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初高談「東升西降」，年底卻被迫承認中國經濟發展面臨「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的三重壓力」，中共當局又一次自我打臉。因為中國經濟的現實，戳穿了一串串漂亮的肥皂泡。根據中共官方數據，2021年一、二、三季度的GDP增長率分別是18.3%、7.9%、4.9%。可謂直線下降。四季度，一些研究機構估計可能破「4」。
與中共關係密切的世界銀行（World Bank），也一再下調2021年中國經濟增速預期：從6月的8.5%，到10月的8.1%，再到12月22日的8%。世行還預測中國2022年的經濟增長率將大幅放緩至5.1%。（順便說一下，世行與中共關係之密切，在2021年還爆出了一樁醜聞——調查發現，世界銀行領導人2018年不當施壓下屬，給予中國等國更高排名；隨後，世行取消了對世界各國商業環境進行評級的「Doing Business」報告的發布。牽涉其中的領導人包括時任世界銀行首席執行官、現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奧爾基耶娃，以及時任世界銀行行長金墉）。
從中共當局到世行都不看好2022年中國經濟，表明中國經濟的衰蔽已相當嚴重了。但是，有些人，主要是持「中國經濟奇蹟論」的官員與經濟學家們，卻有另一番觀點。
例如，2021年4月18日，林毅夫在「上海之巔讀書會」演講時說，「中國到2028年，或者寬鬆一點到2030年，還有每年8%的增長潛力。利用國內的有利條件，我判斷實現6%左右的增長沒有問題」。
此論或令一些人驚愕，但對林毅夫，則算一以貫之。他2012年就預言：中國從2008年以後應該有20年8%增長的潛力。
事實上，2008年北京奧運後，中國經濟就走下坡路了（同時，金融危機後的全球經濟也步入深刻調整階段），雖有「四萬億」刺激帶來短暫反彈，增速卻在2011年之後持續下落，先後「破8」、「破7」，到2019年只有6.0%。這還是官方公布數據，至於內部數據或者學者估算數據，就慘不忍睹了。
2020年以來，疫情突起，中國經濟遭到沉重打擊，但中共狂吹「抗疫成功」、對比西方的「制度優勢」、「率先復工復產」和「經濟復甦」，2020年中國經濟增速降至2.2%（30年來首次低於台灣），卻標榜為主要經濟體中唯一的正增長。實際上中國經濟已是風中殘燭了，2021年的「出口景氣」也無法阻止增速的下滑。
但林毅夫們對這些好像並不以為然。林毅夫認為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具有兩個優勢，一是後來者優勢，一是換道超車優勢。前者是指中國與美、日、德、韓的人均GDP差距還很大（這代表了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可以引進先進技術後消化創新，創新成本比發達國家低，發展速度也比發達國家快。後者是指以數字技術為基礎的「新經濟」，產品的研發周期變短，主要依靠人力資本投入，而在人力資本方面，中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並不大，甚至還有優勢；如果以生產軟件產品為主，中國還具備世界上最大的軟件產品應用市場的優勢；如果以硬件生產為主，中國也擁有全世界最好的產業配套。
2021年12月，林毅夫在北大國發院第六屆國家發展論壇上，言之鑿鑿地說，2019年中國人均GDP按購買力平價計算達到美國的22.6%，與德國在1946年、日本在1956年、韓國在1985年時和美國的差距處於同一水平，此後16年這三個國家利用與美國的差距所具有的「後來者優勢」，保持了年均9.4%、9.6%和9.0%的增長，扣除人口增長，由勞動生產率的增長所帶來的增長則分別達到8.6%、8.6%和8.1%的年均增長，即使我國面臨人口老齡化問題，人口不增長，在2035年之前單純依靠勞動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也具有保持8%的增長潛力。
但是，林毅夫恰恰無視了中國經濟與美、德、日、韓的異質性問題：不僅基本國情、經濟結構、規模大不相同；並且，所處國際環境也不同；更重要的是，經濟體制和政策體系迥然有異。因此，兩者不能簡單類比。
而且，第一，學術界業也指出：既存在「後發優勢」，也存在「後發劣勢」（curse to the late comer）。「後發劣勢」是指，落後國家模仿發達國家的技術容易，但模仿發達國家的制度難，因為改革制度會觸犯到一些既得利益。落後國家傾向於模仿發達國家的技術和管理而不去模仿其制度，雖然可以導致落後國家的經濟在短期內獲得快速增長，但會強化國家機會主義，給長期增長留下許多隱患，甚至長期發展變為不可能。
就當前中國來說，「後發劣勢」已經走向了極端。這是因為中共的「改革開放」一直是跛足的，而就是這種跛足的「改革開放」現在也難以為繼了（例如，習近平2022年新年賀詞打破慣例，隻字不提「改革開放」一詞），「向左轉」的勢頭越來越猛了。
第二，以數字技術為基礎的「新經濟」，其發展主要依賴於人、依賴創新；但是，富有創新精神的人，一定是自由的人，擁有基本人權的人，他們的主體意識、人格意識、權利意識是非常強烈的，他們才能的充分發揮是需要相應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條件，而這與中國現實是明顯衝突的。「用腳投票」的財富、技術精英越來越多。因此，中共的經濟社會制度與政策體系，已成為中國發展「新經濟」的最大障礙。
林毅夫的理論和觀點，在中國從不乏反對的聲音。而2021年中共當局的一系列經濟政策，如以「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之名，整肅互聯網科技巨頭，對平台經濟、教輔、娛樂、房地產等等行業使重拳；如「國進民退」；如高唱「共同富裕」，這些都不僅重創了中國經濟，也重創了林毅夫「每年8%的增長潛力」論。
2021年已經過去，但中共在2021年所表現出的「權力的任性」、「政策風險」卻依然延續著。從這個角度講，2022年的中國經濟，真是令人憂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