他能不簽？多他不多，少他不少。如當年同樣簽過字的錢稻孫後來憶及此事，曾不禁嘆息：「我們不同意，看這條文很傷心，但也得簽名，當時哪敢不從呢？」（《訪問錢稻蓀記錄》)

的確，魯迅作為一個凡夫俗子，這樣選擇保住自己的飯碗，雖然少了氣節，但也可以理解。只是中共後來將其拔高為「他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倒是頗有些諷刺意味了。如果骨頭真是硬的，那大可高聲抨擊袁世凱，或者辭職走人。

為楊蔭榆正名

魯迅一共在中華民國北京政府教育部做了14年的公務員，期間設計了北京大學的校徽，協調製定注音字母等。不過，他在衙門裡並不如意，想做之事一再碰壁，這讓他內心有些鬱悶，時常和朋友們下館子喝酒。在1925年4月章士釗被任命為司法總長兼教育總長後，因魯迅反對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校長楊蔭榆的治校模式，並帶頭向章士釗抗議而被其免職。

那麼魯迅為何看不慣楊蔭榆的治校模式呢？曾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教育學的楊蔭榆歸國後，先是在江蘇第二女子師範和北京國立女子高等師範分別擔任過教務主任和學監，1924年，受北洋政府教育部的邀請，接替許壽裳，出任北京女師大校長的職務。楊蔭榆不僅學識淵博，而且頗有德行，深受學生的愛戴。她還是翻譯家錢鍾書夫人楊絳的姑姑。

然而，因為楊蔭榆在國外留學，對中國的社會變革了解不多，保留諸多傳統觀念的她認為學風和秩序，是學校能不能辦好的重要標杆，她深覺學生的本職就是學習，參與政治運動就是不務正業，會壞了學風，因此加以限制。1924年秋天，一些學生由於參加政治運動，遲遲沒有到校報到。楊蔭榆為了整頓校風，將幾名平時鬧學潮鬧得最厲害的學生開除。

1925年1月，學生們聯名給教育部遞交了要求辭退楊蔭榆校長職務的宣言，並數次到教育部痛斥楊蔭榆在教學中對學生施行的種種高壓手段。因北京政府支持她的做法，所以楊蔭榆在5月9日又以「整頓校風」的名義，勒令劉和珍、許廣平等幾名帶頭鬧事的學生退學。許廣平就是後來與魯迅同居並生下一子的女生。

最初對楊蔭榆印象頗好的許廣平在《校潮參與中我的經歷》中怒斥楊蔭榆，說她「最大的病就是自尊自是，而又識淺力薄，用人不當，以致措置乖方；偏私，患得患失，也是她最大的致命傷，因此對同鄉和媚她的，自然另眼相看了」。這只是許廣平的帶有偏頗的一家之言，或許楊蔭榆有某種性格上的固執，但楊蔭榆堅持自己的辦學理念也沒有錯。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楊蔭榆對「共產共妻」的所謂運動並無好印象，認為學生學了沒好處。據許廣平回憶，1925年3月孫中山逝世後，學生希望參加公祭，但楊蔭榆卻對學生代表說：「孫中山是實行共產公妻的，你們學了他沒有好處，不准去！」這當然是對孫中山的誤解，而這誤解應該源於孫中山錯誤的「聯俄容共」政策，這使得楊蔭榆誤認為孫中山與共產共妻的共產黨是同路人，但這折射了她對共產黨並無好印象，而她阻止學生也是出於善意。但她不曾想到的是，深受「五四運動」和馬克思主義影響的女學生們，對此大為不滿。楊蔭榆與學生的關係劍拔弩張。

因為許廣平在運動之初，就以「苦悶」為由和魯迅進行通信，她自稱「一個受了快兩年教育的小學生」，向在女師大擔任教授的魯迅訴苦請教。據說，許廣平在魯迅的課堂上，因為他講課生動活潑，而心生愛慕之情。而她給魯迅寫信，也有自己的目的。信中除了詆毀楊蔭榆外，還採用了撩撥手段：「你在俯首吸那醉人的一絲絲菸絲的時候，可也想到有在輾轉待拔蘿的人們嗎？……他對於先生是儘量地直言的，是希望先生不以時地為限，加以指示教導的。」這裡的「他」就是指許廣平本人。

一向支持學生運動的魯迅，深知形勢的複雜，起初對於「驅楊運動」表現得非常沉默，但隨著他與許廣平關係的深入，他對這場運動的關注也隨之加深。而這是出於私心還是公心呢？

7月31日，楊蔭榆向司法總長兼教育總長章士釗提出，解散女師大風潮中最堅定的四個班。於是第二天，楊蔭榆便率領軍警入校，隨即女學生們便和軍警大打出手。魯迅由此開始連篇累牘在報紙上謾罵楊蔭榆，痛斥她推行的是「寡婦教育」，並稱她是「迫害學生，廣有羽翼的校長」，等等。此後，女師大學生們得到全國聲援，北洋政府於是被迫撤去軍警。楊蔭榆也向教育部遞交了辭呈，從此便從公眾的視野中消失了。

而不能在北師大繼續上課的許廣平則住進了魯迅的家，彼時魯迅的原配朱安尚在。許隨後在報紙上發了一封告白信，大膽求愛。其中有這麼一段話：「自量也罷，不相當也罷，合法也罷，不合法也罷，這都與我不相干。」這一年她27歲，魯迅44歲。一直表現怯懦的魯迅於是接受了這愛意。按照現在的話說，許廣平是典型的小三，而魯迅不僅是負心漢，也是在發展婚外情。與同樣娶了不識一個大字的妻子、一個斬斷與表妹婚外情思回歸家庭的民國大師胡適相比，高下立見。

有一點需要說明的是，劉和珍是於1926年「三一八慘案」中遇害的。而楊蔭榆則早在1925年8月8日底就辭去了女師大校長之職，也就是說，楊蔭榆和劉和珍之死沒有一點關係。再說一些題外話，「三一八慘案」的開槍命令並非出自北京政府，而是執政府衛隊面對抗議的人群，在慌亂中開槍，才釀成了血案。這與中共「六四」時中共高層下令開槍鎮壓學生是完全不同的。

當時的民國總理段祺瑞聽說開槍之事後，頓足長嘆：「一世清名，毀於一旦!」他隨即趕到現場，面對死者長跪不起。此後，他處罰了凶手，頒布了對死難者家屬的撫恤令，並願承擔全部的責任，自動辭去所有職務。段琪瑞執政府就是這樣因「三一八慘案」下台的。為了表示真誠的懺悔，段琪瑞從此終生食素。而屠殺上萬學生的中共迄今都無一人道歉。

根據楊絳的文章，1927年，楊蔭榆到蘇州女子師範任教。1937年，日軍侵占蘇州，楊蔭榆面對侵略者的燒殺搶掠，多次挺身而出救助同胞。1938年1月1日，楊蔭榆被日軍殺害於蘇州盤門外吳門橋，時年54歲。如此英勇的楊校長，卻被魯迅壞了名聲，可嘆。

但是，因為中共推崇魯迅，凡是被魯迅先生批評過的人，都被中共洗腦下的國人歸入壞人一類，給他們帶上「反動」、「走狗」之類的帽子。楊蔭榆也是如此，自魯迅寫《記念劉和珍君》後，楊蔭榆就幾乎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沒有多少人知道她是中國教育史上第一位女校長，沒有多少人真正了解她，沒有人知道她為何要開除激進的學生。就像她的侄女楊絳先生說的，「提及她而罵她的人還不少，記得她而知道她的人已不多了。」

對此，民國女作家蘇雪林曾經不滿地說：「她（楊蔭榆）原是已故某文學大師（魯迅）的對頭，而某大師欽定的罪案是從來沒人敢翻的。」的確所謂的證詞，大多來自魯迅一派對她的批判，楊蔭榆即便有罪，也不應該被現代人定在恥辱柱上下不來。

而且有人認為，因為當時楊蔭榆十分反對師生戀，以及抵制男人不和原配離婚去和女學生談戀愛的風氣，戳到了魯迅的肺管子，所以才讓睚眥必報的魯迅大罵其「寡婦」。說到底，是因為自身利益被侵害而發出的人身攻擊。

或許有人會說，誰叫她為了不讓人參與政治，還多次開除學生，並乞力於警察暴力，魯迅也沒冤枉她啊。的確，楊蔭榆在處理學生問題時，訴諸於警察，導致學生與警察發生衝突，作法確實不妥，但我們首先需要關注的一個問題是學生該不該參加政治？

學生參與政治古已有之，他們飽讀聖賢之書，是非分明，正義感強。然而，在中國社會轉型、各方都在探尋發展之路，且脆弱的民主已在萌芽之際，共產邪靈卻飄蕩到中華大地，通過宣揚進化論無神論，讓年輕人拋棄傳統的聖賢之道，轉而信奉推崇暴力和所謂自由的共產主義，中共更是利用學生的天真在背後加以鼓動，以挑釁、推翻北京民選政府。如中共暗中推動並一直大肆宣揚的「五四運動」就對中國的發展毫無益處，除了給禮儀之邦的中國留下了暴力的範例，其唯一的後果就是為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提供了一個契機。「既沒有救國，也沒有立德。一場胡鬧，僅此而已。」而「三一八慘案」背後同樣有著李大釗和中共的鬼影。

如今回過頭來看，楊蔭榆不讓學生們走入共產歧途，才是真正的大善啊。想想後來有多少年輕的女學生受中共蠱惑前往延安，從此踏上了不歸路？

（未完待續）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