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1年09月05日訊】高智晟先生在從未發表的一系列給孩子們的家書《爸爸的故事》裡，描寫了他從出生到成長為律師的過程中，他所在的時代背景以及所處的家庭和社會環境，一系列人情冷暖、世態炎涼的經歷，以及一些驚心動魄的故事。筆者有幸閱讀了其全部內容，在這篇文章中，與大家分享他從初中畢業後步入社會到當兵前的一段艱困的經歷。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掙扎在社會最底層的人每天必須面對如何活下去的真實情況。
「在我的家鄉，把農民稱作是受苦人，沒有再比這個稱謂更能貼切表達陝北農民悲苦命運的實質。這裡的環境苦，而奔突在這片苦地上的受苦人更苦。— 高智晟」
1980年，17歲的高智晟初中畢業參加了中等技術學校（中專）的統考，雖然沒有達到中專的錄取分數線，但是達到了縣重點高中的錄取標準。他記得那天拿著成績單回到家裡，母親一個人面朝外坐在門檻上納鞋底。當他告訴母親他考的成績，並特意說了一句「是縣重點高中」。他說話的時候是在屋裡看著母親的背影，看不到母親的表情，可是母親始終沒有說一句話。「長時間的沉默就是一種語言」。他明白，貧窮的家庭已經不能再支持他繼續讀書，他的學生時代結束了，淚水默默地流下來。可以想像，當時他母親的心裡一定在流淚！當初，是母親咬著牙支持他上學直到初中畢業，事實上，他是家中唯一讀到初中的孩子。在這個意義上，他是母親的掌上珠。假如有一點可能的話，母親怎麼可能不讓他讀高中呢。這就是一個窮人孩子的命，他認了。
如果說由於父親的病倒和去世，十一、二歲的高智晟一下子長大了的話（參閱：《高智晟先生家書中講述的一些早逝的親人們》），那麼17歲的他只能立刻變成大人了，從此「加入苦人的大陣，成為一名受苦人」，自謀生路。或許他命中註定了不該是農民，正如他在家書中告訴孩子們的那樣，「讀了幾年書讓我識了幾個字，卻也失去許多的受苦人負耦執耜的基本技能。幹了幾個月後，我在事農能耐方面終於不見得有一點長進」。我們的大英雄，田種不了，在夜裡和同村的人一起去城裡掏茅糞，在一次被抓後而告終，甚至連看起來很簡單的放羊的活兒老天也不讓他做。說來哭笑不得，在第一天幫人家放羊時，大概是閒得無聊，往羊群裡扔了一塊小石子，竟然打瞎了一隻綿羊的眼睛。那年冬天，他「背負鋪蓋卷和一把鐵鍬一把钁頭」，被村裡派到了40里外的一個地方去修佳縣至榆林的公路，為的是吃飽飯，可每天要幹十幾個小時的苦力。即使這樣的差事，還有人搶著做呢。
1981年春，他的這份只能吃飽飯的工作被換給別人了。他回到家，報名去當兵但「未能如願」。「而就在這一年年初，陝北農村實行了包產到戶，家裡收穫了足夠保證不再餓肚子的糧食」，他幫著大哥在家種田。因為分的地不多，他大哥一個人完全可以經營，所以年底家裡人商量過了年他和弟弟一起外出打工。因為在附近打工常常要不回工錢，他們決定去遠處試試。
「我從未碰著一名還殘留著一點靈性的包工頭。我們沒有人能從他們手上要回一分錢的血汗錢。我們的社會是惡人們的天堂，在我們與工頭之外，沒有誰可以為你主持公道。— 高智晟」
1982年，鄰村有個長期在外的包工頭高武愛回來尋找勞力，他的大哥就過去聯繫，其間，大哥對包工頭講了他的弟弟「在山西古郊為要工錢，被人們打的昏死過去，錢終於沒有要回一分」。大哥回到家說，包工頭同意要他們兄弟倆，並且，「那包工頭拍著胸脯保證，不會出現不給工錢的情形，並且說如果想騙人，他就不會回到老家來招勞力，說再怎麼說也不可能欺騙擔山鄰居」，一家人聽後似乎放下了心。於是兄弟倆和同村的一個農民跟著包工頭的弟弟高武功出發了。他們籌借的路費都要交給高武功統一支配。一路上住宿的都是騾馬店，「每人兩角錢住一夜」，「在途中每日只吃兩頓飯，每頓每人喝兩碗一角二分一碗的綠豆稀飯。毫不誇張地說，每頓飯後不到一個小時，肚子就開始餓了」。在綏德、延安各住歇一夜後，第三天到達黃陵縣。
從縣城步行大約五個小時左右後，來到店頭溝（鎮）的四周是森林茂密的車村。在一個名叫二王的家裡住了一晚等其他的民工。第二天，他們先給二王家倒窯土，到了下午，會齊了一批同樣來自佳縣的農民一起進山。每人「手持斧頭和大砍刀」，大約走了兩個多小時，「進入了莽莽的原始森林，森林以松樹為主，一望無際，遮天蔽日」。於是，他們成了伐木工。
伐木工吃的是「一天兩頓『黃元帥』（玉米麵）饅頭，一頓飯可以分得一碗蒸饅頭水」。六個月裡沒有「見過一片蔬菜葉子」。他們兄弟倆是操斧手，每天的「工作先是輪斧清場，將松樹周遭一應灌木、荊棘、白樺樹等所謂雜木砍光，再剁成一定的長度堆到一起，然後將伐倒的松樹上的所有枝節用斧頭砍削、理順後堆在一起」，「沒有任何勞動保護，從來沒有人能得到過一雙手套」。在下雪、大風、或雷雨的天氣裡，依然不間斷地勞動。關於黃陵原始森林裡的氣候，那裡打雷的氣勢給高智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描述那「盤旋在山頭樹冠上的崩雷聲，真讓你領教什麼叫崩雷的歇斯底里，那是怎樣一種驚心動魄的震撼，怎樣的一種淋漓酣暢。那是一種境界，一種不可多得的境界」。「而那被雷擊中的掛在樹杈上的兩三米長的死蛇，不僅每使人毛髮倒豎，也讓我記憶深刻」。然而，半年從未休息的、全天候的、艱苦的伐木工作，兄弟倆本巴望可以掙到720塊錢左右，可是包工頭的承諾沒有兌現，結果是分文沒有。「巴望最終幻滅」，「兄弟倆蹲在地上痛哭一頓後，又開始尋找新的巴望」。
一批佳縣的民工們兩手空空地走出森林回到車村。上面提到的二王花言巧語地對他們說，會給他們找到掙大錢的工程。於是，他們被騙著先給二王哥哥大王家白修了三孔窯洞，接著又免費給車村修築了一座石橋。可惡的是，那座橋「車村以兩千多元錢發包給了包括二王在內的幾個人」。讀者可能會說，他們怎麼一直會被工頭們騙呢。要知道，當時他們遠離家鄉而身無分文。高智晟在家書中寫道，「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我們只能依靠他們。離開他們，我們會陷入完全無能為力的絕境」。
在石橋將完工的前兩天，「總是笑嘻嘻的二王」告訴他們「說他的兄弟承包了煤窯的採掘工程，說每拉出一噸煤能給到一元錢」。對於赤貧的農民工們，這無疑是一塊非常誘人的大餅。於是，石橋一完工，他們一行人就立即趕到距離車村三、四里左右的一個小煤礦。然而，這又是一個騙局，他們其實是「開始了惡夢般的，四個月的拉煤工生活」。
「你無法通過我的講述領會在那種可怕的環境裡勞作的那種行走於生死間的悲壯與殘酷。因為那不是語言、甚至是文藝的語言所能具有的技術和力量。— 高智晟」
煤礦井下的那條用來拉煤的坑道長約一公里，高度一米六、七左右。「絕大部分路段是永遠積著一層水，淺則七、八公分，深則三十多公分。坑道寬度僅可容一輛鐵車進出，每五十米左右有一會車處，規矩是空車避讓重車。無論是負軛重車，還是空車，行進中的拉煤工只能貓著腰行進」。「地下坑道裡的黑，黑得讓人發憷」，而照明主要靠拉煤工頭頂上那一盞「不怎麼耀亮」的燈。與高智晟兄弟倆一起來的人，「只在坑道裡幹了不到十個小時，懾於那裡的黑暗和危險就都逃跑了」。但是他們「一心想無論怎麼苦也要堅持下去掙些錢交給家裡」，「因著半年沒有掙到一分錢」。拉煤工們「是兩個班循環交替下井作業，每班十二個小時，每天中午十二點和午夜十二點是交接班的時間，上班時十二小時則都是井下」。他的弟弟每車都是八百公斤，一個班最多拉過十七噸，而他自己的車從未超過六百公斤，一個班從來沒有超過十噸。他是這樣描述的，「我們在凹凸不平的黑暗坑道裡，拽拉一車煤出來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六百公斤一車煤，拉拽得人周身血脈賁張，青筋暴起，毫不誇張地講，我每次卸完一車煤，拉著空車返回坑道時，我的雙腿、雙臂即狂抖不止。那真的是一種極限，一種生理能力的極限運轉」。
在拉煤的四個月裡，從頭到尾沒有任何人向他們講過安全的問題，「那裡最不被重視的就是人的安全、生命」。事故終於發生了。一天，高智晟正拉著一車煤在坑道裡艱難爬行，突然聽到有人驚叫「塌方啦」！「叫聲讓人毛骨悚然」。他當即棄車大哭叫著弟弟的名字奔向坑道底的作業面，因為他離開那裡時弟弟還在裝煤。他聽到弟弟說，「三哥，你不要嚎，我活著，我在這裡」。弟弟「不是個輕易能哭出來的人，兄弟倆抱著哭得若無旁人，哭得動天撼地。但這個哭只不到半分鐘，他說『三哥，我的腿打斷了』」。當時他弟弟「在塌方的邊緣，沒有來得及徹底脫身，左腿被砸傷」。他嚎啕著背起弟弟就踉踉蹌蹌地往外跑，因為那裡依然很危險。一邊跑一邊哭著喊著「老四，咱甚也不要了，就要你活著……」。（註）
由於擔心乘坐送煤到井上的電動軌道車有危險，他把弟弟一直背到了外面。當精疲力盡地將弟弟放在一個石台上，這時看到了弟弟的腿傷，從傷口看到了骨頭露著。他痛哭失聲，發瘋似地找來兩張舊報紙，又從別人處求得一盒火柴，跪在弟弟跟前，嗚咽著把報紙燒成灰，然後撮起報紙的熱灰，一把狠心摁進弟弟腿上的傷口，他弟弟哎呀叫了一聲。接著他把弟弟背到他們四個月在那裡住的一間破窯裡。他束手無策，看著弟弟痛苦的樣子，不知如何是好。醫院是不敢想的，連想的衝動都沒有，他想到了去找工頭。
高智晟找到了一個也是姓王的，正在躺著抽菸的老闆，告訴他說井下塌方了。他坐了起來，居然問的第一句話是，「還能出煤嗎？」「我弟弟腿被打斷啦！」高智晟大聲告訴他。可是，那個工頭竟然無動於衷。高智晟每天記錄兄弟倆的拉煤量，如果一噸一元錢的話，工頭必須至少要付三千元左右，加上弟弟的工傷，工頭和礦上也是有責任治療的。可是王老闆不僅分文不給，反而冷酷地把高智晟兄弟倆趕出了煤礦，荒唐的理由是說他們吃超了伙食費，並且還蠻橫地將他們倆僅有的一條從家裡帶出來的破被子扣留了，他們倆「唯一的一件財產亦被剝奪」！
「我們意外地得到了一頓飯，那是用南瓜、玉米麵擀成麵條的湯飯，那海碗有兩公斤重。我們吃得很香，一大碗熱飯，吃完了身上也感到了暖暖和和，我們吃飯的時候，那家人就悄悄地在一旁看著。— 高智晟」
高智晟被迫背著左腿被嚴重砸傷的弟弟離開了煤礦。路在何方，他的「心裡一片茫然」。走著走著，弟弟在他的背上嗚嗚地哭起來，「那嗚咽聲是那樣的無助、絕望」。不一會，他「也跟著哭了起來，兩個人的哭聲擰在一起，越哭越傷心，由嗚咽變成了嚎啕大哭」。邊走邊哭，他「幾乎是下意識地朝著車村方向走」。當走到一個距車村大約兩公里左右的地方，實在走不動了，他看到山上有一些窯洞，於是找了一孔沒有門窗的破土窯鑽了進去。「那破窯洞裡堆滿了柴草，幸運的是裡面還有個土炕。」他在土炕上鋪了些乾草，將弟弟小心地放在上面。他看著弟弟「臉上全是煤黑，只有兩道淚跡裡露出了臉上的皮膚，看了使人哀傷」。而他自己也一定是一樣的模樣。他後來告訴孩子們，「而我們身上則更髒，那種髒污程度可謂無可復加，因為我們沒有工作服。上班下班就那一套衣服，衣服一律成了煤的顏色。還有一種髒是肌膚上的髒，我們沒有洗澡的條件，礦上的井水是徹骨的冰冷，所以我們身上望上去像是泛著煤層」。
怎麼辦、怎麼辦？身上沒有一文錢，飢腸轆轆，下一頓飯在那裡？他「坐在地上緊張地盤算著，那種愁苦真是無以言表」。他想到了車村的二王，想著去討回這四個月的血汗錢，因為礦上的王工頭是二王的合夥人。他的天真遇到了二王的貪得無厭、冷酷無情。滿臉奸笑的二王始終不說一句話，無論高智晟如何與他論理論情。已經過了通常的晚飯時間，而弟弟一個人還在窯洞裡躺著，他趕緊返回。那天沒有月亮，窯洞裡面一片漆黑。「正義」，他叫著弟弟的名字。「三哥，怎麼樣？我的心裡老發慌，老怕有人欺負你」，弟弟答應道。黑暗裡，他的「眼淚撲簌簌地往下滴」，摸索著走到炕前摸了一下弟弟的額頭，謝天謝地，弟弟沒有發燒。他挨著弟弟坐在炕邊，摸到了弟弟的手緊緊地握住，「兄弟倆如此握著手的經歷還真是第一次」。弟弟「才十七歲的人，那隻手掌給人的感覺真像乾樹皮，這手經歷過怎樣的非人磨難」。兄弟倆沒有再說什麼，「只有兩雙手緊緊握在一起」。語言是蒼白無力的，無法描寫那時受難的兄弟倆埋在心底的情感，那是十個月來天天在一起相依為命、生死與共的親兄弟！弟弟依然有力的手給了他「實實在在的安慰」，只是他的心裡依然惴惴不安，畢竟弟弟受了重傷。兄弟倆心裡都清楚，晚飯是沒有了，但他們「並不徹底絕望，想著明天再想辦法吧」。高智晟一天「實在是累得精疲力竭了」，他要躺下休息了。
一定是兄弟倆的苦難和頑強意志感動了上帝。高智晟在家書中寫道，他感謝神，祂並沒有拋下他們不管。一會兒，他們忽然看到外面有燈光，而且，這燈的主人是衝著他們來了。「影影綽綽是一男一女倆人走了進來，男的挑著燈籠走在前面，兩人進來站定，那男人舉起燈籠，他們倆個人都低頭探看」，兄弟倆也默默地看著他們。原來，高智晟在去車村討薪前在周圍走了一圈，撿了一大塊破甕底，搬到窯洞裡給弟弟解大小便用。他在搬那破甕底時看到「不到一百米的地方住了一戶人家。與車村二王家的氣派的磚窯相比，這應是窮人家」。當時有一位三十多歲的女人遠遠地看著他，「臉上掛著不解的神色」。他想，一定是那家的男女主人了。
「娃娃，你們是那裡來的，住在這裡幹甚？」男人問道。「我們是下煤窯拉煤的，我弟弟腿被砸傷了，被困住了，在這裡住一晚上，明天就走」，高智晟心中不安地回答。大家聊了起來，原來這對夫妻原是四川人，就是下午他看到的那戶人家的主人，他們逃荒到這裡已經十幾年了，這孔破窯洞是他們住了一年多的家。聊了一會兒，夫婦倆走了，兄弟倆也就睡覺了。半小時左右，夫婦倆又進來了，一個八、九歲的小女孩在前面提著燈籠，夫婦倆每人手裡端了一個海碗（比正常吃飯的碗大很多的碗），說給他們「做了點飯，說是飯不好，但能填飽肚子」。肚子空空的兄弟倆，非常意外地吃到了當天的第二頓飯，「吃得很香，一大碗熱飯，吃完了身上也感到了暖暖和和」。
註：關於稱呼，高智晟出生時，有3個哥哥和一個姐姐。由於他老家的風俗習慣，女孩不被排行，故高智晟是「老四」。然而，二哥早年夭折後，他就「晉升」為「老三」。後來，高智晟有了一個弟弟和妹妹，而這唯一的弟弟被習慣地稱為「四弟」。在這一系列故事中，如果不是引用高智晟的原話的話，筆者用「弟弟」代替他習慣上叫的「四弟」。
（待續）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李樂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