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1年12月08日訊】觀眾朋友好，歡迎收看這一期的《方菲訪談》。香港一直被稱為東方明珠，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一直以來有著自由和法治，也有著獨特的文化。然而，在中共接手之後，一切都發生了改變。特別是2020年6月中共《國安法》通過之後，香港的自由幾乎喪失殆盡。

那麼中共對香港是如何一步一步滲透和顛覆的？這一切對世界是個什麼樣的警示？

本期節目我們繼續請香港資深傳媒人程翔先生，為我們解讀。

主持人：程翔先生您好。

程翔：方菲小姐你好，各位觀眾好。

2015年跨境抓人震動香港 逃犯條例打破兩制防火牆

主持人：謝謝您，謝謝您繼續來為我們解讀，特別是給我們分析香港這些年一步一步的變化。

上次節目，我們談到2014年中共發布了一個香港問題的白皮書，基本上全面推翻了《基本法》的精神。而且它稱《中英聯合聲明》是什麼過期的歷史文件等等。那麼上次節目已經談到了這個之後引發的一些後果，包括雨傘運動、占中運動。

今天請您重點再來講一講2014年以後，又發生了哪些標誌性的事件，急劇地改變了香港的社會環境呢？

程翔：我覺得2015年以後，最轟動的事情就是銅鑼灣書店的事情。銅鑼灣書店出版了一本書，有關習近平。本來這些政治八卦的東西，在江澤民時代、胡錦濤時代都很多這類的東西。但是大家都覺得這是政治八卦，大家都沒有認真去要取締它。可是到了習近平年代，這麼一本書引來災禍。結果就是要把整個銅鑼灣書店毀掉，就出現了很多令人家怵目驚心的事情。

一個是銅鑼灣書店的老闆桂民海，在泰國給中共綁架回去。另外，銅鑼灣書店在香港的一個店主呂波，也是在香港被中共的特工綁架回去。再加上他幾個已經身在內地的員工，當然都給中共逮捕了。那麼這種越境來綁架人回大陸的這個情況，就完完全全地無視香港的法紀，無視一國兩制這個制度。所以在那個時候，就引起香港很大的轟動，很大的憤怒。所以那個時候大家是非常擔心，非常恐懼，因為完全沒有保障了嘛，它隨時可以過來抓人。

這個綁架的事情，還不是一宗，到了2017年又重演一次。中共在香港的四季酒店裡面，把肖建華綁架回去。肖建華大家知道他是白手套，那時候也會替江家、曾家，還包括習家在香港做白手套。他給中共特工就從酒店裡面，眾目睽睽之下把他綁回大陸。這個完完全全震動了香港。這是一個發展了。好了，到了2019年，中共就推出《逃犯條例》。

本來這個《逃犯條例》是因應一個香港的居民在台灣殺了他的女朋友，後來潛逃回香港。本來這個事情很好解決，台灣也願意配合，把相關的罪證移交給香港政府，可以讓他在香港受審，也可以讓香港政府把他引渡到台灣去受審。這本來都是很容易解決的事情，可是中共就抓住這個機會，要香港修訂這個《逃犯條例》。這個我需要做一點解釋，為什麼修訂《逃犯條例》會引起整個香港社會的轟動呢？

就是因為這個《逃犯條例》設計的目的，就是為兩制之間設立一道防火牆。這什麼道理呢？大家知道在回歸（主權移交）前，香港跟中共達成了一個協議，就在香港訂立一個《逃犯條例》。這《逃犯條例》不是專門為中國的，它是適用於全世界。但是它的《逃犯條例》的第二條，就聲明《逃犯條例》不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那為什麼當初會這樣做呢？當初是在回歸（主權移交）前夕，為了讓香港的老百姓放心，就是說中共不會隨便到香港來抓人。

就是因為那個時候，大家怕國際社會對一國兩制沒有信心，所以它同意在這個《逃犯條例》裡面，明確訂明這個條例不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樣就變成兩制之間有一個區隔了。

主持人：您剛才說的這個《逃犯條例》，我的理解就是說，這個是跟其它的，就是國際其它國家之間的一種引渡條約。就比如說這個國家的人逃到香港了，香港政府可以把這個人引渡回另外那個國家。但是如果說你中共說這個人是從我中國逃到你香港的，你要引渡給我中國，香港政府可以不予理睬，因為這個《逃犯條例》不適用於中國大陸。而香港本地的罪犯什麼，那都是香港政府本地來審。對吧？是這樣一個關係。

程翔：對，沒錯，你的理解非常準確。它是要在兩個制度之間設立一道防火牆，就是這個目的。那麼本來是相安無事的，結果就是因為出現了兩宗越境綁架的案件，中共在越境綁架之後，引起國際上很大的轟動，而且引起香港人很多的恐懼。這樣一來，它就總是想用一個辦法，能夠合法地把中共想抓的人從香港抓回去。那麼這就必須修改原有的這個《逃犯條例》。

所以結果林鄭月娥就趁台灣這個事情，要修改這個《逃犯條例》，而她修改《逃犯條例》的核心內容，就是取消這第二條。那取消了以後，當然就等於是將來大陸想要從香港抓什麼人走，它都可以了，根據這個條例。所以這個時候等於是把兩制之間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防火牆拆掉。

香港百萬人上街反送中 中共反將香港資本家做替罪羊

那麼這個理所當然就引起香港百萬人上街了，因為大家都覺得這樣下去大家沒安全。所以兩次大規模的示威就是這樣引起來的。所以這個東西按它的來龍去脈來看，完全是中共的政策，導致老百姓這麼上街。可是它現在的解釋是什麼呢？它把香港兩百萬人上街，歸咎於，第一是外國勢力在香港策動，當時首要就是指美國的勢力。第二是什麼原因呢？第二是香港的極端資本主義。

為什麼會這樣講呢？它在2019年的8月在深圳召開一次會議，把香港的很多大資本家找去。說香港發生這麼大規模的反社會示威，是因為很多居民他沒地方住，就是說房租太貴、房屋太貴，年輕人沒有辦法買到房子，所以積累很多社會怨氣，這個是你們資本家有責任。

就是說極端資本主義造成極端的貧富懸殊，這樣就是造成香港的一些老百姓的不滿。它完全不考慮自己的政策，把兩制之間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防火牆拆掉，引起香港人的恐懼，這個才是大家上街的根本原因。

主持人：我覺得它不是完全不考慮，它是非常明白是什麼原因引發香港人民上街。但是它當然不能承認是自己的問題，所以它一定要找替罪羊，我覺得是。

程翔：對，是啊，就是這樣，但是它就是這樣子。所以你看它在8月份那個會議，在深圳把一批資本家教訓以後，這資本家回到香港來以後，乖乖地都在報紙上登廣告，反對暴亂，譴責學生，譴責這些年輕人。唯有一個李嘉誠不按照它的調子來登廣告，李嘉誠也是登廣告了，但是他說「黃台之瓜，何堪再摘」，意思就是要對年輕人網開一面。結果他就受到來自左派地非常猛烈地批判，然後大家就說他是整個社會抗爭運動的大後台。

國安法將香港變大陸 中共不再需要暗地裡操縱

主持人：所以實際上我覺得，程翔先生，就是因為它《逃犯條例》在2019年沒能通過，所以後來中共就是一不做二不休，乾脆就是在2020年就直接來把《國安法》壓給香港是吧？

程翔：沒錯，它就是因為它想通過的東西沒辦法通過，結果它就歸咎為外國要策動香港來反對中共，以香港為顛覆基地，要顛覆中共的政權。所以它就馬上就把它上升到一個國家安全的問題。

那麼一上升到國家安全，那它根本就不在乎你《基本法》規定，國家安全是由香港自行立法。它就直接替你立法，立了一條這樣的《國安法》。那這個《國安法》就造成香港現在今天這種公民社會全面崩盤的這個局面。

主持人：那在其它方面，比如說在一些滲透不同界別的這樣的一個培養親共的勢力呀，甚至是在私下裡去搗亂香港，攪亂香港的局勢，這方面中共有沒有做一些什麼樣的動作？您所了解到的能不能跟我們說一下？

程翔：在習近平以前，習近平上台以前，這些動作都一直在做，從回歸（主權移交）前一直就是慢慢慢慢地來做。他有一個白螞蟻精神嘛，白螞蟻就是說你慢慢來，直到最後這個大廈轟隆就塌下來。但是習近平以後他就不太做這樣的事情，完全變成堂而皇之來做。

你比如說《國安法》通過了以後，港澳辦跟中聯辦就聯合發表一個聲明，我們通稱叫「兩辦聲明」。兩辦聲明就是說香港的中聯辦，當然有權代表中央政府來對香港重大問題行使監督權。那麼中聯辦先發表聲明，然後第二天呢，就是國務院港澳辦也發表一個類似的聲明。

他說香港是中央授權的，所以有授權就有監督。既然中央授香港高度自治權，並不意味著中央放棄監督權，相反你要授權又用到好，必須有相應的監督。所以就中聯辦突然間就變成對香港政府有監督權的一個機構。

而這個跟《基本法》的規定完全是背道而馳，《基本法》第22條講得很清楚，就是內地在香港的任何機構，都不得干預香港特區的施政。那麼何來有一個監督權呢？中聯辦就是香港的最高監督機構，監督香港政府的實施。那就是等於說，回歸（主權移交）前大家所擔心的太上皇現在降臨了。

回到剛才你的問題，以前它是通過地下滲透的辦法，每一個界別、每一個地區，都有他們的人。我可以舉一個例子，你比如說，回歸（主權移交）前香港登記的社團是八千多個，那就等於說港英政府統治了香港一百多年來，形成的社會團體大概是八千多個，這是1997年的情況。

到了2017年的時候，就回歸（主權移交）二十年以後，這個社團的總數飆升到二萬四千多個。就是說它20年來建立的社團，與港英一百多年來建立的社團還要多好多倍，那麼這社團幹什麼用的呢？這社團就是，按照中共的說法就是黨建的一部分，他們黨建是中共三大法寶之一嘛。

它就是在各個地區、各個行業、各個業餘小組，都建立了他們的一些機構。所以你說同學會、同鄉會、同姓會，然後什麼歌舞團、什麼什麼這些戲曲小組，都是通過這些小組，大量地進行著滲透工作。基本上每一個地區、每一個行業，每一個業餘的興趣小組，都有他們的人，這就是以前的滲透。

但是我覺得今後它不必再採取這種地下式的滲透，因為它現在已經可以說是公開地把香港變成，一個中國普通的城市嘛，在政治上起碼是這樣，經濟上還有保留一點資本主義的味道，但政治上它已經完全是一個國內的一個城市，它已經能夠直接對香港政府行使這個監督權了所謂，其實香港太上皇。所以它也不需要再透過以前那種，偷偷摸摸的那種滲透辦法了。

香港警察成為國家機器 兩個原因將其改變

主持人：是，其實說到這兒，我想問問您對於香港一個很特殊的界別的看法，就是關於香港的警察。《國安法》通過以後，我們看到就是警察抓了很多人，那麼很多這個在過去就比較活躍的，這種活動中出頭露面的人很多都被判刑，那麼也有很多人逃離香港。

就警察，就是在反送中，反這個《國安法》這個大規模的港人的遊行，反抗過程中呢，我們看到香港的警察他就是起了一個鎮壓的作用，他在這個很多活動中他去追打年輕人啊，然後在很多時候抓了以後，關押過程中也是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但是香港的警察在很多人的心目中，還有在過去的一些我們看到影視作品中，他都是好像是港人的一部分那種，就跟港人關係很好，包括香港這個廉政公署啊，對於很多人來講，它是一個就是比較正的這樣的一個化身喔。

但是在這兩年中，它急劇地轉變成一種國家機器，我不知道您怎麼看，就這樣的轉變是因為它本身裡面的很多人迫於專政的力量，就一夜之間就可以對自己的香港同胞下手呢？還是說它裡面混進了很多中共的這種警察人員，原來的很多香港警察就被淘汰了呢？

程翔：這個可以從兩方面情況來看，一方面就是先談談短期看到的現象是什麼呢？短期看到的現象就是我們知道很多武警，從深圳過來換上本地的警裝在執行任務，那麼這個我們是怎麼知道呢？就是我們看到很多沒有拍攝到的，就是很多在打人的時候那些警察是在用普通話在喊口令的。

這個也不是一次半次，而且很多次。其實在沒有反送中抗爭之前的占中，我自己也注意到很多便衣，掛著一些警察的通行證在講普通話，在監督整個占中的這個過程。所以就是說，很多人已經派到香港來執行任務，這個一點都不假。

而且很多時候，有些警察也告訴我們說，他們被要求休息，然後把他們的軍裝脫下來，然後回家休息。這個是幹什麼用的，我們懷疑都是用來給深圳過來的武警來用的。這是一，但是我覺得更重要的是這個領導層，警察的領導層，很多都是已經給滲透，中共是最關心掌握武裝力量的。那麼香港當然沒有軍隊，但香港的武裝力量呢，就是所謂的紀律部隊，就是幾個部門。

首先是警察啦、海關啦、出入境啦、這個消防啦這些，這些都是屬於武裝部隊。那麼它是從回歸（主權移交）那天開始，它就在中聯辦裡面建立了一個警務合作處。這個警務合作處呢，因為它的確是兩地之間都有很多這些犯罪的事情，香港有人在大陸犯罪，大陸有人在香港犯罪，所以警務合作處聽起來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但是我們知道，它是通過警務聯絡部進行很多滲透的工作、統戰的工作。比如說每年都有很大量的警務人員，是被派到中國大陸去旅遊啊、培訓啦等等。你比如現在這個鄧炳強，他就是中共浦東幹部培訓學院畢業的，這個東西專門為香港培訓幹部。

另外很多都是到了公安大學去受培訓的。這個從回歸（主權移交）第一天開始就已經有這個做法。那麼你說這個做了二十年以後，說不定他們就已經成為這次受過培訓的人，就已經可能入了黨了，或者就是能夠升到一個高職務的地步，所以就不排除這些人，很多都已經是接受了中共那套東西。

然後他們就覺得這個是涉及到國家安全啊，要使勁來鎮壓這些。你也不要忘記中共對香港警隊的滲透呢，早在1997年以前就已經出現。我們知道最早的是1950年，五十年代曾昭科，他做了這個香港警察學校的校長，這樣的人後來給港人查出，他原來是中共的特務。

從50年代開始，中共就已經成功地滲透了這個警隊；武裝力量滲透開始得非常早，而且持續在做的。所以到了回歸（主權移交）二十年以後呢，說不定他們的上層都已經是，全部是中共的人都說不定。

主持人：是，所以我覺得您說的這個很有道理，很可能它在不斷地培養它的所謂的幹部，那很多人也經不起名利的誘惑。那還有一個領域我也想請您講一講，因為您是資深的傳媒人，而且您說當時回歸（主權移交）之前中共就把這個記者、媒體作為他們回歸（主權移交）以後要收拾的對象之一。那我想請您談談就是說呢，就是您觀察到的香港的這個新聞自由、言論自由，明顯地開始收縮，甚至開始受到打壓，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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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菲訪談》製作組

（責任編輯：李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