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與時俱進」最近幾年有了新花樣，它接過了「民主」這面旗幟，「裹在自己身上」，發明了「中共領導下的全過程人民民主」這個說法。魚目混珠之後，「中共式民主」便堂而皇之地登場了。那麼，中共的人大等同於民主制度裡的議會嗎？筆者從剖析中共「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大的代表產生和投票、「問政」過程，來說明「中共式民主」究竟是什麼貨色。

一、中共喜歡「民主」？

12月4日國務院新聞辦發布《中國的民主》白皮書新聞發布會，英國路透社記者提問：中國的人大代表當選後，只需要做到令上級領導和黨的滿意，而選民即便對他的上級領導不滿意，也沒法直接把領導投下台。請問對此有何評論？

中共中央政研室副主任田培炎回應：美國的民主制度下，政治人物當選後，選民就拿他們沒辦法，只能等下一次選舉；「中國人民不喜歡更不需要這樣的民主」，中國的民主是中共領導下的全過程人民民主，「不管官多大、地位多高，一旦發現有違紀違法行為必將受到黨紀國法的嚴肅懲處」；「這樣的民主比美國的民主更廣泛、更真實、更管用。」

「中共式民主」到底是什麼？田培炎的上述回答是一個非常典型的魚目混珠手法。中國有真正的選民嗎？選民是對應候選人的，如果在街上隨便問幾個市民，恐怕沒有幾個人知道自己屬於哪個選區，本選區當選的地方人大代表和全國人大代表是誰，更不知道全國人大代表在人代會期間說了什麼、如何投票。準確地講，全國人大代表的選舉行為是國家機密，從不公開。

據全國人大官網介紹，全國人大、省級人大、市級人大代表均係間接選舉，選舉他們的是低一級的人大代表。也就是說，全國人大代表的產生，要經過至少兩級以上人大代表的間接選舉；而地方人大代表選舉上一級人大代表時，並不需要徵求自己「選區」選民的意見，完全由他們自己按上級政府的意圖投票。所以，所謂「中共式民主」的全國人大代表選舉，實際上是通過間接選舉，把選民改換成了當選的地方人大代表，從而完全把全國人大代表的選舉過程完全與選民隔離了；也就是說，全國人大代表的選舉，其實與選民無關，那是中共組織部門的挑選和安排。

至於全國人大代表的罷免，更與選民無關。田培炎的回答把因刑事犯罪被上級機關「罷免」，冒充為「選民」行為。「選民」對本選區的全國人大代表的日常政治活動通常一無所知，更無法向全國人大代表問責、追責，更談不上罷免他們不喜歡的全國人大代表了。

中共這種把選民與候選人全過程隔離的人代會制度，居然被描述成「全過程民主」；這說明，「中共式民主」其實不過是用地方政府挑選出來的全國人大代表來冒充民選的民意代表，以假代真而已。

二、全國人代會對人大代表的嚴密監控

在「中共式民主」之下，雖然全國人大代表都是地方政府挑選出來的，但中共對這些代表的言行從來就不放心，因此實行了一套從來不對公眾公開的監控制度。每次全國人代會期間，與會的全國人大代表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受到嚴格監控。這種監控分為明的和暗的，先介紹會議期間對全國人大代表的公開監控。

這種公開監控分為兩個方面。第一是人代會開會之前，先召開全國人大代表的中共黨員會議，以便向這些代表交代，如何「開好這次會議」，也就是要聽話、服從，互相監督。

第二方面的公開監控是嚴密地控制會議程序。每次人代會都是先開全體大會，宣布會議的議程。這些議程主要包括，一共開幾次全體大會，哪幾天分組開小組會；每次全體大會宣讀哪些文件，比如政府工作報告、財政部長的財政報告、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院的工作報告等；最後一次全體大會投票通過審議這些報告的報告，再選舉指定的總理。

這樣的全體大會上，有時候會安排指定的發言人發言，但不允許代表們自由發言。所有代表按照要求，乖乖地分區坐好，聽領導人作報告；再按照上級要求，舉手或按鍵投票。這就是為什麼全國人大一向被稱為「橡皮圖章」或「選舉木偶」的原因。全國人大辦公廳的一項任務就是，怎樣把「橡皮圖章」或「選舉木偶」包裝得「好看」一些。這樣就出現了個別代表的意外舉動。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台灣有個黃順興，曾擔任過台東縣長和台中地區的立委，1985年利用到美國探親的機會投奔中共，定居北京。中共為了對台統戰，曾封他當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黃某在中共的全國人代會上，經常按照台灣立法院的模式在人民大會堂裡表演，隨便發言，反對各項議案。他算是打破中共人代會控制模式的第一人。

1993年黃順興在全國人大會議上反對三峽工程，最後只好辭掉人大常委會委員，以後死在北京。黃某是中共支持者，又是台灣人，中共允許他這樣做，是為了給「橡皮圖章」做點包裝。然而，他的下場並不好。中共與會的官員人大代表或其他各界被指派的代表們，當然不敢像黃順興這樣做；他們懂得自己在會場上只是花瓶，而且屬於隨時會被高層摔碎的花瓶。

實際上，每次人代會期間，最高領導人完全掌握與會代表的態度和傾向；如果發現苗頭不對，某些事項有很大爭議，就會推遲表決，直到保證能有多數支持才投票；或者是下次換屆時，把那些講怪話、發牢騷、講真話的代表換掉，換成聽話的乖乖牌。至於高層為何能掌握代表們的個人態度和傾向，靠的是人代會期間那套暗的祕密監控制度。

三、各省代表團小組討論的記錄，用會議簡報直報高層

全國人代會期間，分組開小組會的任務是，在審議的名義下，「學習」高層在全體大會上宣讀的各項報告。這時候允許小組會參加者發言，同時派工作人員記錄發言內容。

這些小組都是按地區劃分的，通常每個省市的代表都集中住在某個賓館，同吃同住同開會，每個省市的代表再分幾個小組進行討論。特地安排來自同一地區的人在一起開小組會，其功能是，同一小組的人彼此比較熟悉，可以互相監督。軍隊系統的與會者不與各地區的與會者混合編組，而是軍方代表集中在一個組，也是為了互相監督。

分組會議的發言沒有多少事先的安排，看起來比較自由，但全國人大辦公廳會派人在每個小組會的會場記錄代表的發言內容。這些發言記錄不給與會者看，與會者不知道工作人員記錄的自己的話，是不是有選擇性，是不是完全真實，什麼話被故意漏掉了，什麼話被添油加醋了。

所有小組會議的發言記錄當天晚上連夜匯總整理成兩類會議簡報。一類簡報第二天發給與會者，內容是引導大家按照高層意圖來表態、講話；另一類簡報對代表們保密，第二天一早直送高層辦公桌上，那裡面不蒐集空話、套話，而主要反映分組會每個會場的會議動態和「出格」的話。高層看到的會議簡報裡，通常會包含一些比較敏感的內容。比如，誰講了一句「出格」的話，高層就從中掌握到某人的態度，然後決定是不是派人找他談話。這種只給高層看的簡報，其他小組的與會者不在現場，事後也看不到這類簡報，因此完全不知道某人講過什麼「出格」的話。

四、克格勃式監控：密報人大代表會議期間的言行

全國人大辦公廳派到每個省市代表團的工作人員，同時還承擔了一項祕密任務，那就是對與會者暗中監控。即便與會者們私下交流，也可能同樣被監控密報。

這些工作人員在會議期間與某個省市的代表團同吃同住同活動。同吃是指在同一個餐廳吃飯，可以坐到任何一桌；同住是住在同一個賓館，全天候地與代表們在同一地方；同活動是指晚上看戲看電影也坐在一起。這樣做是為了便於這些工作人員實行暗中監視。

這些工作人員在人代會召開之前，已經記熟了自己所管這個代表團每個與會者的年齡、性別、姓名、職務。人大常委會辦公廳要求這些監控者，不詢問代表的姓名就能準確識別每個代表是誰。這樣，監控者可以隨時不動神色地觀察，然後在心中默記與會者的私下交談。每天晚上這些監控者有一個祕密任務，要每天寫密報，專門記錄誰在走廊裡、飯桌上講了什麼牢騷話。

每天半夜，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會派專車到各省市代表團所住賓館，從駐團工作人員那裡收取密報，密報的內容不通過電話上報，只用文字記錄稿傳遞。密報經過全國人大辦公廳的會議簡報組通宵整理，編入專門給高層看的會議簡報裡。這樣，整個會議進程當中，與會者的一言一行，只要有「出格」的，高層都了解。

每個省市代表團的團長都是省長、省委書記，這些參加全國人代會的「老鳥」們非常清楚監控者的存在，因此省級領導們對那些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的工作人員都表面上客氣，暗地裡防備，敬而遠之，生怕自己或本省參會人員成為密報對象。只有一些新挑選出來的基層人大代表才會傻傻地找到那些監控者，反映下面的真實情況。「老鳥」們一發現那些「菜鳥」去向「上級」反映情況，就會設法不露痕跡地把「菜鳥」們引開，免得他們「撞到槍口」上。

除了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的工作人員被指定擔任全國人代會會議的控制任務，國家安全部還會派特務以《光明日報》記者的身分，去監控這些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派出的駐團人員。

中共的政治制度中，選舉、開會，這一切只是政治儀式，其功能是為專制政權營造一種表面上的合法性；同時又讓參與者在這些儀式的「表演」當中，感受到當局無孔不入的監控和壓力。這樣的代表，既不代表選民，也不敢問政，更不敢發表不同意見；他們到北京開人代會期間，處於全過程被監控的狀態。這就是「中共領導下的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真實狀況。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