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康奈爾大學的學生被培訓成了優秀的共產黨員。

雖然培訓中沒有使用「共產主義」這個詞，但被洗腦了的學生們相信，一旦他們推翻了「體制」，生活就會變得輕鬆。在更深層次上，他們接受了共產主義的胡蘿蔔和大棒的訓練。胡蘿蔔是你得到的免費的東西，如果你服從它的要求；大棒則是懲罰，如果你抵制它。巴勃羅‧埃斯科瓦爾（Pablo Escobar）稱為「銀或鉛」：要麼接受他的獎勵，要麼挨他的槍子。（註：埃斯科瓦爾是哥倫比亞有史以來最囂張的毒梟。）

康奈爾大學的學生在服從意識形態的正統觀念時會得到獎勵。他們獲得了好成績，社會認可，並獲得了意識形態所控制的好工作。如果他們抵制校園「活動家」，他們就會受到欺凌，而這種欺凌行為會迅速升級。

「社會排斥」的威脅通常足以令人們屈服和接受這些玩意兒。因此，極權主義者可以接管一個機構，而只需要針對少數沒有被收買或嚇倒的人。

人腦是通過胡蘿蔔和大棒來學習的。當我們收到獎勵或威脅時，神經元會連接起來，這使我們再次遇到類似的胡蘿蔔和大棒時，不用思考就能做出快速反應。每個大腦都能對環境的刺激做出反應，而不用經過有意識的思考。

這就是為什麼學生沒有意識到他們被強迫接受某種意識形態。事實上，極權主義者懲罰你，如果你識破了他們製造的恐怖的氣氛。他們獎勵你，如果你假裝你可以為更高的利益服務。

值得注意的是，康奈爾大學的一群學生上週大聲疾呼。一群自稱為「自由主義者」的人在學校的報紙上抱怨校園限制自我表達。我不想重述導致這種情況的事件，因為勇敢的康奈爾大學法學教授威廉‧雅各布森（William Jacobson）對此次事件進行了很好的報導。我想解釋的是康奈爾大學共產主義培訓的歷史根源。

1971年，我是康奈爾大學一年級的學生，對馬克思主義一無所知。但在短短的幾個月內，我「學到了」資本主義是所有問題的根原因，所以推翻它就會讓和平和愛像雛菊一樣綻開。我接受了「阿梅里卡」（註：「美國」一詞的英語諧音）是萬惡之源的信念。我並不相信我被告知的一切，但我學會了抑制挑戰它的衝動，因為我可以看到結果會怎樣。

幾十年過去了，我才從這培訓中醒來。在那之前，我不幸地把它傳給了更無辜的年輕人。這個故事在我的書《我如何逃脫政治正確性，你也可以》（How I Escaped Political Correctness and You Can Too）裡講過。然後，我覺得自己很傻而被愚弄了，所以我想更深入地了解它是如何發生的。我的研究發現了一些鮮為人知的事實。

1969年，康奈爾大學的一個黑人學生團體占領了學生會大樓。持槍的活動家的照片在各大媒體上泛濫。「活動家」和校方之間的談判是由一位受歡迎的政治學教授領導的，他不久後自殺身亡。據說，克林頓‧羅西特（Clinton Rossiter）教授對行政人員和教職員工，他的老朋友們，屈服於所有要求的方式感到沮喪。

《生活》雜誌（Life magazine）刊登了羅西特談判的巨幅照片，但當他的兒子——康奈爾大學的學生——發現他的屍體時，媒體卻一片寂靜。

我在他兒子的自傳裡了解到了這些。可悲的是，他兒子堅持「活動家」是好人這一流行觀點。這種觀點依然存在，就好像大學從這一事件中獲得了聲譽。

這些事件發生一年後，我的高中輔導員建議我向康奈爾大學提出入學申請。雖然我很高興去那裡讀書，但我強烈懷疑這位輔導員是否受了康奈爾大學大規模的推銷的影響。

不久，我就每天走在威拉德‧斯特雷德廳（Willard Straight Hall）前的著名照片現場了（不是1972年被占領的附近的大樓）。在那段時間裡，我從未問過威拉德‧斯特雷德是誰，所以想像一下，當我偶然發現他的兒子邁克爾‧斯特雷德（Michael Straight）作為劍橋間諜團伙的成員被克格勃監視時，我有多麼震驚。

威拉德死於西班牙流感疫情，他的財富由他的左傾妻子繼承。她帶著三個年幼的孩子去英國，在那裡接受左傾教育。她的兒子在20世紀30年代來到劍橋大學。年輕人的幻想常常會導向共產黨。一些劍橋間諜逃到蘇聯，但邁克爾剛回到美國，被小羅斯福總統僱用！

斯特雷德其它頭銜包括「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的出版商和國家藝術基金會（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副主席。和現在一樣，那時與共產主義主張保持一致有助於個人職業發展。

歷史書把20世紀30年代共產主義在大學生中的流行排除在外，好像從未發生過一樣。如果你提到它，你會被譴責為麥卡錫式（McCarthyite）的瘋子。威廉‧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的《耶魯的上帝與人》（God and Man at Yale）為當今知識界的時尚在20世紀40年代的根基提供了一瞥。（註：麥卡錫是上世紀50年代反對共產主義的美國參議員。）

今天的學生從這種根深蒂固的、占據統治地位的觀念中解脫出來還有什麼希望呢？

看到康奈爾大學學生的專欄文章擁抱「活動家」的目標，而且所關心的僅僅是他們的策略是否會阻礙其目標的達成，我對此並不抱希望。

聽到康奈爾校方計劃強制所有學生、教職員工接受反種族主義培訓，也令人沮喪。

在我看來，唯一的希望就是讓學生自己思考什麼是「包容」。我沒有在康奈爾大學「感覺被包容」。我覺得自己與那些我認為更富有、更有文化或更有吸引力的學生不同。但我學會了管理這些感受，因為沒有人教我把我的感受歸咎於別人。當然，沒有人授權我懲罰那些我認為排斥我的人。

自古以來，人類就不得不管理「群體內／群體外」的感覺。在動物世界中，一個孤立的個體會很快被捕食者吃掉。這就是為什麼在落單時，哺乳動物的大腦會釋放出一種威脅性化學物質（皮質醇，cortisol），而安全地處於群體中時，它會釋放出一種獎勵化學物質（催產素，亦稱為「愛素」， oxytocin）。我們對「社會接受」有強烈的感情，因為我們有哺乳動物式的大腦。

但是動物群體不會允許每一隻動物都加入進來。群體是由過去的經驗所帶來的信任來維持的。哺乳動物必須建立信任紐帶才能獲得群體的接受。哺乳動物有強烈的動機建立信任紐帶，因為沒有了群體，它將獨自面對捕食者。

建立信任是一種通過學習才能獲得的技能。我花了很長時間才學會，很痛苦。如果我看到一個更容易的選擇，我就不會去學了。

共產主義提供了一個更容易的選擇。只要你接受領導者報告的每一個新「事實」，你馬上就會被「包容」。

一旦你加入，就很難離開共產主義的群體，因為你已經學會了期望「體制和系統」來滿足你的需求，而沒有學會自己建立信任。根據我們的新精英們的說法，如果這個系統不能讓你感到被包容，那它就會成為一種「創傷」。

如果你接受這種離奇的心態，你也可以成為精英！

這是一個艱難的選擇，但我們很幸運，我們仍然有一個選擇。

作者簡介：

洛蕾塔‧布勞寧（Loretta Breuning）博士是內哺乳動物研究所（the Inner Mammal Institute）的創始人，也是加州州立大學東灣分校（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East Bay）管理學教授。她是許多個人發展書籍的作者，包括《快樂大腦的習慣：重新訓練你的大腦，以提高你的血清素、多巴胺、催產素和內啡肽》（Habits of a Happy Brain: Retrain Your Brain to Boost Your Serotonin, Dopamine, Oxytocin, & Endorphin Levels） 和 《我如何逃脫政治正確性，你也可以》（How I Escaped Political Correctness, And You Can Too）。布勞寧博士的作品已被翻譯成八種語言，並被主要媒體引用。在教學之前，她在聯合國非洲工作。她是康奈爾大學和塔夫茨大學的畢業生（Cornell University and Tufts）。她的網站是InnerMammalInstitute.org。

原文「Is My Alma Mater a Communist Training Camp?」刊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浩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