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的「胡風反革命集團」案，是1949年中共建政以後發生在文藝界的第一大冤案。

王文正曾任該案辦公室審訊員，直接參加了對「胡風分子」的預審。由他口述，作家沈國凡采寫的《我所親歷的胡風案》，不僅為解讀此案件提供了第一手材料，也反映了一個辦案人員對這起冤案的反思。

進入「胡風專案組」之前，王文正是上海市公安局一個副處長，負責經濟保衛。1955年5月下旬，他突然接到領導的通知，讓他立刻移交手中的工作，參加「胡風專案」組。

王文正記得，當時中共上海市委曾經召集處級以上幹部會議，傳達中央關於胡風問題的指示。對於這一問題，同事們私下裡有許多議論。有人說：「幾個讀書人，翻不了大浪，由他們鬧去。開幾次會，讓群眾去批判就行了，用不著浪費人力物力，在全國上下都來『學習』這些材料。」也有人說：「寫了幾封信，就被定成了『反黨分子』，又沒有任何行動，這樣是不是太重了。」還有人說：「每一封信應該是一個完整的整體，從中摘出一節來，各人都有不同的解釋，這樣是不是準確，會不會出錯……」（《我所親歷的胡風案》第9-10頁）上述議論，反映了人們對這一事件看法和態度。

王文正說，胡風是在《人民日報》公布了第一批《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三天後被捕的。這些材料主要是胡風在上世紀40年代寫給舒蕪的書信，而「這些公布的信件，（就）成了胡風『反革命』的『鐵證』。」（第20頁）。

他注意到，當時胡風是全國人大代表，按說應該先由全國人大做出決定，然後才能逮捕。但事實是「胡風是在被祕密拘捕兩天之後，全國人大常委會才正式做出拘捕決定的。」王文正還說：因為「在我所接觸的材料中，都沒有見過文字記載」，所以至今不知道逮捕胡風「到底是中央的指示還是公安部的決定」。（第20-21頁）

胡風被捕以後，為了進一步收集其「反革命」證據，公安機關在全國各地展開大規模搜捕「胡風分子」的行動。從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彭柏山，到「整天與機器打交道」的歐陽莊，凡是與胡風有點瓜葛的人，都未能倖免。

在那些被關押、審查的2100餘人中，《旅行家》雜誌的杜谷的遭遇頗有戲劇性。他本來與胡風沒有任何聯繫，只是在看了《人民日報》後覺得不能把文藝問題當作政治問題，便想找好友盧甸聊聊。因為盧甸在天津，他就給盧甸的愛人打了個電話。盧甸愛人在中宣部工作，那天正好不在單位，接電話的人便讓他把姓名地址留下。後來盧甸被打成胡風分子，因此杜谷也很快被停職反省，接受群眾批鬥。又由於他不能接受這樣的現實，「辜負」了大家的「希望」，最終還是被捕入獄。為此王文正深有感慨地說：「清查『胡風反革命集團』開了建國以來通過政治運動解決不同意見的先河，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是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第55頁）

胡風冤案歷時30餘載，直到上世紀80年代後期胡風去世後才算徹底平反。它給人們留下怎樣的思索和啟示？這也是王文正想要回答的問題。

——「依靠信件（文字）定罪，這是『胡風反革命集團』案的一個十分顯著的特點」（第203頁）；與此同時，「卻沒有一份文件明文向具體執行者說明政策，因此造成全國上下被無辜牽連的人員冤案不斷……」（第268頁）

——辦案人員的主要「政策」依據，就是《人民日報》的「編者按」。「當時只知道這些按語很有來頭，但根本沒有想到竟是由毛主席親筆所寫。」（第162頁）「這種先入為主的做法，給公安機關和調查帶來了很大的麻煩，……要想用事實來否定報紙上所出現的一些錯誤，那幾乎是相當的困難。」（第208頁）

——在專案組看到一份絕密材料，上面有毛澤東一個很短的批示：「我以為應當藉此機會做一點文章進去。」毛澤東所說的「文章」，就是後來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的「肅反運動」。（第115頁）

——「胡風事件，使中國很多的知識分子一下子失去了他們最寶貴的東西——獨立思考。這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無法估量的精神損失。」（第117頁）

（作者提供／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