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媒體常常忽視中國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權經濟制度所隱藏的弱點。確實，記者和評論員們經常令人沮喪地將這些弱點描述為優勢。他們會懷著驚歎的心情描寫中共的宏偉工程——例如，幾英里長的高鐵，為宣傳目的而擺出的整齊的閱兵方陣或閃亮的火車頭，城市似乎一夜之間就發展起來了，到處都是一排排高層公寓樓和地鐵。

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觀察家們將這些龐大的建築工程與美國看似混亂和沒有重點的市場制度相比較，要麼建議美國模仿中共的做法，要麼恐懼地預測，中國在與美國的競爭中最終會取得勝利。

事實是，中共的宏大工程，儘管看起來令人印象深刻，但卻揭示了中央集權經濟制度走向失敗和浪費的大趨勢，它們更預示著這個制度的最終失敗，而不是勝利。

這種對中共的恭維和恐懼的報導中，最具諷刺意味的是，對於這種制度而言這種情況以前就發生，而關於中央集權制度的命運，歷史總是告訴我們與記者們不同的故事，兩個突出的例子就夠了。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許多來自歐美的記者和評論員，雖然反對蘇聯政權實行的政治和社會壓制，但卻對蘇聯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既欽佩又畏懼。

正如新一代記者對中國模式的態度，上一代的記者認為，蘇聯模式比他們自己的經濟所依賴的分散化的市場經濟，考慮得更周全、更有效，而且在調動國家資源、實現有限的關鍵經濟目標方面做得更好。1960年，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在聯合國說：「我們將埋葬你們。」（俄文原意是，社會主義終將戰勝資本主義）這些記者知道他說的是經濟生產，而不是核威脅，他們中的許多人傾向於同意赫魯曉夫的觀點。在閱讀了蘇聯經濟的介紹後，普通民眾也有同感。

20世紀80年代，蘇聯制度的失敗變得越加明顯，新一代的記者並不為來自莫斯科的失敗證據而氣餒，他們開始欽佩日本的中央集權控制和計劃。儘管日本模式與共產主義的相距甚遠，但日本的經濟是在經濟產業省（METI）自上而下的指導下運行的。

正如他們的前輩對蘇聯的觀感，新一代的記者對經濟產業省領導的體系的效率和深思熟慮，以及它在動員勞動力、資本和智力資源，以及選擇看似關鍵的目標方面的非凡能力，表達了敬畏和害怕。美國的許多思想家對日本的體制印象深刻，以至於比爾‧克林頓總統一上任，就敦促採取日本的做法，用他所說的「政府和企業之間的合作」取代商業的市場導向，這相當於自上而下的運作。

然而，這些制度都失敗了，因為計劃需要對未來的了解，而未來幾乎總是不同於計劃被作出來時的樣子。在努力「埋葬」美國和其它西方國家時，蘇聯組織起來生產鋼鐵和重型設備，就像那個時代一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側重於這類生產似乎完全合理。

這些都是當時的熱門產品，一直占據頭條新聞，西方記者對中央經濟計劃者選擇的目標幾乎沒有異議。但當蘇聯在鋼鐵和重型機械的生產上成功地超過美國時，世界已經轉向了塑料和以服務為導向的經濟結構。日本的規劃者做得好一些，他們對汽車的重視得到了回報。

但他們也選擇了那一時代的另一熱門產品。他們打算在相對簡單的芯片領域占據主導地位，並為此付出了大量的努力，他們也做到了，但成功的意義不大。那時，世界已經轉向微處理器。蘇聯和日本的努力都沒有達到目標，浪費了大量的人力、時間、金錢和資源。

當然，以市場為基礎的制度並不比政府或記者更擅於預測。商業規劃者往往是錯的，結果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浪費。市場的優勢不在於更大的預知力，而在於其努力多樣化的自然傾向。一些公司關注今天的頭條新聞；另一些公司則拒絕這樣做並堅持停留在過去；而還有一些公司，遵循某些特定的洞察力，追求完全不同的東西。那些停留在過去的公司最終會被淘汰，關注頭條新聞的公司能夠獲勝，但前提是他們能從那些頭條新聞中捕捉到未來的發展趨勢。那些走自己路的公司可能會失敗，但如果他們恰好遇上未來的需求，將大獲全勝，無論是對他們自己還是對整個經濟。

混合下注式的市場經濟從來沒有創造出為一個、兩個或六個目標，而調集國家的所有資源而產生的壯觀景象，但這種自然的多樣化努力，使經濟擺脫了一個錯誤的集中決定所帶來的巨大浪費，有更多的試驗空間，並使它更有可能在商業組合的某個地方，有人真的會抓住未來。

中國似乎無視市場化制度的優點，集中力量辦大事，瞄準當今的熱門目標。北京的「中國製造2025」計劃尋求在生物技術、人工智能、航空航天和電動汽車領域占據主導地位——所有這些都是今天商業頭條的重點。由於這種突出地位，記者們同意這種集中制，並擔心中共主導的後果。

中共可能會走運，時尚和技術的變化步伐可能會放緩，所以今天的集中制和所有致力於追求它的資源都會有回報。到那時，中共可能會超越美國，超過其不集中、針對性較差的做法。但是，如果世界在這十年的最後幾年轉向其它產品，那對這類產品的狂熱付出將會造成巨大的浪費。

一些人可能會認為，中國經濟過去取得巨大進步，中共政府在規劃方面比蘇聯、日本或無數走過這條路的不那麼突出的經濟體做得更好。當然，一切皆有可能，但已有的成功可能沒有看上去那麼適用。當中國開始長達數十年的經濟增長時，經濟還極其不發達。經濟計劃者毫不費力地就能確定發展經濟需要什麼，中國缺乏公路、港口、鐵路、住房和其它顯而易見的必需品。

當找出國家的經濟應該向何處發展並不困難時，這些努力有了巨大的回報。但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和複雜化，未來的發展方向變得越來越難以確定。中國的計劃者也因此開始犯越來越多的錯誤，出現了空城和通往無人區的高鐵，這些決策造成的浪費越發明顯。

這些失敗在中國經濟的債務遺留問題上表現得很明顯。宏大而又經常被誤導的努力，每一項都需要投資，因此造成了債務負擔。成功的項目有足夠的回報來償還債務。對於失敗的項目來說，債務責任依然存在。正是這種債務負擔顯示了近期的浪費。

可以肯定的是，北京限制了政府債券的發行——比華盛頓要好得多。但政府債務不足以顯示這種影響。失敗的項目帶來的財政遺留問題，取決於中國的省級和地方政府以及控制著中國大部分工業的國有企業。

要看到中共體制造成的錯誤，並與美國進行有效的比較，需要追蹤的債務是中央政府債務、省 （或州）和地方債務以及企業部門債務的組合。

計算結果令人信服，從2009年到2019年的十年間，中國的債務總額以每年23%的速度增長，遠遠超過名義上的8%的經濟增長率。這一差異提供了對自上而下的規劃者的錯誤所造成的浪費的粗略估計。

而美國在相同的10年裡，這一債務指標每年增長約5.6%，肯定高於名義上的平均4%的經濟增長率，但比中國的規模要小得多。

這些遺留問題的相對負擔，在相對於整體經濟的債務水平上是顯而易見的。在美國，這一未償還債務的總量略接近於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80%。在中國，這個數字接近220%。

儘管犯了種種錯誤和造成浪費，但中國還是繁榮發展了。取得的這些成就大部分是因為早期需要的方向是顯而易見的，現在這些方向已經不那麼明確了，中央集權體制將越來越容易出錯，給經濟帶來越來越大的負擔。那些把中國的成功歸因於其整合資源的能力的記者和評論員，沒有抓住要點，與日本和蘇聯一樣，這種模式是中國的弱點，而非優勢。

原文：When It Comes to China, Western Media Often Sees Economic Strength When There Is Weakness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作者簡介：

米爾頓‧埃茲拉蒂（Milton Ezrati）是美國《國家利益》雜誌的特約編輯、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分校人力資本研究中心的學者，也是總部在紐約的通信公司Vested的首席經濟學家。他的最新著作是《三十個明天：未來三十年的全球化、人口和我們的生活方式》（Thirty Tomorrows: The Next Three Decades of Globalization, Demographics, and How We Will Live）。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浩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