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忽必烈，深知人才乃是治世之本，他選賢任能，還仿照中原漢制，制定了選拔、考核、監察官員的制度。此外，他如唐太宗一樣善於納諫，亦崇尚節儉。

人才乃是治世之本

忽必烈深知自己能夠一統天下，離不開身邊的謀士、賢臣，因此他充分意識到「用人」的重要性，明白「人才乃治之本」的道理。

早在藩邸時，忽必烈就效仿唐太宗，延攬了一批有才能之士，主要是儒生，來輔佐自己，比如赫赫有名的「金蓮川幕府」。他即大汗位後，亦多次下詔徵求人才，無論是聖賢之後、儒醫卜筮還是通曉天文曆數者和山林隱逸之士。心胸寬廣的忽必烈任人唯才，即只要有真才實學就可以，並不因民族和地域有所區分。在他所重用的人才中，有蒙古人、漢人、色目人、南人、西夏人、外國人等。

至於後人說忽必烈時期開始把人分為四等，推行民族歧視政策，是一種誤解。比如在忽必烈任用南人程鉅夫時，有大臣反對，理由是「鉅夫南人，且年少」，忽必烈回道：「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台院，必用南人。」同樣，在任用南宋宗室趙孟頫時，也有人反對，說他是南人，恐怕和元人不是一心，不應留在皇帝周圍，但忽必烈照常任用。

實際上，元朝並未特別制定什麼身分差別或等級制度，被當代研究者認為處於最下層的「南人」，也並未發現其遭受什麼殘酷虐待的事情，而被其視為「上等人」的蒙古人中亦有窮困潦倒者。雖然1314年重開科舉考試時區分了四類人的錄取名額，但這並不足以說明存在普遍的歧視。

忽必烈還知人善用，使得人才都可以發揮各自的長處。劉秉忠曾向他建議說：「明君用人，如大臣用材，隨其巨細長短，以施規矩繩墨。」如名儒許衡深通儒家經典，但卻缺乏治世經驗，忽必烈就沒有任用其為宰相，而是讓他負責管理教育等；阿合馬等善於理財，忽必烈就發揮其特長，任用其為宰相，負責理財。史家說忽必烈「度量恢弘，知人善任」是極為中肯的。

重視官吏選拔考核監察

重用人才的同時，忽必烈還非常重視各級官吏的選拔、考核和監察。

1264年還是蒙古大汗時，忽必烈就罷免諸侯世守，裁併路、府、州、縣官吏，推行遷轉法，把官吏的任免權收歸中央。

1277年，在忽必烈的詔准下，中書省頒布了《循行選法體例》，對隨朝官員、外任官員、隨朝吏員、外路吏員、匠官的流轉升遷等進行了具體規定。此外，除了樞密院、御史台和宣政院三大機構委任下屬官吏可以自行選拔上奏外，其它機構的官員均需通過中書省審查。官員升遷，從七品以下歸吏部主管，正七品以上由中書省負責，三品以上大員由皇帝決斷。

那麼普通人如何入仕呢？隋唐以來選拔官員的科舉制雖然在窩闊台時由漢化大臣耶律楚材提出，並得到了窩闊台的認可，但卻只在蒙古帝國統治下的淮河以北的中原地區推行，因此，無論是考試規模還是官方的重視程度都比較有限。窩闊台去世後，貴由、蒙哥期間，科舉考試制度始終沒有被全面推行下來。

到了忽必烈時期，儘管他接受諸位大臣建議，始終同意實行科舉選官制度，但因為種種原因，忽必烈時期並未推行科舉制，而主要是通過薦舉、特召、吏進和承蔭等幾種途徑選拔官員。

薦舉就是各級官員根據出身、品行、才能推舉人才出仕做官。中書省等高級官員及地方大員，都由皇帝任命勛貴、名門和儒吏出身的有才華的人擔任，其中很多來自貴族出身、人才雲集的怯薛軍。

此外，薦舉的人才可以來自各地學校。學校選拔的官吏在元朝比重不小。窩闊台曾令地方籌建學校。1261年，忽必烈令置各地學校官，專管各地學校教學。其學生畢業後，經州縣主官推薦、御史考核後，可任命為教師或吏員。

1269年，朝廷令各路設蒙古語學校，各路、府官員及民間子弟均有入學資格。學生從優參加翰林考試，可以充當學官或譯史（註：官吏名，從事筆譯）。1271年，忽必烈下詔在大都建蒙古國子學，生源限於蒙古人、漢人官員和怯薛的官員子弟。學生只要學有所得，通過學校考試，就有出仕資格。

1287年，朝廷設立國子學，學習內容主要為儒經。學生們通過國子學考試即可被授官。1289年，又設回回國子學，公卿大臣和富家子弟均可以入學，可任各部門譯史。有文才的童子可被地方舉薦入國子學。

此外，元代還設醫學、陰陽學專門學校以培育專業官吏。檔案顯示，忽必烈在位期間，蒙元王朝還建了2萬多所公共學校，讓所有兒童接受普通教育。

特召是皇帝下令徵召有特殊才能的人員，這延續了忽必烈在藩邸時四方徵召有才能人士的做法。如1281年下詔「求前代聖賢之後、儒醫卜筮、通曉天文曆數並山林隱逸之士」。

承蔭，顧名思義就是蒙古貴族和各族高官子弟可以通過世襲和蔭補的方式任職，一般採取嫡長子繼承制。如四怯薛的子孫永為宿衛長官；功臣、有軍功的軍官可蔭其有能力的子弟，亡故的軍官可由其子孫照章承襲；少數民族地區部分土官允許世襲。不過，忽必烈對此進行了嚴格的限制，且由於人數相對較少，對於官場影響很小。

吏進就是從各部門的吏員中提拔能幹之人，充實官員之位，這是忽必烈時期選官的主要途徑。而吏員的選拔和考核也有具體的規定，很多是仿照漢制。

通常情況下，想要到官衙做吏員的人要先參加考試，如果他們五經中通一經，或懂得算術，或擅寫文章、語言犀利，就可中選。對中選吏員每年都要進行考核，「以性行純謹、儒吏兼通者為上，才識明敏、吏事熟閒者次之，月日雖多、才能無取者不許呈貢。」這也意味著雖然沒有科舉考試，但那些希望當官吏之人還是要認真學習儒家文化的，而且要注意自己的德行修養。

只有考核被評為「上」和「次上」才有被推舉到上一級為吏的可能。忽必烈規定，每年各級官員都要向上級推薦吏員，供朝廷任用。吏員從縣經州、府做到路吏，然後被選入廉訪司，再經御史台或行台書吏升為省部吏，之後就可以出任六品或正七品官了。

對於官員的考核時間，忽必烈規定都城衙門和行省軍官，三十個月為一考，一考長一等。外任官員三年一考，一考進一階，或二考升一等、三考升二等。考核的標準包括當地戶口是否增長、田地是否增加、打官司事是否減少、盜賊是否匿跡和賦稅均平者這五事。五件事都做到了，自然官職升一等，五件事只辦好了三件，算是中等官員，按照正常程序升遷。五件事都沒有做到，那就只能被降官或貶謫了。

無論內外官員，滿「一考」後必須由所在機構提供一份類似鑑定的「解由」，內容包括官員的祖宗三代、年齡籍貫、姓氏民族、出身、入仕資歷、有無過錯、政績如何、何人保舉等。

除此而外，1262年，忽必烈還下詔「置簿立式」，專門記載官員政績等情況，後發展為「行止簿」。 行止簿和解由成為決定官員能否升遷的主要依據。

監察官吏 嚴懲貪腐

在對官員選拔考核的同時，忽必烈還注重對他們的監察力度。中央設置的御史台（簡稱中台）就是掌管糾察百官善惡和政治得失的所在，並直接監察山東、河北、河南等省官員；地方上則有監察東南諸省的江南諸道行御史台（簡稱南台）以及監察西南西北諸省的雲南諸路行御史台（簡稱西台）。它們之下還設置若干道提刑按察司，後改稱「肅政廉訪司」。如此一來，從中央到地方形成了垂直監察系統，可以不被地方行政機構干擾，切實發揮監察作用。

對於在提刑按察司任職的官員，朝廷也有規定，「按察司官有聲跡不好者，御史台體察，雖未任滿，許行奏代。」所謂奏代就是撤職查辦，另派人員接替。如此約束按察司官員，使他們不敢濫用權力，彈劾糾察必須公正公平。

為避免行賄受賄，朝廷規定：「今後省院六部諸衙門官吏，無故不得與求仕受命官員私同宴會，以通請謁。」而為了禁止地方官員魚肉百姓，亦規定不得讓家人仗勢經商牟利，不得放高利貸，同時「雖有政績，不許立碑。其先已建立者，若犯贓污，即令除毀。違者究治」。

對於官員玩忽職守、辦事不力的，亦「依理究治」。此外，忽必烈還鼓勵彈劾違法官員，「其有不顧權勢，彈劾非違及利國便民者，別議升除」。也就是說， 只要彈劾屬實，提出彈劾者的官職可獲得升遷，這對於那些意圖貪腐的官員算是一種制約。

善於納諫

忽必烈時常以歷史上的明君作為自己的榜樣，他欽佩的唐太宗就是一位善於納諫的千古帝王，而從忽必烈無論在藩邸還是在即汗位、一統天下後的所為看，他同樣是位廣開言路、接受大臣諫議的明君。

1268年，忽必烈正式設置御史台，任命塔察兒為御史大夫、張雄飛為侍御史。作為中央最高監察機關，御史也具有向皇帝諫言、糾正缺失的職責。忽必烈專門對塔察兒和張雄飛說：「卿等既為台官，職在直言，朕為汝君，苟所行未善，亦當極諫，況百官乎！汝宜知朕意。」

忽必烈曾多次與大臣們討論對歷史人物的看法，比如被唐太宗視為「鏡子」的魏徵。1277年的一天，大臣王思廉在給忽必烈講解《資治通鑑》時，說了魏徵犯顏直諫、長孫皇后從旁勸諫的故事。忽必烈聽後，讓王思廉將這個故事講給大臣以及後宮的皇后和嬪妃們，希望他們以魏徵和長孫皇后為榜樣，敢於進諫，而自己也要效仿唐太宗，虛心納諫。

為了讓大臣們敢於進諫，忽必烈有時也給予直言者以獎勵，比如，姚天福在朝廷上彈劾權臣，忽必烈特賜名「巴兒思」，認為他不畏強勢，猶如老虎。

受儒家文化影響的忽必烈意識到了「禮」的重要性，因此任用撒蠻負責監督宮廷人員的禮儀。一天，忽必烈近臣孛羅受命出宮辦事，因行走違背禮儀被撒蠻關了起來懲戒。忽必烈等了很長時間，不見孛羅回來，一問才知是被關了起來。他就找來撒蠻，讓他放出孛羅。撒蠻回道：「令自陛下出，陛下乃自違之，何以責臣下乎？」忽必烈於是不再過問，孛羅受到懲罰後才被放回。

南宋被滅後，忽必烈想把江南宋朝宗室及豪族大族遷到北方，大臣葉李對此諫言道：「宋已歸命，其民安於田裡。今無故聞徙，必將疑懼，萬一有奸人乘釁而起，非國之利也。」忽必烈遂打消了移民的念頭。

忽必烈曾說：「朕於廷臣有戇直忠言，未嘗不悅而受之；違忤者，亦未嘗加罪。蓋欲養忠直而退諛佞也。」忽必烈的態度也使忠直之臣敢於進言。

崇尚節儉

忽必烈重視理財的目的是為了國富民強，而在個人生活上，他崇尚節儉，提倡淳樸之風。大臣王惲曾在奏疏中說，忽必烈「臨御以來，躬行儉素，思復淳風……去金飾而朴鞍履」。

忽必烈從不穿戴貴重華麗衣帽，他還將自己穿過的衣服儲藏在箱子中，以教育後世子孫保持勤儉之風。史載，元朝第三個皇帝武宗曾與皇太后在大安閣設宴，看到閣中有故篋（註：舊箱子），便問宦官李邦寧這是做什麼用的。李邦寧回說是世祖儲藏裘帶的箱子：「臣聞有聖訓曰：『藏此以遺子孫，使見吾朴儉，可為華侈之戒。』」武宗於是下令打開箱子，並慨嘆說：「非卿言，朕安知之。」

當時有位宗王在旁，馬上說：「世祖雖神聖，然嗇於財。」李邦寧卻不同意，反駁道：「世祖一言，無不為後世法；一予奪，無不當功罪。且天下所入雖富，苟用不節，必致匱乏。自先朝以來，歲賦已不足用，又數會宗藩，資費無算，旦暮不給，必將橫斂掊怨，豈美事耶。」武宗和太后深以為然。

不僅律己甚嚴，忽必烈也常勸戒後宮后妃不要揮霍，而與忽必烈感情深厚的察必皇后也生性仁明、勤儉自律。她親率宮人用舊弓弦編織為衣，取羊臑皮縫為地毯，還在傳統的帽子上加了前檐以遮陽。

此外，忽必烈還在宮中移種了漠北草原特有的青草，並將其栽在皇宮前的石階梯下，還用欄杆將其圍起，起名為「思儉草」，以提醒後人要節儉，「思太祖創業艱難」。

《元史》中還記載，忽必烈下令宮中使用的蠟燭不需要彩繪，使用的馬鞍、靴子和箭簇等也不得以黃金為飾。1292年，回回人忽不木想要將大顆的珠子賣給忽必烈，忽必烈以其無用為由拒絕了。

參考資料：

《元史》

《忽必烈傳》

《忽必烈和他的世界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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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浩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