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8日，執掌德國16年的默克爾與李克強共同主持第六輪中德政府磋商（視頻）。中德政府磋商機制自2011年成立，被稱為推動中德合作的「超級發動機」。不過，默克爾在她這最後一次主持的磋商會上，似乎想對中共進言，或為使自己的政治遺產更趨平衡，聲稱「開誠布公地討論棘手的問題」，也是夥伴關係的一個組成部分。

默克爾以香港為例，談到北京以所謂的國安法限制當地的政治自由。她對李克強表示，希望能夠「儘快恢復德中人權對話」（1999年建立，每年一次，但在2019年因為中共稱「缺乏對話氛圍」而未能舉行），「我們倆個人討論這個話題顯然是不夠的，應該由雙方的司法部長共同參與就這個話題進行深入的討論。」

雖然默克爾為中共加強對德、對歐盟關係貢獻頗大，但仍舊被打了臉。李克強使用公式語言，敦促柏林尊重北京的核心利益，平等對待，不干涉中（共）國內政。

這個打臉，揭示著多年來默克爾政府「以貿易促改變」對華政策的徹底失敗。默克爾可謂是「雙重失敗」：第一重失敗，默克爾在東德生活了三十多年，遺憾的是，對共產政權的本質仍未認清；第二重失敗，默克爾的對華政策，沒有改變中共，反而被中共玩於股掌之間，中共對德滲透之深與德對中共依賴之重，深刻影響著德國的戰略選擇。

現在，德國對華戰略的分歧非常嚴重。各界都在矚目默克爾之後的德國走向（默克爾總理任期今年期滿，不尋求連任）。4月20日，經過深夜投票後，默克爾所在的聯盟黨宣布參加今年大選的總理候選人為默克爾的忠實支持者拉捨特（Armin Laschet）。拉捨特曾拒絕在德國排除華為5G，而華為公司的歐洲總部就建在拉捨特任州長的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

雖然，目前聯盟黨是德國第一大黨，但其主要政治對手綠黨，在民調中僅落後聯盟黨幾個百分點，9月選舉鹿死誰手，現在還很難說。

綠黨候選人拜爾波克（Annalena Baerbock），外媒認為，她在對華、對俄外交政策上更加「鷹派」。有大陸媒體刊文稱，如果拉捨特挂帥的競選團隊無法接近或達到以往的輝煌，就可能出現德國歷史上首個以綠黨主導的聯合政府，屆時中德關係或許將迎來「冬天」。

退一步講，即使拉捨特能夠出任德國總理，德國國內形勢和世界局勢的發展，也難以容許他繼續維持默克爾的對華政策了。這主要有三個原因。

第一，德國政界的一個共識，如德國社會民主黨外交政策發言人施密德（Nils Schmid）所說，「我們需要真正的對華外交政策，不只是一個商業導向政策。」

我們知道，德國對中共的認識是「三元論」，即中（共）國是德國和歐盟在經濟科技與全球問題中的夥伴、競爭者，制度層面上的對手；但這個「三元論」既有內在矛盾，又遭中共戰狼外交的重擊，轉變是遲早的事，問題只在於轉變時間的快慢。

事實上，中德之間的戰略分歧也不是不突出。這裡舉三個例子。其一，去年捷克參議院議長訪問台灣，中共大發雷霆，中德外長會晤時，德國外長馬斯（Heiko Maas）要求中共不要動輒擺出威脅的架子，「對於這樣的行為進行恫嚇，我們完全無法接受。在外交和安全領域，我們同歐盟夥伴國家團結一致」。

其二，去年9月，推出印度洋-太平洋地區外交和貿易指導方針，尋求在安全領域增強其在亞洲的存在，重點是與日本加強防務合作，例如今年3月22日，雙方簽署《情報保護協定》（兩個技術大國之間可交換軍事、網絡安全等機密以及反恐情報）；4月13日，兩國首次舉行外長和防長「2+2」會談（視頻），德國將於8月派出一所護衛艦巡航亞太，並與日本舉行聯合海上演習。

其三，中德經濟、科技競爭加劇。對此，《華爾街日報》去年9月18日刊發題為「中德兩國何以從昔日夥伴變為如今對手？」的文章，指幾十年來德國與中國在經濟上捆綁的非正式夥伴關係正在瓦解，隨著中國這個亞洲巨頭的強勢回歸，這對德國乃至整個歐洲在疫情後的復甦構成了威脅。

第二，歐盟對華戰略正在進行深刻調整，德國必須穩妥處理其與歐盟其它國家的政策分歧，才能發揮自己的領導力。

二戰以來的歷史表明，雖然德國對歐盟有決定性的影響力，但是，德國只能是歐洲的德國，歐洲不會變成德國的歐洲。

擁有27個成員國的歐盟，面對中共的全面滲透和威逼利誘，再加上協調一致決策機制所帶來的難度，居然於今年3月22日，在「六四」之後首次對中共實施制裁，這不能不說是歐盟對華政策的一個轉折點。這個轉折點，體現的是歐洲的主流民意，和對走向美中兩極對抗的國際戰略格局的順應。

經濟捆綁是中共對付歐盟的主要手段。可即使就經濟層面而言，歐盟對中共也難以再忍耐下去了。例如，4月25日，歐盟執行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在提交至歐洲理事會（European Council）的一份有關中國的報告中，抨擊中共轉向獨裁和違背經濟上的承諾，對歐中關係越來越悲觀。同時，歐盟委員會正研擬法案，希望制止外國國有企業借著大流行病導致的經濟衰退，大肆併購歐洲企業，並得以對違規企業施以罰款或合併禁令。這是面對中共經濟威脅，所作出的新一波應對行動。

德國是有個性（例如，無視歐盟反對，繼續建設「北溪2號」以引進俄羅斯天然氣），但是，如果歐盟主流是選擇對抗中共的話，德國也很難獨自實施綏靖政策。舉例而言，德國是主導了中歐《全面投資協定》的達成，而一種強有力的觀點（法國《觀點》週刊最近發表的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和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研究院Philippe Le Corre的分析文章）則是，「我們必須希望，中歐投資協定開啟了一場相關辯論（有關中國與民主問題），而不是為其划上了一個句號。」

第三，德國不可能跳出美歐對華政策協調的大框架。

2020年中美開打新冷戰，德國與中國的關係卻不斷升溫，甚至被稱為「中德合作走上快車道」。同時，德美關係卻在惡化。例如，2020年6月28日，德國外長馬斯對德新社說，德美關係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化，雖然同美國的聯盟關係在經濟、國防和安全方面具有重要意義，但是已經惡化的美德關係再無法恢復到從前的狀態。

對此，大陸媒體有文章稱「默克爾強行挑戰美國」，甚至提中德美三角關係。但是，這類觀點如果不是別有用心，就是誇大其辭。就如同德國離不開歐盟一樣，德國也離不開美國。德美之間有矛盾，再怎麼吵架，也還是一家人，大西洋聯盟是拆不開的，特別是當中共、俄羅斯還在旁邊搞事的時候。

事實上，包括德國在內的歐美對華政策協調早就存在。跨大西洋涉華對話機制始於2001年，最初以非官方層面的接觸為主。2005年5月，時任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索拉納訪問華盛頓，其間與時任美國國務卿賴斯舉行會晤，這被認為是跨大西洋涉華對話機制正式啟動的標誌；同年11月，美歐再次舉行關於中國和亞洲問題的戰略對話。之後，由於美國外交重點轉向，跨大西洋涉華對話機制逐漸被置於非官方層面且不是十分活躍。

川普就任美國總統後，對華政策進行著歷史性轉折，中共成為美國最有威脅的敵手。同時，歐盟也在調整對華政策，以2019年歐盟委員會發布《歐盟—中國：戰略展望》為標誌，美歐加快對表，不約而同地將中國列為戰略競爭者、體系或制度性對手，以及一些關鍵性安全領域（如信息安全、科技安全等）的首要或重要威脅，將價值觀、「中國威脅」問題納入跨大西洋安全議程。

2020年6月，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建議啟動跨大西洋對華政策對話，得到美國的積極回應；2020年10月，博雷利和時任美國國務卿蓬佩奧通過電話會晤，討論了在跨大西洋夥伴關係中一系列雙方共同關心的問題，尤其是中國問題。會晤期間，歐盟對外行動署和美國國務院就中國問題展開了雙邊對話。

今年3月24日，美國務卿布林肯到訪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參加北約外長會議並與歐委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和博雷利先後舉行了會談。布林肯在與博雷利會後發表聯合聲明，宣布重啟美歐中國對話。

從以上事實可知，作為歐盟、西方世界的一個重要國家，德國不可能獨立於美國、西方世界之外，自行其是。德美兩國存在一些具體矛盾和利益衝突，但根子上還是連在一起的。中共如果想去瓦解德美聯盟，那就是發高燒了。

綜上所述，德國對中共的綏靖政策是有其限度的，默克爾時期真的就要結束了。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李明心）