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文革」中紅極一時的「林副統帥」及其追隨者繼劉少奇之後也被打成了「反黨集團」，其「罪證」之一便是由林彪兒子林立果起草的《「571工程」紀要》（以下簡稱《紀要》）——這個《紀要》一直被中共定為林彪進行「反革命政變的綱領」。

林彪事件發生時，筆者才十歲出點頭。別說這個年齡的孩子，就是絕大多數中共高幹，當時也絕無可能看到《紀要》的全文。記得我只是從家人拿回來的中共檔中見過《紀要》中的片言隻語，受當時對毛澤東與中共的盲目崇拜所影響，我當然不容置疑地認定這是一個「反革命政變綱領」。此後幾十年，雖然沒再關心過這件事，但「反革命政變綱領」的印象還是一直留在了自己的記憶裡。

最近，因為要寫一篇文章，從網上搜到了《紀要》的全文。第一次讀完後，吃驚不小，可以說完全顛覆了當年「反革命政變綱領」的印象。

那麼，《紀要》到底是一篇什麼性質的東西？在做結論之前，不妨讓我們先來看看《紀要》中究竟說了些什麼。

《紀要》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對當時社會現狀的評價。

由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今天固然已經遭到了廣大中國民眾的否定，連中共自己也稱之為「十年浩劫」。但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人們的看法卻截然不同——不但官方日日高唱「文革」讚歌，就連廣大民眾也因為對毛的個人崇拜而真誠地相信「形勢一片大好」。正是在那個萬馬齊喑、民智泯滅的年頭，《紀要》卻十分清醒地對「文革」做了直言不諱的抨擊與否定。在談及當時的社會現狀時，《紀要》寫道，「十多年來，國民經濟停滯不前。群眾和基層幹部、部隊中下幹部實際生活水準下降，不滿情緒日益增長。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統治集團內部上層很腐敗、昏庸無能，眾叛親離。」

「國內政治矛盾激化，危機四伏。

獨裁者越來越不得人心，統治集團內部很不穩定，爭權奪利、勾心鬥角、幾乎白熱化。

——軍隊受壓軍心不穩　高級中上層幹部不服、不滿，——一小撮秀才仗勢橫行霸道，四面樹頭腦發脹，對自己估計過高。

——黨內長期鬥爭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擊的高級幹部敢怒不敢言。農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識分子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勞改。

——紅衛兵初期受騙被利用，已經發現充當炮灰，後期被壓制變成了替罪羔羊。機關幹部被精簡，上五七幹校等於變相失業。

——工人（特別是青年工人）工資凍結，等於變相受剝削。

——國外矛盾激化，中蘇對立。」

更令人稱道的是，《紀要》不僅對「文革」的社會現狀進行了大膽的揭露和批判，而且將矛頭直指發動這場浩劫的罪魁禍首毛澤東及江青張春橋等。《紀要》說，「我國社會主義制度正在受到嚴重威脅，筆桿子托派集團正在任意纂改、歪曲馬列主義，為他們私利服務。他們用假革命的詞藻代替馬列主義，用來欺騙和蒙蔽中國人民的思想。當前他們的繼續革命論實質是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他們的革命對象實際是中國人民，而首當其衝的是軍隊和與他們持不同意見的人。他們的社會主義實質是社會法西斯主義。他們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一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式的。把黨內和國家政治生活變成封建專制獨裁式家長制生活。」

「他們所謂打擊一小撮保護一大批不過是每次集中火力打擊一派，各個擊破。他們今天利用這個打擊那個；明天利用那個打擊這個。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來就是一大批。他利用封建帝王的統治權術，不僅挑動幹部斗幹部、群眾斗群眾，而且挑動軍隊斗軍隊、黨員斗黨員，是中國武鬥的最大宣導者。他們製造矛盾，製造分裂，以達到他們分而治之、各個擊破，鞏固維持他們的統治地位的目的。他知道同時向所有人進攻，那就等於自取滅亡，所以他今天拉那個打這個，明天拉這個打那個；每個時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今天甜言密語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須有的罪名置於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賓，明天就成了他階下囚。從幾十年的歷史看，究竟有哪一個人開始被他捧起來的人，到後來不曾被判處政治上死刑？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與他共事始終。他過去的祕書，自殺的自殺、關壓的關壓，他為數不多的親密戰友和身邊親信也被他送進大牢，甚至連他的親身兒子也被他逼瘋。」

「他是一個懷疑狂、瘧待狂，他的整人哲學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個人都要把這個人置於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壞事嫁禍於別人。戳穿了說，在他手下一個個像走馬燈式垮台的人物，其實都是他的替罪羊。」

「文革」結束後，平反冤假錯案，讓百姓豐衣足食、安居樂業，成為歷史的大勢所向。但早在七十年代初葉，《紀要》就明確地提出了這個目標，表示要「對過去Ｂ-５２（指毛澤東——作者注）以莫須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給於政治上的解放。」

用民富國強代替他「國富」民窮，使人民豐衣足食、安居樂業，政治上、經濟上組織上得到真正解放。」

從以上內容來看，《紀要》儘管仍然帶有那個時代的鮮明烙印，但完全稱得上是聲討毛澤東及「文革」的一篇重磅檄文，是「文革」後思想解放運動的先聲，它宛如於無聲處的一聲驚雷，預告了長夜過後即將到來的黎明。

（作者提供/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