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脅迫性經濟政策」是中共實施「戰狼外交」的核心手段之一，而且非常放肆。這不，5月5日的G7外長會議公報剛剛批評中共「利用經濟影響力欺凌別國」，次日，中共國家發改委就發布關於無限期暫停中澳戰略經濟對話機制下一切活動的聲明，把2020年以來的中共對澳經濟脅迫 （economic coercion）推進到一個新階段。

中共對澳經濟脅迫表面看具有極大的有利條件。第一，根據澳大利亞統計局的數據，2009至2010年，中國超過日本，成為澳大利亞的主要出口目的地；在2014－2015年至2019－2020年的五年間，澳大利亞對中國的出口價值翻了一番，從750億澳元增加到1500億澳元。目前，中國是澳大利亞目前最大的進出口貿易夥伴。2020年中澳雙邊貨物貿易總額為2296.23億澳元，占澳大利亞對外貿易總額的比例高達35%，占澳大利亞GDP的12.47%。

第二，根據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大衛·烏倫（David Uren）的研究，「澳大利亞三分之一的出口沒有現實的替代市場，近五分之一的進口也沒有可行的替代來源，只能依賴中國。」

也就是說，澳大利亞經濟對中國產生了一定的依賴性。正是利用中澳貿易關係的這種不對稱性，中共得意洋洋的對澳實施經濟脅迫。自2020年5月以來，澳洲大麥、牛肉、銅、糖、龍蝦、木材、煤炭、瓶裝葡萄酒等等一系列產品的出口被中共商務部叫停或採取制裁措施。

中共自以為勝券在握。甚至，中共喉舌《環球時報》總編胡錫進一度說，澳大利亞就是沾在中國鞋底上的一塊口香糖； 而澳大利亞的《悉尼晨驅報》2020年11月18日報導，一名不具名的中共官員在堪培拉接受媒體採訪時，分享了一份來自中共駐澳大利亞大使館的文件，內容列舉了14項澳大利亞政府引起中共不滿的行為，其中其中包括2018年決定禁止華為參與5G招標，不承認中共在南海的主張，以及所謂的「肆意干涉香港、新疆和台灣問題」等等。

由此可見，中共對澳經濟脅迫，遠遠超越了經濟範疇，是要藉此使澳對中共全面屈服——這也是近年來中共「大周邊外交」的一個重要戰略目標。

但是，事實證明，中共又一次高估了自己，其對澳經濟脅迫基本上是失敗了。

首先，中共制裁對中澳貨物貿易總體上並無多大影響，反而傷及自身。

從澳洲對華出口產品分類上看，龍蝦、糖和葡萄酒等食品飲料類產品的出口出現了比較明顯的下降趨勢；煤炭、銅和原木等資源材料的對華出口呈V字形分布，從多到少再到多；而鐵礦石相對特殊，2020年對華出口量增長了7%，出口單據上漲了9%，導致出口總額增加了15%。

由此，就不難理解澳大利亞統計局（ABS）1月25日發布數據所顯示的情形：2020年澳大利亞對中國的總出口額達到1452億澳元，相比2019年的1484億澳元下降了2.16％，但這已經是自1988年ABS正式記錄中澳貿易數據以來僅次於2019年的第二高出口總額。

同時，澳洲積極尋求市場多元化，受中共制裁影響較大的相關商品逐漸找到替代市場，抵銷了失去中國市場的影響，如今整體出口額已經得到恢復。例如，澳洲向中國出口的大麥從2020年4月的1.3億美元，一個月內減至6400萬美元，導致當月向全球出口的大麥總額下跌至原來的40%；但今年2月，澳洲大麥的全球總出口量回升至1.9億美元，高於中共徵收關稅之前的數額。又如，澳洲煤炭的全球總出口量基本保持平穩，雖然出口到中國的煤炭從2020年5月的11億美元減少至今年2月的2200萬美元，但對日本、韓國、印度的出口量增加。

因此，雖然2020年澳出口總體減少了7%，進口總體減少了5%，全年GDP增速為-1.1%，經歷了約30年來首次的經濟衰退，但這主要是受疫情影響，並非源於中共制裁。而且，根據3月3日澳大利亞統計局發布的數據，2020年第三和第四季度澳大利亞經濟分別環比增長3.4%和3.1%，為六十多年來首次連續兩個季度增長超過3.0%，顯示澳經濟已走出衰退。

另一方面，中共對澳制裁卻導致大陸出現漲價潮和成本上升。比如，飼料用大麥價格罕見超過小麥，牛肉價格異常暴漲50%左右，其它食品價格也相應大漲；棉紗價格上漲30%，服裝價格隨之上漲；今年第一季度大陸全國煤電企業的電煤採購成本額外增加約470億人民幣，而2020年寒冬，全國多地停電、「拉閘限電」，輿論認為這與對澳洲煤炭的禁令有關。中共打澳洲，卻不想把自己也傷著了。

第二，面對中共經濟脅迫，澳洲不僅沒有屈服，反而越鬥越勇。

澳中政治關係自2017年起逆轉。2018年禁止華為參與建設澳洲5G網絡，2020年首個要求追查武漢肺炎病毒源頭等等，使中共非常惱火，於是公開對澳實施經濟脅迫（對超過200億美元的澳大利亞對華出口商品實施貿易禁令或增加關稅）。但澳大利亞並沒有像中共渴望的那樣退縮，反而在中共制裁面前，不斷出招。就以近期事例而言：

其一，4月21日，終止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與中共2019年10月簽署的「一帶一路」協議。悉尼科技大學澳中關係研究院院長羅震分析說，堪培拉本可以當2023年該協議到期時，以其它理由讓維州不再續約即可，為中共保留顏面。但堪培拉急於在這時立法（2020年12月通過新的《外國關係法案》，該法案賦予了聯邦否決州政府等各級政府、機構與外國簽訂協議的權力），一通過就急於執行叫停「一帶一路」，就是決定向中共宣示「無論在任何時候、任何事件、以任何方式，我們都不怕撕破臉，也不害怕中國的反應。」

其二，已經開始重新審查中國的嵐橋集團（Landbridge）租借達爾文港協議（2015年澳洲北領地政府以5.06億澳元的價格將達爾文港租給這家中國企業99年），考慮是否要強制讓中企放棄租賃權。

據《澳洲人報》報導，中方為從北領地政府租賃港口基礎設施而創建的澳洲嵐橋基礎設施公司（Landbridge Infrastructure Australia）一直未實現年度盈利，去年虧損4450萬澳元，是其迄今為止最大的年度虧損。澳媒質疑，嵐橋集團為何以超過5億澳元的價格購買資產，卻要忍受每年的至少3千多萬澳元的虧損。「除了利潤之外，還有什麼戰略上的重要考量？」（事實上，達爾文港是美國在印太地區的四大軍事基地之一，美國對這個租約一直持有異議。）

其三，澳大利亞已在為「台海爆發軍事衝突」做準備。澳國防部長達頓（Peter Dutton）在4月底在接受ABC節目採訪時表示，中共和台灣可能發生軍事衝突，「我認為不應該低估（台海發生衝突的可能性）。」澳大利亞內政部祕書長邁克·佩蘇（Mike Pezzullo）在一份信件中則稱，「戰鼓」聲正在越來越強，澳大利亞應做力所能及的一切保衛「寶貴的自由」；他還說，「戰爭很可能是愚蠢的，但是更愚蠢的是希冀著拒絕對戰爭進行思考和關注，就能遠離戰禍」，「澳大利亞必須做好準備，再次派遣戰士去戰鬥」。

澳大利亞聯邦政府的這些動作表明，其對中共沒有幻想和恐懼，有的是戰鬥精神。

結語

中共對澳經濟脅迫表面看至少具有三大優勢：第一，中國GDP超過澳洲十餘倍（2020年澳洲GDP約1.3萬億美元，中國為15.22萬億美元）；第二，澳洲對華一定程度的經濟依賴（從2015年到2020年間，澳對華貿易順差從147.4億美元上升到468.46億美元，中國提供的貿易順差已占到澳大利亞外貿總順差的八成）；第三，疫情重創澳洲。

但是，中共對澳經濟脅迫居然沒有占到多大便宜，這出了不少人的意料。事實上，另一方面，中共對澳經濟脅迫也是小心翼翼的，留有一些轉圜手段。

例如，拿這次「關於無限期暫停中澳戰略經濟對話機制下一切活動」的聲明來說：只是說「暫停」而不是「終止」；說是「無限期」，其實是隨時可以恢復，就是要看澳大利亞聯邦政府怎麼做；出面的國家發改委只是中央政府的一個職能部門。中共這樣做都是有用意的，是為自己留後手。

又如， 2015年簽署的中澳自由貿易協定，中共對澳是做了相當大的讓步的，迄今也沒見中共把這拿出來說事，威脅澳方。

從澳大利亞應對中共經濟脅迫，國際社會可以總結兩條寶貴經驗：第一，兩國經濟關係是相互依賴的，雖然實力地位可能相處懸殊，但寸有所長、尺有所短，無需畏懼；第二，中共色厲內荏、外強中乾、欺軟怕硬，在全球反制中共的大背景下，哪怕是中等國家甚至小國，運用智慧，完全有可能成功維護自身權益。

如果把這兩條經驗歸納為一句話，那就是一句眾所周知的名言：除了恐懼之外，我們一無所懼。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