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在位時間最長的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曾說過這樣一句名言：「我們唯一應當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

環顧當今世界，恐怕沒有哪位領導人，還有膽識或才能說出這樣的話。而我們卻恰好生活在恐懼的時代。

在我的一生中，曾經認為愛和恨是人類最強烈的兩種情感。

但最近發生的事，徹底改變了我的想法。

我終於明白，對大多數人來說，恐懼才是最強烈的情緒。

事實上，我開始意識到，一旦你向人們灌輸足夠多的恐懼，就有可能讓他們做任何事情。具體說來，這裡所指的是非理性的恐懼。

比如，對COVID-19病毒的恐懼是合理的。但是，媒體和政府卻引導了非理性的恐懼。這也就是為什麼，數以百萬計的健康大眾在屋裡待了一整年甚至更久；許多人連走路或獨自坐在戶外時還戴著口罩；還有，即使兒童的COVID-19死亡率遠低於流感，還有那麼多父母一年甚至更長時間以來，不允許自己的孩子和其他同齡人玩耍，

這一切都是由非理性的恐懼造成的。事實證明，恐懼不僅比愛與恨更強烈，對大多數人而言，它甚至比理性更有驅動力。當它出現時，它對個人和社會造成的破壞，遠遠超出理性的恐懼。

那什麼是理性的恐懼呢？軍人害怕上戰場，這是理性的恐懼。但軍人不能讓恐懼左右了他們的行動，否則他們的恐懼就不是理性的了。如果有劫匪拿槍指著你，感到恐懼是合理的；如果你被診斷出患有癌症，那麼感到恐懼也同樣是合理的。

理性的恐懼並不一定是壞事。而非理性的恐懼，才會對自己、他人和整個社會造成最大的傷害。

17世紀中的塞勒姆女巫審判（the Salem witch trials），就是非理性恐懼招致罪惡的最佳例證：那些被認為是巫婆的婦女遭到了殺戮。

你也許會認為，18世紀的啟蒙運動推崇理性與科學，勢必已經大大減少了非理性的恐懼。

但事實並非如此。

比如，不曉得有多少美國人（但數量肯定不少）——通常是受過最好教育的人——禁止他們的父母來看望孫子女。可能是因為他們的父母或他們的子女還沒有接種疫苗。儘管幾乎沒有年輕人感染COVID-19，也鮮有兒童將病毒傳染給成年人的病例，但他們還是堅持這麼做。

相反的，在整個大流行病期間，瑞典的學校一直對所有16歲以下的學生開放，此後的研究證實，瑞典教師被學生感染的風險極低。但這反映了非理性恐懼的力量。

再舉一個當代的例子。許多人因為擔心地球變暖會對生命構成「生存威脅」，所以決定不生孩子了。當然，關注氣候變化是合理的，但因此不生孩子就有些荒謬了。還有更不合理的，這些人的父母即使內心非常渴望成為祖父母，卻仍然支持他們子女的決定。

同時，非理性的恐懼也是仇恨的主要來源。人們自然而然地憎惡令他們感到害怕的東西。當年，德國人就對占總人口不到1%的猶太人懷有非理性的恐懼，這才導致了被稱為大屠殺的極端邪惡。

既然恐懼有如此可怕的力量，那要怎麼減少恐懼呢？

你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判斷你的恐懼是理性的還是非理性的。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徹底地研究造成恐懼的問題——不論這個問題是全球變暖、大流行病、種族主義，還是其它任何分裂性的主題。

比如，黑人被告知應該害怕白人警察，因為白人警察是想傷害他們的種族主義者。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非理性的恐懼。有充分的證據表明，在最近的任何一年中，被警察殺死的、未持有武器的美國黑人還不到20人——而這些人中，大多都曾對開槍射殺他們的警察造成了嚴重的生命威脅。

舉另外一個例子：有一些值得信賴的科學家和其他學者，他們承認全球變暖正在發生，但認為這種現象並不會對生命造成威脅。他們因此被斥為「反科學」，他們的觀點也遭到壓制。但如果你仔細閱讀他們的著作，你的許多恐懼也許會得到緩解。（說不定還會讓你決定要孩子。）

大多數恐懼，是由政府及其大眾媒體和科技公司中的盟友所誘導的，他們反過來還在壓制反對意見。所以，你要清楚一點，如果你只能聽到一種聲音，而且這種聲音正是為了讓你感到害怕而製造的，那麼由此帶來的恐懼很可能是非理性的。

區分理性和非理性的恐懼，對每個人來說將是一件最重要的事。而你的判斷，將決定你個人乃至社會生活的質量。

本文所表達的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的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觀點。

作者簡介：

丹尼斯‧普拉格（Dennis Prager）是一家全美電台的脫口秀主持人和專欄作家。

原文Fear Is Deadlier Than Viruses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浩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